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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公共之事，人民往往能自立法而自治之，然亦往往为官府所破坏，会稽士庶，皆保塘役，而王敬则悉评敛为钱送台；东昏侯下扬、南徐二州，桥、桁、塘、埭丁，计功为直，敛取见钱；（皆见第十九章第一节。）其事矣。《晋书·刘颂传》：除淮南相。旧修芍陂，年用数万人。豪强兼并，孤贫失业。颂使大小戮力，计功受分，百姓歌其平。此等良吏，盖不可多得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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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周之法：司役掌力役之政令。凡人自十八以至五十有九，皆任于役。丰年不过三旬，中年二旬，下年一旬。凡起徒役，无过家一人。八十者一子不从役，百年者家不从役，废疾非人不养者，一人不从役。若凶札则无力征。见《隋书·食货志》：其立法可谓甚平，然其行之如何，则不可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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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泽之利，两晋及宋、齐、梁、陈，多为官吏贵豪所固护，已见第十九章第三节。此等皆非法之所许，然亦有不然者。《梁书·萧颖达传》：御史中丞任昉奏曰：“风闻颖达启乞鱼税，辄摄颖达宅督彭难当到台辨问。列称寻生鱼典税，先本是邓僧琰启乞，限讫今年五月十四日。主人颖达，于时谓非新立，仍启乞接代僧琰。即蒙降许。登税与史法论一年，收直五十万。”【44】虽实为私奉养，而必启乞待许，即不翄官收其税矣。北朝情形，与南朝略同。魏显祖皇兴四年，高祖大和六年，周静帝大象二年，皆尝弛山泽之禁。即北齐，亦仅后主武平六年，税关市、舟车、山泽、盐铁、店肆，开酒禁而已。然《魏书·酷吏传》：崔暹坐障吝陂苇，为王显所弹；《阉官传》言：刘腾于山泽之饶，所在固护；则其利为私家所擅者亦多。《北齐书·卢潜传》，言其为扬州行台时，高元海执政，断渔猎，人家无以自资，政令岂能真行？民家无以自资，豪势保无转因之以为利者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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鄣锢山泽，恶其夺民利而已，弃田以为园囿，【45】其弊亦与之同，故晋法明列其不为属国焉。（见第十九章第三节。）然其事亦卒不能免。北朝尤甚，以其君好田猎也。《魏书古弼传》云：上谷民上书言苑囿过度，民无田业，乞减大半，以赐贫人，可见其占地之广。《高祖纪》：延兴三年，诏关外苑囿，听民樵采。大和十一年，又罢山北苑，以其地赐贫民。《司马楚之传》：子跃，为云中镇将，朔州刺史。表罢河西苑封，与民垦殖。有司执奏：“此麋鹿所聚，大官取给。今若与民，至于奉献时禽，惧有所阙。”诏曰：“此地若任稼穑，虽有兽利，事须废封。若是山涧，虞禁何损？寻先朝置此，岂苟藉斯禽，亮亦以俟军行薪蒸之用。其更论之。”跃固请宜以与民。高祖从之。此可见苑囿之立，实妨田业，又不徒鄣锢山泽而已。又魏于内地置牧场，占地甚广，见第二十章第一节。世宗正始元年，延昌二年，皆尝以其地赐代迁之民。可谓封豕长蛇，荐食上国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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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铸之利，作兵为亟，民用后焉。《晋书·宣帝纪》：大和四年，兴京兆、天水、南安监冶。《刑法志》云：“魏武帝时，定甲子科，犯釱左右趾者，易以木械。是时乏铁，故易以木焉。”盖斯时之铁，多以作兵，故乏于他用也。《宋书·百官志》：卫尉一人，丞二人晋江右掌冶铸。领冶令三十九，户五千三百五十。冶皆在江北，而江南惟有梅根及冶塘二冶，皆属扬州，不属卫尉。