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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9061 东晋江熙《论语集解》中提到时人的“三让”有两种看法,后来梁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卷4引用了这两种说法:“一云泰伯少弟季历,生子文王昌,昌有圣德,泰伯知其必有天下,故欲令传国于季历以及文王,因太王病,托采药于吴越,不反。太王薨而季历立,一让也。季历薨而文王立,二让也。文王薨而武王立,于此遂有天下,是为三让也。又一云太王病而托采药,出生不事之以礼,一让也。太王薨而不反,使季历主丧,死不之以礼,二让也。断发文身示不可用,使季历主祭礼,不祭之以礼,三让也。”唐代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对此也作了引述,说明这两种观点当时有不少人是认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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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9063 在宋代这样一个文化极为发达的时代,人们当然不会忽略这个问题,而且也不会只是恪守前人的观点而不作一些推进,所以讨论异常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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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9065 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下《事志》说:“泰伯三以天下逊……《吴越春秋》云:‘古公病将卒,令季历归国于太伯,而三逊不受。’盖孔子称三逊者,著其实也。……王季尝归国于太伯,而泰伯不受,不为虚言也。”认为三让的确是事实。因为古公死的时候是想让季历把王位归于太伯的,只是太伯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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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9067 理学家程颢在解释孔子的这段话时说:“泰伯知王季之贤,必能开基成王业,故为天下而三让之,言其公也。三让者,不立一也,逃之二也,文身三也。”他的“三让”与前代略有不同,但总体上与郑玄的观点比较接近。程颐也说:“泰伯之让,……不立一让也,逃之二让也,文身三让也。”[172]兄弟两人的观点完全一致。二程的说法为不少宋朝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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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9069 戴溪在《石鼓论语答问》卷中赞同二程的看法,认为三让根本不是让了三次天下。他说《史记》中泰伯知古公欲立季历而亡去荆蛮,断发文身,“却不曾见他三让”。如果泰伯“迁延退让至于再三,百姓亦自得而称矣”,与孔子的话就有矛盾了。如果泰伯当初“不立、不逃去,若逃去不断发文身,亦恐未免有顾恋意思”,所以程氏的“三让”解释应该是比较准确的。他认为泰伯是不可能预先知道“文王之圣可以得天下而让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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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9071 有人虽和二程的看法不完全一样,但比较接近。如钱时《融堂四书管见》卷4的解释是:“三让,先儒谓固让也;或曰逃荆蛮一也,文身断发示不立二也,并仲雍而去之三也。”与二程的观点是大同小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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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9073 也有不少人与二程的观点不同,如刘敞在《七经小传》卷下中说:“所谓三以天下让者,言自窜荆吴以让季历也。所以让季历者,以季历有昌也;所以贵昌者,以昌有发也。泰伯见季历既仁,而文、武又圣,知天之意方大启周室,必有天下,故默焉而逃。是泰伯让仁人者一,让圣人者二,故曰三以天下让也。”按他的意思,所谓“三让”是泰伯让了三个人,即让位给了仁人季历和圣人周文王、周武王。这种观点,比较新颖,别拘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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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9075 朱熹是不认同按“三”的实数进行理解的。他在《四书或问》卷13中说:“古人辞让,以三为节。一辞为礼辞,再辞为固辞,三辞为终辞。故古注至是,但言三让,而不解其目也。今必求其事以实之,则亦无所据矣。”他认为古人以三为节,泰伯三让只是表示他辞让的决心,但并不是说他让了三次,如果要一一对应具体事实,那是没有依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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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9077 与朱熹持相同意见的人不少。如郑汝谐在《论语意原》卷2中说:“三,言逊之之笃,不必泥其数。”只是表达辞让的诚恳而已。