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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地居民之法，在营建新都时易，而因旧则难，以新都一切皆出新构，无毁旧之足惜；又地皆在官，易于措置也。晋、南北朝之世，在官廛里，似已不如汉代之多，故赐宅之事较少，【53】如裴子野之藉官地以造宅者，不多见也。亭传亦已芜废，故行旅或一时无宅者，不复能如汉世之藉寓，而多以佛寺为栖托之所，【54】如李翥，晚节贫无居宅，寄止佛寺；（见《北史·李义深传》。）侯景平后，萧大圜归建康，寓居善觉佛寺是也。（参看本章第六节，及《秦汉史》第十七章第四节。）好兴土木者虽多，然皆徒为私计，罕能为地方为人民计者。《梁书·良吏传》：何远在官，好开途巷，修葺墙屋。民居，市里，城隍，厩库，所过若营家焉。此等人不易多矣。【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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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造之事者，历代各有其职。《宋书·百官志》云：材官将军一人，司马一人，主工匠土木之事。汉左右校令其任也。魏右校又置材官校尉，主天下材木事。晋江左改材官校尉曰材官将军。又罢左校令。令材官隶尚书起部及领军。此南朝司空之职也。《北齐书·高隆之传》：领营构大将军，京邑制造，莫不由之。《周书·窦炽传》：宣帝营建东京，以炽为京洛营作大监，宫苑制度，皆取决焉。此皆随事设职。受任之人，亦颇有克举其职者。蒋少游事，已见第二十章第二节。《南史·崔祖思传》言：少游之至，祖思从弟元祖欲留之，上不从，少游果图画而归。《魏书·李业兴传》言：迁邺之始，起部郎中辛术奏曰：“今皇居徙御，百度创始。营构一兴，必宜中制。上则宪章前代，下则模写洛京。今邺都虽旧，基址毁灭；又图记参差，事宜审定。臣虽曰职司，学不稽古。国家大事，非敢专之。通直散骑常侍李业兴，硕学通儒，博闻多识。万门千户，所宜访询。今就求之，披图按记，考定是非。参古杂今，折中为制。召画工并所须调度，具造新图，申奏取定。庶经始之日，执事无疑。”诏从之。则当时司营造者，已能先立图样，【56】按图从事矣。高隆之之为营搆大将军也，史称其增筑南城，周回二十五里。以漳水近于帝城，起长堤以防泛溢之患。又凿渠引漳水周流城郭，造治碾硙，并有利于时。可谓颇有缔造之才。《魏书》言王遇性巧，强于部分。世宗初，兼将作大匠。北都方山、灵泉道俗居宇，及文明大后墓园、大极殿及东西两堂内外诸门制度，皆遇监作。虽年在耆老，朝夕不倦，跨鞍驱驰，与少壮者均其劳逸。此亦强干之材。然使此等人主持工事，往往易媚上而虐下，亦不可不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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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家功力，往往为私人所占用。如《南史·恩幸·綦母珍之传》言：帝给珍之宅，宅边又有空宅，从取、并取，辄令材官营作，不关诏旨，其一事也。晋武帝为王沈、鲁芝立宅，皆使军人；文惠大子起苑东田，亦役宫中将吏，（见第十章第一节。）似能以兵代民役，然劳民之时卒多。【57】《魏书·成淹传》云：于时宫殿初搆，经始务广。兵民运材，日有万计。伊、洛流澌，苦于厉涉。淹遂启求都水造浮航。高祖赏纳之。合高允谏高宗之语观之，而知运转之弊已探，构造之艰，可勿论矣。而于劳民逞志之外，又或为嬖车而役民，如《赵修传》言：修以罪徙之后，“家宅作徒，即仰停罢”是也，其厉民亦可谓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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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屋固多版筑，即城郭之作，用砖石者亦少，【58】李崇谓洛都城隍阙砖石之工是也。然砖石之工，亦不必较版筑为固。《宋书·臧质传》言：虏攻盱眙，以冲车攻城，城土坚密，每至，颓落不过数升。此阿利蒸土筑城，所由自诩其固也。（见第六章第九节。）《齐书·州郡志》言：宋自淮北没虏，青州寄治郁州。