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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南宋陈埴对“让天下”有自己的理解。《木钟集》卷1云：“使不偕逃，亦自足以造周，故又言以天下让。”他认为孔子将泰伯和周文王一样称为至德，说明如果泰伯即位，也能缔造一个周王朝出来，从这种意义上说，他是让出了天下。所以他又说：“周之得天下来历，自泰伯之让始。”泰伯让位，周就开始得天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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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也有学者冷静地认为所谓的“让天下”，只是后人的追述，在当时并不是真的让出了天下。洪迈说：“稷躬稼而有天下，泰伯三以天下让，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皆以子孙之事追言之。是时稷始封于邰，古公方邑于梁山之下，文王才有岐周之地，未得云天下也。禹未尝躬稼，因稷而称之。”[169]在宋代，很少有人能够这样客观地理解，并且用文字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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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泰伯的“三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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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在《论语·泰伯》篇中说泰伯是“三以天下让”，这句话成为三千年来的美谈。至于孔子这里所指，究竟是一让天下还是让了三次，或是这个“三”有另外的理解，从汉朝以来学术界是有不少看法的[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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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孙盛《周泰伯三让论》曰：“孔子曰：泰伯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郑玄以为托采药而行，一让也；不奔，二让也；断发文身，三让也。”由此看来，较早对“三让”按实数进行探索的是汉代的经学大家郑玄，这种看法对后人影响很大。就拿这个孙盛来说，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不同于郑玄的“三让”，说：“称三让者，其在古公至文王乎，周之王业显于亶父，受命于昌，泰伯元览，弃太子之位，一让也。假托逊遁，受不赴丧之高，潜推大美，二让也。无嗣而养仲雍之子以为己后，是深思远虑，令周嗣在昌，天人叶从，四海悠悠，无复纤介疑惑，三让也。凡此三者，帝王之业。”[171]至于这种说法的依据，看来只是孙盛自己推理而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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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江熙《论语集解》中提到时人的“三让”有两种看法，后来梁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卷4引用了这两种说法：“一云泰伯少弟季历，生子文王昌，昌有圣德，泰伯知其必有天下，故欲令传国于季历以及文王，因太王病，托采药于吴越，不反。太王薨而季历立，一让也。季历薨而文王立，二让也。文王薨而武王立，于此遂有天下，是为三让也。又一云太王病而托采药，出生不事之以礼，一让也。太王薨而不反，使季历主丧，死不之以礼，二让也。断发文身示不可用，使季历主祭礼，不祭之以礼，三让也。”唐代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对此也作了引述，说明这两种观点当时有不少人是认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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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这样一个文化极为发达的时代，人们当然不会忽略这个问题，而且也不会只是恪守前人的观点而不作一些推进，所以讨论异常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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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下《事志》说：“泰伯三以天下逊……《吴越春秋》云：‘古公病将卒，令季历归国于太伯，而三逊不受。’盖孔子称三逊者，著其实也。……王季尝归国于太伯，而泰伯不受，不为虚言也。”认为三让的确是事实。因为古公死的时候是想让季历把王位归于太伯的，只是太伯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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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家程颢在解释孔子的这段话时说：“泰伯知王季之贤，必能开基成王业，故为天下而三让之，言其公也。三让者，不立一也，逃之二也，文身三也。”他的“三让”与前代略有不同，但总体上与郑玄的观点比较接近。程颐也说：“泰伯之让，……不立一让也，逃之二让也，文身三让也。”[172]兄弟两人的观点完全一致。二程的说法为不少宋朝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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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溪在《石鼓论语答问》卷中赞同二程的看法，认为三让根本不是让了三次天下。他说《史记》中泰伯知古公欲立季历而亡去荆蛮，断发文身，“却不曾见他三让”。如果泰伯“迁延退让至于再三，百姓亦自得而称矣”，与孔子的话就有矛盾了。如果泰伯当初“不立、不逃去，若逃去不断发文身，亦恐未免有顾恋意思”，所以程氏的“三让”解释应该是比较准确的。他认为泰伯是不可能预先知道“文王之圣可以得天下而让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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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虽和二程的看法不完全一样，但比较接近。如钱时《融堂四书管见》卷4的解释是：“三让，先儒谓固让也；或曰逃荆蛮一也，文身断发示不立二也，并仲雍而去之三也。”与二程的观点是大同小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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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不少人与二程的观点不同，如刘敞在《七经小传》卷下中说：“所谓三以天下让者，言自窜荆吴以让季历也。所以让季历者，以季历有昌也；所以贵昌者，以昌有发也。泰伯见季历既仁，而文、武又圣，知天之意方大启周室，必有天下，故默焉而逃。是泰伯让仁人者一，让圣人者二，故曰三以天下让也。”按他的意思，所谓“三让”是泰伯让了三个人，即让位给了仁人季历和圣人周文王、周武王。这种观点，比较新颖，别拘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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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是不认同按“三”的实数进行理解的。