此外,如真德秀在《西山读书记》卷34中,对朱熹的观点是赞成有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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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9079 3.泰伯的“至德”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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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9081 孔子说:“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至于什么叫至德,历代人们所处的角度不同,具体认识上也是各不相同。宋代的学者对此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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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9083 一些人认为至德主要指泰伯远离家乡,把王位让给了季历。郑汝谐《论语意原》卷2说:“泰伯之逃,太王尚在位也。泰伯知季历之有圣子,足以大周家之业,乃断发文身示不复用。又虑其以次而立仲雍也,则与之俱奔,使季历之立若出于当然,太王、季历皆无可议。世亦不知泰伯之逊以天下。非至德而何?”泰伯的至德,就是不但自己让位,而且还让仲雍一起让,让太王和季历感到十分自然,这种境界才叫至德。刘敞《七经小传》卷下对至德也进行了阐述:“辞一国之适,离逃窜之名,以自弃于蛮夷,往而不反,求仁得仁者也。故曰可谓至德矣。”他认为至德就是指泰伯不辞而别离开了舒适的家乡,背负了逃窜的名声,来到南方蛮夷之地,再也不回北方了,在南方开辟了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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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9085 程颐对泰伯的“至德”提到了一个政治高度,他说:“泰伯之让,非为其弟也,为天下也。其事深远,故民不能识而称之,而圣人谓之至德。”他认为不能狭义地只从把王位让给其弟来说事,而应该站在得天下的高度来认识,老百姓是只看到表面的让而不知让的真实内涵,只有圣人能认识到这一点,所以称他为至德。这一点为朱熹所继承,而且更有所发挥。他在《四书或问》卷13中说,普通人看到了泰伯的礼让,“但见其让国而已”,而不知道泰伯是最后将周国让给了周文王和周武王,因为文、武王最后夺得了天下,所以泰伯的让“是以天下让也”。称他为至德,主要是指:“让之为德既美矣,至于三,则其让诚矣。以天下让,则其所让大矣。而又能隐晦其迹,使民无得而称焉,则其让也非有为名之累矣,此其德所以为至极,而不可以有加也。”因为是诚心地让了天下,隐居到南方,根本不是为了自己的名声,所以这种礼是德之“至极”,再往上就没有了,所以称为“至德”,是道德标准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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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9087 也有人认为至德就是至公,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公心。张栻《癸巳论语解》卷4认为:“以君之元子而弃宗国,以逃身本中夏而从夷狄之为,不亦冒先王之大禁欤?而泰伯安然行之,非圣人,孰能明其为至德也。至德,谓德之至也。泰伯知文王有圣德,天之所命,当使天下被其泽,故致国于王季,为文王也。故曰以天下让,言其至公之心,为天下而让也。”程颐、朱熹论“至德”着重于“让天下”,而张栻落实在“公心”上,从政治伦理的角度来看待“至德”精神,在观点上还是比较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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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9089 陈祥道的观点比较质朴,他认为泰伯的让天下,不为了自己有任何好处,也不想得到好名声,这就叫至德。在《论语全解》中,他说:“不累于厚利,故三以天下让;不累于名高,故民无得而称,此所以为至德。太伯之让则国也,三以天下让者,以文王之圣,有得天下之道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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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9091 陈埴《木钟集》卷1说:“太王有翦商之志,又以王季生圣子,意欲立之,而事迹未见。泰伯窃窥此意,故逃之。盖其处父子兄弟之变,而欲全天性之恩。处商周兴亡之际,而欲全君臣之义,其事皆类夷齐而泯其迹,所以为至德。”所谓至德,是指泰伯“全天性之恩”,“全君臣之义”,而且又悄悄地不让他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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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9093 南宋有人更是用《周易》的阴阳学说来解释“至德”精神。项安世《周易玩辞》的“至哉坤元”条说:“孔子以文王、泰伯为至德,皆以其能顺也。乾以纯阳,为万物之祖,其大莫加焉。而坤之六爻,皆能随其数而耦之。乾之所至坤,亦至焉。此可谓孝子顺孙矣,可不谓至德乎!”认为至德是“万物之祖”,用现在的话说,“至德”是最高境界的伦理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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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9095 4.