刘善明为刺史，以海中易固，不峻城雉，累石为之，可见石城转不逮版筑之坚已。其用力则当较版筑为省。《南史·梁宗室传》：长沙王业，历位南兖州刺史，运私米僦人作甓以砌城，武帝善之，盖亦以其劳民者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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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城之修筑，凡有数期。大抵北边安静时，无事于此，如清代是也。有大敌时，亦无事于此，以其不能恃此以御之也，如汉、唐之世，匈奴、突厥方张之时是也。惟有小小寇贼，释之不可，防之不胜其劳，则长城之修筑急焉。五胡乱后，北方较大之部落，多已侵入中国，所遗皆零星小部。诸胡侵入中国后，浸失其轻悍之风，向之好侵扰人者，今转虑人之侵扰，而修筑长城之事起矣。【59】《魏书·本纪》：明元帝泰常八年二月，筑长城于长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余里，备置戍卫。《天象志》云：以备蠕蠕也。是为魏修长城之始。大武帝真君七年六月，发司、幽、定、冀四州十万人筑畿上塞围，起上谷，西至于河，广袤皆千里。（九年二月乃罢。）其时盖吴声势方盛，盖虑蠕蠕乘机入塞，故以是防之也。大武屡出塞击敌，于长城相须尚不甚殷，至孝文迁洛以后，而情势又异矣。其时高闾上表曰：“北狄悍愚，同于禽兽。所长者野战，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夺其所长，则虽众不能成患，虽来不能内逼。六镇势分，倍众不斗，互相围逼，难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赵灵、秦始，长城是筑，汉之孝武，踵其前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杰，所以同此役者，非智术之不长，兵众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其理宜然故也。今宜依故，于六镇之北筑长城，以御北虏。虽有暂劳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如其一成，惠及百世。即于要害，往往开门。造小城于其侧。因地却敌，多置弓弩。狄来，有城可守，有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无获，草尽则走，终必惩艾。宜发近州武勇四万人，及京师二万人，合六万为武士，于苑内立征北大将军府。七月，发六部兵六万人，各备戎作之具。敕台北诸屯仓库，随近作米，俱送北镇。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领，与六镇之兵，直至碛南，扬威漠北。狄若来拒，与之决战。若其不来，然后散分其地，以筑长城。计六镇之地，不过千里，若一夫一月之功，当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万人三百里，则千里之地，强弱相兼，计十万人，一月必就。运粮一月，不足为多。人怀永逸，劳而无怨。计筑长城，其利有五罢游防之苦，一也。北部放牧，无抄掠之患，二也。登城观敌，以逸待劳，三也。省境防之虞，息无时之备，四也。岁常游运，永得不匮，五也。”宣武帝正始元年九月，有告蠕蠕率十二万骑，六道并进，欲直趋沃野、怀朔，南寇恒、代。诏源怀以本官加使持节、侍中，出据北蕃，指授规略。随须征发。诸所处分，皆以便宜从事。怀至云中，蠕蠕亡遁。怀旋至恒、代，案视诸镇左右要害之地，可以筑城置戍之处，皆量其高下，揣其厚薄，及储粮、积仗之宜，犬牙相救之势，凡表五十八条。《表》曰：“蠕蠕不羁，自古而尔。游魂鸟集，水草为家。中国患者，皆斯类耳。历代驱逐，莫之能制。虽北拓榆中，远临瀚海，而智臣勇将，力算俱竭，胡人远遁，中国以疲。于时贤哲，思造化之至理，推生民之习业，量夫中夏粒食邑居之民，蚕衣儒步之士，荒表茹毛饮血之类，鸟宿禽居之徒，亲校短长，因宜防制，知城郭之固，暂劳永逸。代表诸蕃，比因高车外叛，寻遭旱俭，戎马甲兵，十分阙八。去岁复镇阴山，庶事荡尽。遣尚书郎中韩贞、宋世量等检行要险，防遏形便。谓准旧镇，东西相望，令形势相接，筑城置戍，分兵要害，观农积粟，警急之日，随便翦讨。如此，则威形增广，兵势亦盛。且北方沙漠，夏乏水草，时有小泉，不济大众。脱有非意，要待秋冬，因云而动。若至冬日，冰沙凝厉，游骑之寇，终不敢攻城，亦不敢越城南出。