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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江熙《论语集解》中提到时人的“三让”有两种看法，后来梁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卷4引用了这两种说法：“一云泰伯少弟季历，生子文王昌，昌有圣德，泰伯知其必有天下，故欲令传国于季历以及文王，因太王病，托采药于吴越，不反。太王薨而季历立，一让也。季历薨而文王立，二让也。文王薨而武王立，于此遂有天下，是为三让也。又一云太王病而托采药，出生不事之以礼，一让也。太王薨而不反，使季历主丧，死不之以礼，二让也。断发文身示不可用，使季历主祭礼，不祭之以礼，三让也。”唐代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对此也作了引述，说明这两种观点当时有不少人是认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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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这样一个文化极为发达的时代，人们当然不会忽略这个问题，而且也不会只是恪守前人的观点而不作一些推进，所以讨论异常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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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下《事志》说：“泰伯三以天下逊……《吴越春秋》云：‘古公病将卒，令季历归国于太伯，而三逊不受。’盖孔子称三逊者，著其实也。……王季尝归国于太伯，而泰伯不受，不为虚言也。”认为三让的确是事实。因为古公死的时候是想让季历把王位归于太伯的，只是太伯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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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家程颢在解释孔子的这段话时说：“泰伯知王季之贤，必能开基成王业，故为天下而三让之，言其公也。三让者，不立一也，逃之二也，文身三也。”他的“三让”与前代略有不同，但总体上与郑玄的观点比较接近。程颐也说：“泰伯之让，……不立一让也，逃之二让也，文身三让也。”[172]兄弟两人的观点完全一致。二程的说法为不少宋朝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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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溪在《石鼓论语答问》卷中赞同二程的看法，认为三让根本不是让了三次天下。他说《史记》中泰伯知古公欲立季历而亡去荆蛮，断发文身，“却不曾见他三让”。如果泰伯“迁延退让至于再三，百姓亦自得而称矣”，与孔子的话就有矛盾了。如果泰伯当初“不立、不逃去，若逃去不断发文身，亦恐未免有顾恋意思”，所以程氏的“三让”解释应该是比较准确的。他认为泰伯是不可能预先知道“文王之圣可以得天下而让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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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虽和二程的看法不完全一样，但比较接近。如钱时《融堂四书管见》卷4的解释是：“三让，先儒谓固让也；或曰逃荆蛮一也，文身断发示不立二也，并仲雍而去之三也。”与二程的观点是大同小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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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不少人与二程的观点不同，如刘敞在《七经小传》卷下中说：“所谓三以天下让者，言自窜荆吴以让季历也。所以让季历者，以季历有昌也；所以贵昌者，以昌有发也。泰伯见季历既仁，而文、武又圣，知天之意方大启周室，必有天下，故默焉而逃。是泰伯让仁人者一，让圣人者二，故曰三以天下让也。”按他的意思，所谓“三让”是泰伯让了三个人，即让位给了仁人季历和圣人周文王、周武王。这种观点，比较新颖，别拘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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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是不认同按“三”的实数进行理解的。他在《四书或问》卷13中说：“古人辞让，以三为节。一辞为礼辞，再辞为固辞，三辞为终辞。故古注至是，但言三让，而不解其目也。今必求其事以实之，则亦无所据矣。”他认为古人以三为节，泰伯三让只是表示他辞让的决心，但并不是说他让了三次，如果要一一对应具体事实，那是没有依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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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朱熹持相同意见的人不少。如郑汝谐在《论语意原》卷2中说：“三，言逊之之笃，不必泥其数。”只是表达辞让的诚恳而已。此外，如真德秀在《西山读书记》卷34中，对朱熹的观点是赞成有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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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泰伯的“至德”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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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至于什么叫至德，历代人们所处的角度不同，具体认识上也是各不相同。宋代的学者对此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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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认为至德主要指泰伯远离家乡，把王位让给了季历。郑汝谐《论语意原》卷2说：“泰伯之逃，太王尚在位也。泰伯知季历之有圣子，足以大周家之业，乃断发文身示不复用。又虑其以次而立仲雍也，则与之俱奔，使季历之立若出于当然，太王、季历皆无可议。世亦不知泰伯之逊以天下。非至德而何?”泰伯的至德，就是不但自己让位，而且还让仲雍一起让，让太王和季历感到十分自然，这种境界才叫至德。刘敞《七经小传》卷下对至德也进行了阐述：“辞一国之适，离逃窜之名，以自弃于蛮夷，往而不反，求仁得仁者也。故曰可谓至德矣。”他认为至德就是指泰伯不辞而别离开了舒适的家乡，背负了逃窜的名声，来到南方蛮夷之地，再也不回北方了，在南方开辟了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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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颐对泰伯的“至德”提到了一个政治高度，他说：“泰伯之让，非为其弟也，为天下也。其事深远，故民不能识而称之，而圣人谓之至德。”他认为不能狭义地只从把王位让给其弟来说事，而应该站在得天下的高度来认识，老百姓是只看到表面的让而不知让的真实内涵，只有圣人能认识到这一点，所以称他为至德。这一点为朱熹所继承，而且更有所发挥。他在《四书或问》卷13中说，普通人看到了泰伯的礼让，“但见其让国而已”，而不知道泰伯是最后将周国让给了周文王和周武王，因为文、武王最后夺得了天下，所以泰伯的让“是以天下让也”。称他为至德，主要是指：“让之为德既美矣，至于三，则其让诚矣。以天下让，则其所让大矣。而又能隐晦其迹，使民无得而称焉，则其让也非有为名之累矣，此其德所以为至极，而不可以有加也。”