有关“废长立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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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9097 中国古代一般认为“立嫡以长”,但太王将王位传给了小儿子季历以及孙子昌,不过文王、武王后来夺得了政权,所以一般人认为太王的决定是很英明有远见的,太伯、仲雍两人是很高尚的,是历代立嫡不以长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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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9099 不过,并不是每个宋朝人都是这样看的。有人就提出:“太王有废长立少之意,非礼也。泰伯又探其邪志而成之,至于父死不赴,伤毁发肤,皆非贤者之事。就使必于让国而为之,则亦过而不合于中庸之德矣。其为至德何耶?”对太王不立长子有看法,对泰伯明知太王有“邪志”却反而“成之”,认为这不是“至德”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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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9101 朱熹《四书或问》卷13对这种看法进行了批驳。他认为太王和太伯的举动都很符合礼义:“太王之欲立贤子圣孙,为其道足以济天下,而非有爱憎之间、利欲之私也。是以泰伯去之而不为狷,王季受之而不为贪。父死不赴,伤毁发肤,而不为不孝,盖处君臣父子之变,而不失乎中庸。”他指出这样做就是至德的表现,并不违反中庸之道。他认为泰伯从道德层面上说是达到了最高境界,但他没有像周文王那样有得到天下的能力:“泰伯固为至德,然恐非文王之伦也。使其德业果与文王不异,则太王之欲立季历,乃邪心矣。”太王古公之所以将国位传给季历再传给昌,这是从得天下的公心来统盘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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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9103 有人还对古公亶父在泰伯让位一事上的心态进行了细节的描绘。如林岊《毛诗讲义》卷7《大王论》说:“太王仁人也,不与狄人争地以战,恐残民于锋镝,去豳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古公“深知子孙之帝度帝谓也。伯与季均吾子也,伯长宜立,顾吾季而有圣子也”,对为什么要废长立少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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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9105 古公不立长而立少,与王季本人的素质有关。《程氏经说》卷4说:“太伯虽不为人君,然其为与王季相须,皆周家之事。王季之治能对天,而由太伯与之固,故云‘自太伯王季’也。‘维此王季,因心则友’,又述其事也。因心者,出其天性也,言王季天性友爱其兄,故其兄贤之而让之国,卒受天命,兴王业之笃,厚周家之福庆,又成其兄让德之光显也。”程子在讲到泰伯让位时引用了《诗经·大雅·皇矣》,着重说了古公决定不立长而立小,其实与季历本人的天性有关,不只是因为他有个儿子昌的关系。真德秀《大学衍义》卷8也是持这种观点,认为:“臣按王季之友泰伯也,盖其因心之本然,非以其让己而后友之也。昆弟至情出于天性,岂有所为而为之乎?使泰伯未尝有让国之事,王季之所以友之者,亦若是而也。夫王季之友,不过尽其事兄之道耳,岂有心于求福哉。”不立嫡而立少,就是因为王季自身有着较高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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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9107 古公不立泰伯立季历,宋人认为还有历史意义。刘恕《通鉴外纪》卷5从“让天下之至德也”这一泰伯的故事来评价春秋时期晋国的执政大夫赵衰之妻赵姬,认为自己的弟弟赵盾比自己的三个儿子更为贤能,让赵衰立赵盾为嫡子,让三个儿子侍奉赵盾。她“不以贤才为尚,屈身庶孽,以成赵宗”。他强调“赵姬知人而让,可谓贤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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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49109 《通鉴》卷191司马光谈到唐太宗和李建成的关系时说:“立嫡以长,礼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隐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势逼,必不相容。向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隐太子有泰伯之贤,太宗有子臧之节,则乱何自而生矣。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发,然后应之,如此则事非获已,犹为愈也。”他认为从唐高祖到李建成、唐太宗,都没有像古公和泰伯、季历那样的明、贤、节,所以造成了王位交接中出现了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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