如此，北方无忧矣。”《怀传》云：“世宗从之，今北镇诸戍东西九城是也。”案魏于六镇，所集兵力甚厚，而仍不能无藉于长城，可见长城之于备御，为用甚宏。故至南北朝之末，东西分争，北戎是惧，而其功愈亟。孝静帝武定元年八月，齐神武命于肆州北山筑城，西自马陵戍，东至土隥，四十日罢。明年十月，复上言：幽、安、定三州，北接奚、蠕蠕，请于险要修立城戍以防之。躬自临履，莫不严固。（皆见《北齐书·神武纪》。）文宣天保三年、六年、八年修筑长城，已见第十四章第二节。与其事者，有元景安、赵郡王叡、卢询祖、张纂、阳斐等，皆见《北齐书》本传。后主天统中，斛律羡为幽州刺史，以北虏屡犯边，须备不虞，自库堆戍东拒于海，随山屈曲，二千余里，其间二百里中，凡有险要，或斩山作城，或断谷起障，并置立戍逻五十余所。周宣帝大象元年六月，发山东诸州民修长城。（《于翼传》云：大象初，诏翼巡长城，立亭障。西自雁门，东至碣石，创新改旧，咸得其要。）凡以防侵轶而省戍逻也。隋文帝开皇元年四月，发稽胡修筑长城，二旬而罢。（所发者为南汾州胡，见《韦冲传》。）三年三月，城榆关。《长孙晟传》云：开皇元年，摄图曰：“我周家亲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复何面目见可贺敦乎？”因与高宝宁攻陷临榆镇，约诸面部落，谋共南侵。高祖新立，由是大惧。修筑长城，发兵屯北境。命阴寿镇幽州，虞庆则镇并州，屯兵数万人，以为之备。（《突厥传》云：高祖受禅，待之甚薄，北夷大怨。会营州刺史高宝宁作乱，沙钵略与之合军，攻陷临渝镇。上敕缘边修保障、峻长城以备之。仍命重将，出镇幽、并。）《崔仲方传》云：高祖受禅，令发丁三万，于朔方、灵武筑长城，东至黄河，西拒绥州，南至勃出岭，绵亘七百里。明年，上复令仲方发丁十五万，于朔方已东缘边险要筑数十城，以遏胡寇。此时之情势，尚与周、齐时无异。其后突厥因乱，为中国所绥服，故六年二月，发丁男十一万，七年二月，发丁男十万余修筑长城之后，（皆二旬而罢。）遂无复劳役焉。及炀帝世，乃复有修筑之举。大业三年六月，帝幸榆林，朝启民。七月，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一旬而罢，史言其死者十五六。四年三月，幸五原，因出塞巡长城。七月，发丁男二十余万筑长城，自榆林谷而东。《五行志》言其时百姓失业，道殣相望焉。此时中国全盛，欲绥服突厥，自有其长驾远驭之规，初不必劳民以事修筑。《宇文恺传》言：长城之役，诏恺规度，恺固善为侈大，以逢君之恶者。而贺若弼、宇文、高颎，皆于是时见杀，苏威亦于是时免官。诸臣之获罪，夫固别有其由。然《弼传》云：弼以飨启民大侈，与颎、等私议得失，为人所奏伏诛。《传》云：言长城之役，幸非急务，有人奏之，竟坐诛死。《颎传》云：时帝遇启民可汗恩礼过厚，颎谓大府卿何稠曰：“此虏颇知中国虚实，恐为后患。”复谓观王雄曰：“近来朝廷，殊无纲纪。”有人奏之。帝以为谤讪朝政，于是下诏诛之。《威传》云：颎、弼等之诛，威坐与相连免官。则诸人之获罪亦不能谓与修筑长城，全无关系。盖徒慕为侈大之规，而于实际有无裨益，则初非所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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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齐］陶卧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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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地而坐之风，此时盖几绝，故义宣之败，入南郡空廨，无床，席地至旦，史记之，以为罕有之事，（见《宋书》本传。）而胡床尤盛行。【60】《晋书·戴若思传》言：若思少好游侠，遇陆机赴洛，船装甚盛，遂与其徒掠之。若思登岸据胡床，指麾同旅。《张重华传》言：谢艾与麻秋战，下车据胡床，指挥处分。《秃发利鹿孤载记》：吕纂来伐，使傉檀拒之。纂士卒精锐，进度三堆，三军扰惧。傉檀下马据胡床而坐，众心乃安。《梁书·杨公则传》：大军至新林，公则自越城移屯领军府垒北楼，与南掖门相对。尝登楼望战，城中遥见麾盖，纵神锋弩射之，矢贯胡床。《韦放传》：高祖遣曹仲宗等攻涡阳，又以放为明威将军，帅师会之。魏大将费穆帅众奄至。放军营未立，麾下止有三百余人。众请放突去。