卫尉，江左不置。宋世祖孝建元年复置。又云：东冶令一人，丞一人。南冶令一人，丞一人。汉有铁官。晋置令，掌工徒鼓铸，属卫尉。江左已来，省卫尉，度隶少府。宋世虽置卫尉，冶隶少府如故。江南诸郡县有者，或置冶令，或置丞，多是吴所置。《王弘传》：弘建屯田之议曰：“伏见南局诸冶，募吏数百。虽资以廪赡，收入甚微。愚谓若回以配农，必功利百倍矣。然军器所须，不可都废。今欲留铜官大冶及都邑小冶各一所。重其功课，一准扬州。州之求取，亦当无乏。余者罢之，以充东作之要。”弘建此议，在其为晋会稽王道子骠骑参军主簿时，可见江左冶政，专攻兵器，罕资民用，【46】此其获利所以甚微。宋世刘道济刺益州，立冶断私民鼓铸，而贵卖铁器，事见第八章第七节。又可见民用本不资官也。《陈书·世祖纪》：天嘉二年，十二月，大子中庶子虞荔、御史中丞孔奂以国用不足，奏立煮海盐赋及榷酤之科。诏并施行。南朝言盐利者，亦惟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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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僭伪诸国：慕容德尝立冶于商山，置盐官于乌常泽，事见《晋书·载记》。拓跋氏于盐利颇详。【47】《魏书·食货志》云：河东郡有盐池，旧立官司，以收税利。是时罢之。而民有富强者，专擅其用，贫弱者不得资益。延兴末，复立监司，量其贵贱，节其赋入。于是公私兼利。世宗即位，政存宽简，复罢其禁，与百姓共之。其国用所资，别为条制，取足而已。自后豪贵之家，复乘势占夺；近池之民，又辄鄣吝；强弱相陵，闻于远近。神龟初，大师高阳王雍、大傅清河王怿等奏：“先朝置司，公私两宜，储益不少。后中尉甄琛，启求罢禁。被敕付议。尚书执奏，称琛启坐谈则理高，行之则事阙，请依常禁为允。诏依琛计。乃为绕池之民尉保光等，擅自固护。语其鄣禁，倍于官司。取与自由，贵贱任口。若无大宥，罪合推断。请依先朝之诏，禁之为便。”于是复置监官，以监检焉。其后更罢更立，以至于永熙。自迁邺后，于沧、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煮盐。沧州置宠一千四百八十四，瀛州置灶四百五十二，幽州置灶一百八十，青州置灶五百四十六。又于邯郸置灶四。计终岁合收盐二十万九千七百二斛四升。军国所资，得以周赡矣。据《本纪》，高祖大和二十年，十二月，尝开盐池之禁，与民共之。世宗景明四年，七月，诏还收盐池利以入公。至正始三年四月，又诏罢盐池之禁。此事由甄琛之奏，具见《琛传》：其时尚书执奏之辞，亦谓“典司多怠，出入之间，事不如法，遂令细民怨嗟，商贾轻议”，则置监亦未必无弊也。《长孙道生传》：曾孙稚，萧宝夤反，为行台讨之。时薛凤贤反于正平，薛修义屯聚河东，分据盐池，攻围蒲圾。东西连结，以应宝夤。稚乃据河东。时有诏废盐池税。稚表言：“今四境多虞，府藏罄竭。冀、定二州，且亡且乱，常调之绢，不复可收。略论盐税，一年之中，准绢而言，犹不应减三十万匹。便是移冀、定二州，置于畿甸。今若废之，事同再失。臣前仰违严旨，不先讨关贼而解河东者，非是闲长安而急蒲阪，蒲阪一陷，没失盐池，三军口命，济赡理绝。天助大魏，兹计不爽。臣辄符司监、将尉，还率所部，依常收税，更听后敕。”观此，知河东盐利之厚。《周书·寇儁传》云：孝昌中，朝议以国用不足，乃置盐池都将，秩比上郡，前后居职者，多有侵渔，乃以儁为之。是其时于此，资赖正深，而忽有废之之诏。虽为长孙稚所格，至前废帝即位，仍诏税市、税盐，可悉废之，可见税弊之深矣。（《柳崇传》言：高祖时，河东、河北争境。其间有盐池之饶，虞阪之便，守宰及民，皆恐外割，公私朋竞，纷嚣台府，可见官吏豪强，同以为利。）《辛庆之传》：大祖东讨，为行台左丞。时初复河东，以本官兼盐池都将。大统四年，魏攻正平郡，陷之，遂欲经略盐池，庆之守御有备，乃引军退。河桥之役，大军不利，河北守令弃城走，庆之独因盐池，抗拒强敌，时论称其仁勇。守令弃城，而监将犹能守土，岂亦以其利入厚，故能用其众欤？《北史·崔昂传》：右仆射崔暹奏请海、沂煮盐，有利军国。文襄以问昂。昂曰：“官煮须断人灶。官力虽多，不及人广。请准关市，薄为灶税。私馆官给，彼此有宜。”朝廷从之。则迁邺后四州官煮之外，他处仍有盐税也。周有掌盐，掌四盐之政令。一曰散盐，煮海以成之。二曰监盐，引池以化之。三曰形盐，物地以取之。四曰饴盐，于戎以取之。