他在《四书或问》卷13中说：“古人辞让，以三为节。一辞为礼辞，再辞为固辞，三辞为终辞。故古注至是，但言三让，而不解其目也。今必求其事以实之，则亦无所据矣。”他认为古人以三为节，泰伯三让只是表示他辞让的决心，但并不是说他让了三次，如果要一一对应具体事实，那是没有依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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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朱熹持相同意见的人不少。如郑汝谐在《论语意原》卷2中说：“三，言逊之之笃，不必泥其数。”只是表达辞让的诚恳而已。此外，如真德秀在《西山读书记》卷34中，对朱熹的观点是赞成有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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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泰伯的“至德”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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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至于什么叫至德，历代人们所处的角度不同，具体认识上也是各不相同。宋代的学者对此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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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认为至德主要指泰伯远离家乡，把王位让给了季历。郑汝谐《论语意原》卷2说：“泰伯之逃，太王尚在位也。泰伯知季历之有圣子，足以大周家之业，乃断发文身示不复用。又虑其以次而立仲雍也，则与之俱奔，使季历之立若出于当然，太王、季历皆无可议。世亦不知泰伯之逊以天下。非至德而何?”泰伯的至德，就是不但自己让位，而且还让仲雍一起让，让太王和季历感到十分自然，这种境界才叫至德。刘敞《七经小传》卷下对至德也进行了阐述：“辞一国之适，离逃窜之名，以自弃于蛮夷，往而不反，求仁得仁者也。故曰可谓至德矣。”他认为至德就是指泰伯不辞而别离开了舒适的家乡，背负了逃窜的名声，来到南方蛮夷之地，再也不回北方了，在南方开辟了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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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颐对泰伯的“至德”提到了一个政治高度，他说：“泰伯之让，非为其弟也，为天下也。其事深远，故民不能识而称之，而圣人谓之至德。”他认为不能狭义地只从把王位让给其弟来说事，而应该站在得天下的高度来认识，老百姓是只看到表面的让而不知让的真实内涵，只有圣人能认识到这一点，所以称他为至德。这一点为朱熹所继承，而且更有所发挥。他在《四书或问》卷13中说，普通人看到了泰伯的礼让，“但见其让国而已”，而不知道泰伯是最后将周国让给了周文王和周武王，因为文、武王最后夺得了天下，所以泰伯的让“是以天下让也”。称他为至德，主要是指：“让之为德既美矣，至于三，则其让诚矣。以天下让，则其所让大矣。而又能隐晦其迹，使民无得而称焉，则其让也非有为名之累矣，此其德所以为至极，而不可以有加也。”因为是诚心地让了天下，隐居到南方，根本不是为了自己的名声，所以这种礼是德之“至极”，再往上就没有了，所以称为“至德”，是道德标准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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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人认为至德就是至公，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公心。张栻《癸巳论语解》卷4认为：“以君之元子而弃宗国，以逃身本中夏而从夷狄之为，不亦冒先王之大禁欤?而泰伯安然行之，非圣人，孰能明其为至德也。至德，谓德之至也。泰伯知文王有圣德，天之所命，当使天下被其泽，故致国于王季，为文王也。故曰以天下让，言其至公之心，为天下而让也。”程颐、朱熹论“至德”着重于“让天下”，而张栻落实在“公心”上，从政治伦理的角度来看待“至德”精神，在观点上还是比较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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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祥道的观点比较质朴，他认为泰伯的让天下，不为了自己有任何好处，也不想得到好名声，这就叫至德。在《论语全解》中，他说：“不累于厚利，故三以天下让；不累于名高，故民无得而称，此所以为至德。太伯之让则国也，三以天下让者，以文王之圣，有得天下之道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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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埴《木钟集》卷1说：“太王有翦商之志，又以王季生圣子，意欲立之，而事迹未见。泰伯窃窥此意，故逃之。盖其处父子兄弟之变，而欲全天性之恩。处商周兴亡之际，而欲全君臣之义，其事皆类夷齐而泯其迹，所以为至德。”所谓至德，是指泰伯“全天性之恩”，“全君臣之义”，而且又悄悄地不让他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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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有人更是用《周易》的阴阳学说来解释“至德”精神。项安世《周易玩辞》的“至哉坤元”条说：“孔子以文王、泰伯为至德，皆以其能顺也。乾以纯阳，为万物之祖，其大莫加焉。而坤之六爻，皆能随其数而耦之。乾之所至坤，亦至焉。此可谓孝子顺孙矣，可不谓至德乎！”认为至德是“万物之祖”，用现在的话说，“至德”是最高境界的伦理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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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关“废长立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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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一般认为“立嫡以长”，但太王将王位传给了小儿子季历以及孙子昌，不过文王、武王后来夺得了政权，所以一般人认为太王的决定是很英明有远见的，太伯、仲雍两人是很高尚的，是历代立嫡不以长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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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并不是每个宋朝人都是这样看的。有人就提出：“太王有废长立少之意，非礼也。泰伯又探其邪志而成之，至于父死不赴，伤毁发肤，皆非贤者之事。就使必于让国而为之，则亦过而不合于中庸之德矣。其为至德何耶?”对太王不立长子有看法，对泰伯明知太王有“邪志”却反而“成之”，认为这不是“至德”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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