放厉声曰：“今日惟有死耳。”乃免胄下马，据胡床处分。于是士皆殊死战。魏军遂退。放逐北至涡阳。《王僧辩传》：围陆纳于长沙。僧辩出坐垄上。贼党吴藏、李贤明等率锐卒千人奄出，蒙楯直进，径趋僧辩。带甲从者，止百余人。僧辩尚据胡床，不为之动。《南史·梁本纪》：袁粲之据石头，黄回与之通谋。皇考闻难作，率家兵据朱雀桥。回觇人还告曰：“朱雀桥南一长者，英威毅然，坐胡床南向。”回曰：“萧顺之也。”遂不敢出。《柳世隆传》：沈攸之先大军下，住白螺州，坐胡床以望其军，有自骄色。是虽军旅之际，亦恒携胡床也。是时众人共处，胡床盖惟尊者据之。故齐武帝在东宫宠张景真，拜陵还，景真白服乘画舴艋坐胡床，观者咸疑是大子。（《南史·荀伯玉传》。）魏孝武帝与齐神武搆衅，使温子昇草敕，子昇逡巡未敢，帝据胡床拔剑作色。（《北齐书·神武纪》。）然此特体制所限，苟其不然，则几于无不用之者。张镜与客谈，颜延之取胡床坐听。（《南史·张裕传》。）刘献游诣故人，惟一门生持胡床随后，主人未通，便坐问答，可谓造次不离矣。《魏书·裴叔业传》：叔业兄子粲，为胶州刺史，属时亢旱，士民劝令祷于海神。粲惮违众心，乃为祈请。直据胡床，举杯而言曰：“仆白君。”左右曰：“前后例皆拜谒。”粲曰：“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安有方伯而致礼海神也？”卒不肯拜。然则虽祀神，犹携胡床以行矣。《晋书·王猛传》：猛少贫贱，以粥畚为业。尝货畚于洛阳。乃有一人，贵买其畚，而云无直。自言家去此不远，可随我取直。猛利其贵而从之。行不觉远，忽至深山。见一父老，须发皓然，踞胡床而坐。左右十许人。有一人引猛进拜之。父老曰：“王公何缘拜也？”乃十倍偿畚直，遣人送之。猛既出，顾视，乃嵩高山也。《隋书·尒朱敞传》：（彦伯子。）齐神武韩陵之捷，尽诛尒朱氏。敞小，随母养于宫中。及年十二，自窦而走。至于大街，见童儿群戏者。敞解所着绮罗金翠之服，易衣而遁。追骑寻至。初不识敞，便执绮衣儿。比究问知非，会日已暮，由是得免。遂入一村，见长孙氏踞胡床而坐，敞再拜求哀。长孙氏愍之，藏于复壁三年，乃资而遣之。此二事均不足信，然可见时人之所想象，虽深山僻壤，亦有胡床也。《晋书·五行志》谓泰始后中国相尚用胡床，（见第一节。）信不诬矣。《通鉴》胡三省《注》曰：“胡床，即今之交床。隋恶胡字，改曰交床，今之交倚是也。”（梁武帝大通元年。）今日举国皆用桌椅之风，实成于是时，此亦中外文化交相融洽之一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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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葬 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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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葬之弊，至秦、汉之世而大著，故自后汉以来，薄葬稍成为舆论。至魏武、文二帝，乃大革其弊。【61】晋世亦因仍之。《晋书·礼志》云：“魏武豫自制送终衣服四箧，题识其上，春、秋、冬、夏，日有不讳，随时以敛。金、珥、珠、玉、铜、铁之物，一不得送。文帝遵奉，无所增加。及受禅，刻金玺追加尊号，不敢开埏，乃为石室，藏玺埏首，以示陵中无金银诸物也。汉礼明器甚多，自是皆省之矣。魏文帝黄初三年，又自作终制，曰：寿陵因山为体，无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此诏藏之宗庙，副在尚书、秘书、三府。明帝亦遵奉之。明帝性虽崇奢，然未遽营陵墓之制也。宣帝豫自于首阳山为土藏，不坟不树。作顾命终制，敛以时服，不设明器。（《本纪》又云：后终者不得合葬。）景、文皆遵奉成命，无所加焉。景帝崩，丧事制度，又依宣帝故事。武帝泰始四年，文明王皇后崩，将合葬，开崇阳陵，使大尉司马望奉祭进皇帝密玺绶于便房神坐。魏氏金玺，此又俭矣。江左元、明崇俭，且百度草创，山陵奉终，省约备矣。”案江左惟元帝葬其子琅邪悼王焕，颇失之侈，（焕年仅二岁。）事见《晋书》本传。又《江逌传》：穆帝崩，山陵将用宝器，逌谏曰：“宣皇顾命终制，山陵不设明器，以贻后则，景帝奉遵遗制。逮文明皇后崩，武皇帝亦承前制，无所施设，惟脯糒之奠，瓦器而已。昔康皇帝玄宫，始用宝剑、金舄。此盖大妃罔己之情，实违先旨累世之法。今外欲以为故事。