因为是诚心地让了天下，隐居到南方，根本不是为了自己的名声，所以这种礼是德之“至极”，再往上就没有了，所以称为“至德”，是道德标准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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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人认为至德就是至公，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公心。张栻《癸巳论语解》卷4认为：“以君之元子而弃宗国，以逃身本中夏而从夷狄之为，不亦冒先王之大禁欤?而泰伯安然行之，非圣人，孰能明其为至德也。至德，谓德之至也。泰伯知文王有圣德，天之所命，当使天下被其泽，故致国于王季，为文王也。故曰以天下让，言其至公之心，为天下而让也。”程颐、朱熹论“至德”着重于“让天下”，而张栻落实在“公心”上，从政治伦理的角度来看待“至德”精神，在观点上还是比较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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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祥道的观点比较质朴，他认为泰伯的让天下，不为了自己有任何好处，也不想得到好名声，这就叫至德。在《论语全解》中，他说：“不累于厚利，故三以天下让；不累于名高，故民无得而称，此所以为至德。太伯之让则国也，三以天下让者，以文王之圣，有得天下之道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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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埴《木钟集》卷1说：“太王有翦商之志，又以王季生圣子，意欲立之，而事迹未见。泰伯窃窥此意，故逃之。盖其处父子兄弟之变，而欲全天性之恩。处商周兴亡之际，而欲全君臣之义，其事皆类夷齐而泯其迹，所以为至德。”所谓至德，是指泰伯“全天性之恩”，“全君臣之义”，而且又悄悄地不让他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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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有人更是用《周易》的阴阳学说来解释“至德”精神。项安世《周易玩辞》的“至哉坤元”条说：“孔子以文王、泰伯为至德，皆以其能顺也。乾以纯阳，为万物之祖，其大莫加焉。而坤之六爻，皆能随其数而耦之。乾之所至坤，亦至焉。此可谓孝子顺孙矣，可不谓至德乎！”认为至德是“万物之祖”，用现在的话说，“至德”是最高境界的伦理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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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关“废长立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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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一般认为“立嫡以长”，但太王将王位传给了小儿子季历以及孙子昌，不过文王、武王后来夺得了政权，所以一般人认为太王的决定是很英明有远见的，太伯、仲雍两人是很高尚的，是历代立嫡不以长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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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并不是每个宋朝人都是这样看的。有人就提出：“太王有废长立少之意，非礼也。泰伯又探其邪志而成之，至于父死不赴，伤毁发肤，皆非贤者之事。就使必于让国而为之，则亦过而不合于中庸之德矣。其为至德何耶?”对太王不立长子有看法，对泰伯明知太王有“邪志”却反而“成之”，认为这不是“至德”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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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四书或问》卷13对这种看法进行了批驳。他认为太王和太伯的举动都很符合礼义：“太王之欲立贤子圣孙，为其道足以济天下，而非有爱憎之间、利欲之私也。是以泰伯去之而不为狷，王季受之而不为贪。父死不赴，伤毁发肤，而不为不孝，盖处君臣父子之变，而不失乎中庸。”他指出这样做就是至德的表现，并不违反中庸之道。他认为泰伯从道德层面上说是达到了最高境界，但他没有像周文王那样有得到天下的能力：“泰伯固为至德，然恐非文王之伦也。使其德业果与文王不异，则太王之欲立季历，乃邪心矣。”太王古公之所以将国位传给季历再传给昌，这是从得天下的公心来统盘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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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还对古公亶父在泰伯让位一事上的心态进行了细节的描绘。如林岊《毛诗讲义》卷7《大王论》说：“太王仁人也，不与狄人争地以战，恐残民于锋镝，去豳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古公“深知子孙之帝度帝谓也。伯与季均吾子也，伯长宜立，顾吾季而有圣子也”，对为什么要废长立少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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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公不立长而立少，与王季本人的素质有关。《程氏经说》卷4说：“太伯虽不为人君，然其为与王季相须，皆周家之事。王季之治能对天，而由太伯与之固，故云‘自太伯王季’也。‘维此王季，因心则友’，又述其事也。因心者，出其天性也，言王季天性友爱其兄，故其兄贤之而让之国，卒受天命，兴王业之笃，厚周家之福庆，又成其兄让德之光显也。”程子在讲到泰伯让位时引用了《诗经·大雅·皇矣》，着重说了古公决定不立长而立小，其实与季历本人的天性有关，不只是因为他有个儿子昌的关系。真德秀《大学衍义》卷8也是持这种观点，认为：“臣按王季之友泰伯也，盖其因心之本然，非以其让己而后友之也。昆弟至情出于天性，岂有所为而为之乎?使泰伯未尝有让国之事，王季之所以友之者，亦若是而也。夫王季之友，不过尽其事兄之道耳，岂有心于求福哉。”不立嫡而立少，就是因为王季自身有着较高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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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公不立泰伯立季历，宋人认为还有历史意义。刘恕《通鉴外纪》卷5从“让天下之至德也”这一泰伯的故事来评价春秋时期晋国的执政大夫赵衰之妻赵姬，认为自己的弟弟赵盾比自己的三个儿子更为贤能，让赵衰立赵盾为嫡子，让三个儿子侍奉赵盾。她“不以贤才为尚，屈身庶孽，以成赵宗”。他强调“赵姬知人而让，可谓贤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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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鉴》卷191司马光谈到唐太宗和李建成的关系时说：“立嫡以长，礼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隐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势逼，必不相容。向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隐太子有泰伯之贤，太宗有子臧之节，则乱何自而生矣。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发，然后应之，如此则事非获已，犹为愈也。”他认为从唐高祖到李建成、唐太宗，都没有像古公和泰伯、季历那样的明、贤、节，所以造成了王位交接中出现了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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