臣请述先旨，停此二物。”书奏，从之。则康帝之葬，亦稍违礼，此外无以泰侈闻者。南朝淫侈之主虽多，亦未闻有厚葬之事。不可谓非经验所积，自然之革进也。又《晋书·武帝纪》：泰始二年十月，诏曰：“昔舜葬苍梧，农不易亩；禹葬成纪，（《宋书·礼志》作会稽。市不改肆。）上惟祖考清简之旨，所徙陵十里内居人，动为烦扰，一切停之。”其后宋宣大后陵，虽移徙禁内坟瘗，然给其葬直，蠲复家丁，亦与前代之肆行扰累者异也。（见《宋书·明帝纪》泰始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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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僭伪诸国，其葬有颇侈者。如刘曜之葬其父妻，（见第五章第一节。）慕容熙之葬其妻是也。见第六章第八节。《吕纂载记》言：即序胡安据盗发张骏墓，得真珠簏、琉璃榼、白玉樽、赤玉箫、紫玉笛、珊瑚鞭、马脑钟，水陆奇珍，不可胜纪，则张氏之葬亦颇侈。盖由地接西域，多宝物使然。后魏文明后以侈靡称，然其葬尚未甚泰，（《后传》载孝文帝诏曰：“山陵之节，亦有成命。内则方丈，外裁揜坎。脱于孝子之心，有所不尽者，室中可二丈，坟不得过三十余步。今以山陵万世所仰，复广为六十步。其幽房大小，棺椁质约，不设明器，至于素帐、缦、茵，瓷瓦之物，亦皆不置，此则遵先志，从册命”云云。）而胡灵后葬其父母甚侈，则以其智识又不及文明后也。（见《魏书·外戚传》。）魏、周、齐三朝，周人于中国之文化，最能了解，故其葬亦最俭，观周明帝、武帝遗命可知。胡人处中国，多有自疑之心，乃为虚葬之法。《晋书·石勒载记》言：勒母王氏死，潜窆山谷，莫详其所。既而备九牢之礼，虚葬于襄国城南。勒死，亦夜瘗山谷，莫知其所。备文物虚葬，号高平陵。《慕容德载记》云：德死，夜为十余棺，分出四门，潜葬山谷，竟不知其尸之所在。《宋书·索虏传》云：死则潜埋，无坟陇处所。至于葬送，皆虚设棺柩，立冢椁。然则虚葬实为诸胡成法矣。齐神武之死，亦潜凿成安鼓山石窟佛寺之旁为穴，纳其柩而塞之，杀其群匠。及齐之亡也，一匠之子知之，发石取金而逃。（《通鉴》梁武帝大清元年。）欺人自欺，究何益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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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礼志》云：“古无墓祭之礼。汉承秦，皆有园寝。魏武葬高陵，有司依汉立陵上祭殿。至文帝黄初三年，乃诏曰：先帝躬履节俭，遗诏省约。子以述父为孝，臣以继事为忠。古不墓祭，皆设于庙。高陵上殿皆毁坏，车马还厩，衣服藏府，以从先帝俭德之志。文帝自作终制，又曰：寿陵无立寝殿，造园邑。自后园邑、寝殿遂绝。齐王在位九年，始一谒高平陵，而曹爽诛，其后遂废，终于魏世。及宣帝遗诏，子弟、群官，皆不得谒陵。于是景、文遵旨。【62】至武帝，犹再谒崇阳陵，（文帝陵。）一谒峻平陵，（景帝陵。）然遂不敢谒高原陵。（宣帝陵。）至惠帝复止也。逮于江左，元帝崩后，诸公始有谒陵辞告之事。盖由眷同友执，率情而举，非洛京之旧也。（《王导传》：自汉、魏以来，群臣不拜山陵。导以元帝睠同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一崇进，皆就拜，不胜哀戚。由是诏百官拜陵，自导始也。案此可谓非礼之非礼，抑其僭亦甚矣。导之恣睢偃蹇，备见第四章第四节，其为此，所以示小忠小信邪，抑仍率其恣睢偃蹇之旧也。）成帝时，中宫亦年年拜陵。议者以为非礼，于是遂止。以为永制。穆帝时，褚大后临朝，又拜陵，帝幼故也。至孝武崩，骠骑将军司马道子曰：今虽权制服，至于朔望诸节，自应展情陵所，以一周为断。于是至陵。变服单衣。烦黩无准，非礼意也。安帝元兴元年，尚书左仆射桓谦奏：百僚拜陵，起于中兴，非晋旧典。积习生常，遂为近法。寻武皇帝诏，乃不使人主、诸王拜陵，岂惟百僚？谓宜遵奉。于是施行。及义熙初，又复江左之旧。”《宋书·礼志》曰：“宋明帝又断群臣初拜谒陵，而辞如故。自元嘉以来，每岁正月，舆驾必谒初宁陵，（武帝陵。）复汉仪也。世祖、大宗，亦每岁拜初宁、长宁陵。”（文帝陵。）案墓祭最为非礼，而自魏、晋至宋，终不能尽革，可见有其举之，正之正不易矣。魏武终令曰：“《周礼》冢人葬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宋书·礼志》。）此本于礼有据，然《晋书·刘毅传》言：毅子暾妻前卒，先陪陵葬，子更生初婚，家法妇当拜墓，携宾客亲属数十乘，载酒食而行。则于礼有据之事，转以启非礼之渐矣。皆过重茔墓之风，有以启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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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墓之风，汉世极盛，魏、晋来亦稍衰，然犹有行之者。《魏书·王慧龙传》言：宋文帝遣刺客吕玄伯购慧龙首二百户男，绢一千匹。玄伯伪为反间来，求屏人有所论。慧龙疑，使人探其怀，有尺刀。玄伯叩头请死。慧龙曰：“各为其主也。”舍之。及慧龙死，玄伯感全宥之恩，留守墓侧，终身不去。此或出于意气感激之私，不可以常理论。《周书·孝义传》：荆可葬母之后，遂庐于墓侧。可家旧墓，茔域极大，榛芜至深，去家十余里，而可独宿其中，与禽兽杂处。哀感远近，邑里称之。此则近于矫伪矣。又《柳霞传》：（《北史》作柳遐。）萧詧莅雍州，选为治中。寻迁别驾。及誉于襄阳承制，授霞吏部郎、员外散骑常侍。俄迁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大都督。赐爵闻喜县公。寻进位持节、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及萧詧践帝位于江陵，以襄阳归于我，霞乃辞詧曰：“自晋氏南迁，臣宗族盖寡。从祖大尉，世父仪同，从父司空，并以位望隆重，遂家于金陵。惟留先臣，独守坟柏。常诫臣等，不违此志。今襄阳既入北朝，臣若陪随銮跸，进则无益尘雾，退则有亏先旨。伏愿曲垂照鉴，亮臣此心。”詧重违其志，遂许之。夫詧之于霞，恩顾不为不厚，而竟违之于流离颠沛之中，臣节岂云无缺？此亦重视坟墓大甚之弊也。【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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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时直非常，遂有所谓招魂葬者。观议礼之家，多以为非，而知重视形魄，不应过甚矣。《晋书·东海王越传》言：裴妃欲招魂葬越，元帝诏有司详议。博士傅纯曰：“圣人制礼，以事缘情。设冢椁以藏形，而事之以凶，立庙祧以安神，而奉之以吉；送形而往，迎精而还；此墓庙之大分，形神之异制也。至于宗庙寝祊，祭非一处，所以广求神之道，而独不祭于墓，明非神之所处也。今乱形神之别，错庙墓之宜，违礼制义，莫大于此。”于是下诏不许。裴妃不奉诏，遂葬越于广陵。（大兴末墓毁，又改葬于丹徒。）案古人未尝不重形魄，读《秦汉史》第十七章第五节可见。谓形魄不足重者，盖一二哲人之见。然法古者固当法哲人，不当法流俗也。《晋书·五行志》云：“孝武晏驾，而天下骚动，刑戮无数，多丧其元。【64】至于大敛，皆刻木及蜡，或缚菰草为头。”夫非其形体，又何藏焉？乃若所为，则并亡其躯者，又可制刍偶以代之欤？其惑亦甚矣。又代北之俗，兵死者不入墓域。隋文帝仁寿元年，为之下诏，谓其“亏孝子之意，伤人臣之心。”又曰：“入庙祭祀，并不废阙，何至坟茔，独在其外？自今已后，战亡之徒，宜入墓域。”案禁兵死不入墓域，盖谓先人之灵，恒栖丘陇，恶见子孙之伤残，与汉人受刑者不上丘墓，张猛不欲其头过华阴历先人之墓同，（见《秦汉史》第十七章第五节。）亦重视形魄之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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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骨肉归复于土，魂气则无不之之义言之，客死者原不必归葬。魏孝文诏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迁北，（见第十一章第二节。）未为非义也。然世俗则多重归葬。《魏书·孝感传》：赵琰，天水人。初为兖州司马。转团城副将。还京，为淮南王他府长史。时禁制甚严，不听越关葬于旧兆。琰积三十余年，不得葬二亲。及蒸尝拜献，未尝不婴慕卒事。每于时节，不受子孙庆贺。年余耳顺，而孝思弥笃。慨岁月推移，迁窆无期，乃绝盐、粟，断诸滋味，食麦而已。年八十卒。迁都洛阳，子应等乃还乡葬焉。又齐州人崔承宗，其父于宋世仕汉中，母丧，因殡彼。后青、徐归国，遂为隔绝。承宗性至孝，万里投险，偷路负丧还京师。张谠之死也，子敬伯，求致父丧，出葬冀州清河旧墓。久不被许。停柩在家，积五六年。后父丧得葬旧墓，乃还属清河。（《北史》本传。）《颜氏家训·终制篇》云：“先君、先夫人，皆未还建业旧山，旅葬江陵东郭。承圣末，启求扬都，欲营迁厝。蒙诏赐银百两。已于扬州小郊北地烧砖。便直本朝沦没。流离如此。数十年间，绝于还望。今虽混一，家道困穷，何由办此奉营资费？自咎自责，贯心刻髓。计吾兄弟，不当仕进。但以门衰，骨肉单弱，五服之内，旁无一人，播越他乡，无复资荫，使汝等沉沦厮役，以为先世之耻，故冒人间，不敢坠失；兼以北方政教严切，全无隐退者故也。今年老疾侵，傥然奄忽，岂求备礼乎？”又曰：“孔子之葬亲也，云古者墓而不坟，丘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然则君子应世行道，亦有不守坟墓之时，况为事际所逼也？吾今羁旅，自若浮云，竟未知何乡是吾葬地，惟当气绝便埋之耳。汝曹宜以传业扬名为务，不可顾恋朽壤，以取湮没也。”其言未尝不达，然因不得归葬，创痛之情，终溢于言表焉。中国士大夫之见解如此，虏所由以必葬桑乾胁之欤？【65】《魏书·王慧龙传》：临没，谓功曹郑晔曰：“吾羁旅南人，恩非旧结，蒙圣朝殊特之慈，得在疆埸效命。誓愿鞭尸吴市，戮坟江阴。不谓婴此重疾，有心莫遂。修短命也，夫复何言？身没后乞葬河内州县之东乡，依古墓而不坟，足藏发齿而已。庶魂而有知，犹希结草之报。”时制南人入国者，皆葬桑乾。晔等申遗意，诏许之。《韩延之传》云：初延之曾来往柏谷坞，省鲁宗之墓，有终焉之志。因谓子孙云：“河、洛三代所都，必有治于此者，我死，不劳向代北葬也，即可就此。”及卒，子从其言，遂葬于宗之墓次。延之死后五十余年而高祖徙都。延之固忠义之士。慧龙，史言其自以遭难流离，常怀忧悴，乃作祭伍子胥文以寄意。生一男一女，遂绝房室。布衣蔬食，不参吉事。其人亦尚非全无心肝者流。盖以家难不得已而臣虏，尚未自绝于中国者。其乞葬河南之语，特其饰辞。延之之言，其为假托，尤显而易见。盖皆不欲葬北者也。虏岂易欺，度其必葬桑乾之法，本亦不能尽行耳。然为所牵制者必多矣。此法盖所以胁中国之士夫不敢叛之，并不能舍之而去也。然后来孝文之所以胁其族人南迁者，亦正是法也。南迁而鲜卑之亡也忽焉矣。天道好还，讵不信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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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葬之法，亦为使人必求归葬之一端。【66】宣王终制，既云后终者不得合葬。皇甫谧作《笃终论》，亦云：“亡有前后，不得移祔。祔葬自周公来，非古制也。”魏子建疾笃，顾敕二子曰：“吾生平契阔，前后三娶。合葬之事，抑又非古。且汝二母，先在旧茔，坟地久固，已有定别，惟汝次母墓在外耳。可迁入兆域，依班而定行于吾墓之后。如此足矣，不须祔合。”（《魏书·自序》。）此已非流俗之见，然虽不祔合，而仍必同茔域，则仍无补于客死者之必求归葬也。况流俗之见，尚有不以同域为已足者乎？《宋书·孝武帝纪》：大明六年十月，诏上林苑内民庶丘墓欲还合葬者勿禁。此所以顺民心，即可见民间求合葬之切矣。周、齐之分隔也，裴文举叔父季和为曲沃令，卒于闻喜川。而叔母韦氏卒于正平县属。东西分隔，韦氏坟陇，遂在齐境。及文举在本州，（保定三年，迁绛州刺史。）每加赏募。齐人感其孝义，潜相要结，以韦柩西归，竟得合葬。文举私痛，齐人何与焉？盖特贪其重募，而裴氏子孙，乃妄为之辞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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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葬之事，既已靡财，又因贫者慕效，至使停丧不葬，其诒害实为甚巨，故历代多有禁令。齐永明七年十月，诏曰：“三季浇浮，旧章陵替，吉凶奢靡，动违矩则。至斑白不婚，露棺累叶。苟相夸衒，罔顾大典。可明为条制，严勒所在，悉使画一。如复违犯，依事纠奏。”其一事也。《晋书·冯跋载记》：跋下书曰：“厚于送终，贵而改葬，皆无益亡者，有损于生。是以祖考，因旧立庙，皆不改营陵寝。申下境内，自今皆令奉之。”则虽偏方之主，亦知之矣。一时士大夫，能为薄葬之论，若豫立终制，敕子弟遵奉者亦不少，并有生以侈闻，殁亦知遵俭德者。如夏侯湛，史言其族为盛门，性颇豪侈，侯服玉食，穷滋极珍，及将殁，顾遗命小棺薄敛，不修封树是也。厚葬之无益于亡者，夫固中人知之矣。然俗之既成，能自拔者卒少。《魏书·高允传》：允条列时事，言：“今国家营葬，费捐巨亿，一旦焚之，以为灰烬。（《宋书·索虏传》云：生时车马器用，皆烧之以送亡者。【67】）上为之不辍，而禁下民之必止，此三异也。”元孝友言：“今人生为皂隶，葬拟王侯，存殁异途，无复节制。崇壮丘垅，盛饰祭仪，隣里相荣，称为至孝。”其上下波靡之情形，可以想见。王濬，功名之士也，而其葬也，大营茔域，葬垣周四十五里。刘昶，奔亡之余也，而豫营墓于彭城西南，与三公主同茔而异穴，发石累之，坟崩压杀十余人，后复移改，为公私费害。张缅母刘氏，以缅父没家贫，葬礼有阙，遂终身不居正室，不随子入官府。河南辛普明，侨居会稽。兄将葬，邻人赙助甚多。普明初受，后皆反之。赠者甚怪。普明曰：“本以兄墓不周，故不逆来意，今何忍以亡者余物为家财邪？”（《齐书·孝义传》。）此即君子不家于丧之义，其人实非流俗，然犹兢兢于营墓，况其下此者乎？《魏书·外戚传》，讥高肇父兄封赠虽久，竟不改瘞，此当时士大夫之舆论，而史家采之者也，其识乃出冯跋下矣。以厚葬为孝，已为识者所非，况又有如赵修之徒，焜耀道路，伤风败俗者哉？（见第十二章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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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棺、附身之物，求其必诚必信，固为礼之所许，然踵事增华，终必至于以死伤生而后已，故其激者，乃欲并衣衾棺椁而去之。皇甫谧《笃终》之论曰：“尸与土并，反真之理也。然则衣衾所以秽尸，棺椁所以隔真。故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设棺椁。不加缠敛。不修沐浴。不造新服。殡含之物，一皆绝之。吾本欲露形入坑，以身亲土。或恐人情，染俗来久，顿革理难。今故觕为之制。奢不石椁，俭不露形。气绝之后，便实时服，幅巾故衣。以蘧蒢裹尸，（蘧蒢，芦。）麻约二头，置尸床上。择不毛之地，穿坑深十尺，长一丈五尺，广六尺。坑讫，举床就坑。去床下尸。平生之物，皆无自随。蘧蒢之外，便以亲土。土与地平。还其故草，使生其上。无种树木。削除使生迹无处，自求不知。”【68】《南史·刘歊传》：大中大夫琅邪王敬胤，以天监八年卒，遗命“不得设复魄旌旐。一芦藉下，一枚覆上。吾气绝，便沐浴。篮舆载尸，还忠侯大夫中。若不行此，则戮吾尸于九泉。”敬胤外甥许慧诏因阮研以闻。诏曰：“此达生之格言，贤夫玉匣、石椁远矣。然子于父命，亦有所从有所不从。今从素若申遗意，土周浅薄，属辟不施。一朝见侵狐鼠，戮尸已甚。父可以训子，子亦不可行之。外内易棺，此自奉亲之情；藉土而葬，亦通人之意；宜两舍两取，以达父子之志。棺周于身，土周于椁。去其牲奠。敛以时服。一可以申情，二可以称家。礼教无违，生死无辱，此故当为安也。”此子孙不能奉行遗制，而藉王命以断之者也。然如是之制，能行之者已少矣，固知变俗之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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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之与棺，所以防狐狸之食，蝇蚋姑之嘬，故曰毋使土亲肤。形魄既终归于地，则如是亦足矣，不必更厚为之隔也。王祥遗令，谓西芒上土自坚贞，勿用甓石，实协于理。颜之推欲还葬其父母，豫于扬州烧砖，盖亦以扬都下湿之故。（亦《终制篇》中语。）杜预自表营洛阳城东首阳之南小山，皆用洛水圆石，已非达者矣。然吴逵葬其家十三丧，夜烧砖甓，王彭营葬父母，乡里亦出夫力助作砖；（见第十九章第一节。）则以砖甓葬者极多。【69】《周书·孝义传》：皇甫遐遭母丧，庐于墓侧，负土为坟。后于墓南作一禅窟。阴雨则穿窟，晴明则营墓。晓夕勤力，未尝暂停。积以岁年，坟高数丈，周回五十余步。禅窟重台两匝，总成十有二室。中间行道，可容百人。吴逵、王彭固贫士，遐亦累世寒微，而其所为如是，当时营葬之厚，诚非今人所能想像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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