凡监盐、形盐，每地为之禁，百姓取之皆税焉。见《隋书·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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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书》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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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书》，唐代姚思廉撰，是南朝陈的纪传体断代史著作，记载自陈武帝陈霸先即位至陈后主陈叔宝亡国前后33年间的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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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冶铸，亦以作兵为急。《魏书·大祖纪》：天赐元年，五月，置山东诸冶，发州郡徒谪造兵甲。《周书·薛善传》：西魏于夏阳诸山置铁冶，令善为冶监，月役八千人，营造军器，皆其事也。供民用者，亦间有之。如《魏书·崔挺传》，言其为光州刺史，州内少铁器，用皆求之他境，挺表复铁官，公私有赖是已。冶铸之业，盖以民营为多，故《食货志》言铸铁为农器兵刃，在所有之；（见第二十章第二节。）咸阳王禧，史言其田业盐铁，遍于远近；（见第十二章第一节。）而长白山亦为豪右鼓铸之地也。（见第二十章第四节。）矿利，已见第二十章第一节。《肃宗纪》：神龟元年，闰月，开恒州银山之禁，与民共之，则亦有弛禁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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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税，除禁酿外，大都有之。（参看第二十一章第一节。）东昏时，都下酒酤，皆折输金，见第十章第六节。陈时虞荔、孔奂请立榷酤，见前。北齐文宣帝天保八年，八月，制榷酤，见《北史·本纪》。（《北齐书》不载。）后主立酒禁，亦见前。《宋书·文九王传》：世祖普责百官谠言，建平王宏上书称其弛榷酤，则似曾一时无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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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市之征，历代皆有。《晋书·武帝纪》：受禅后复天下租赋及关市之税一年，可见魏时征税，遍于全境，晋亦因之。渡江已后，《隋书·食货志》云：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无文券者，随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为散估。（《晋书·王濬传》：濬上书自理云：“臣将军素严，兵人不得妄离部陈。间在秣陵，诸军凡二十万众。臣军先至，为土地之主。百姓之心，皆归仰臣。臣切敕所领，秋豪不犯，诸有市易，皆有伍任证左，明从券契。有违犯者，凡斩十三人，皆吴人所知也。”《北史·孟信传》：信去官，居贫无食惟有一老牛。其兄子卖之，拟供薪米。券契已讫。市法应知牛主住在所。信适从外来，见买牛人，方知其卖也。因告之曰：“此牛先来有病，小用便发，君不须也。”杖其兄子二十。观此二事，知当时货卖，多有文券也。）历宋、齐、梁、陈如此，此后世之契税也。又云：都西有石头津，东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贼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检察禁物及亡叛者。其荻、炭、鱼、薪之类过津者，并十分税一以入官。其东路无禁，故方山津检察甚简。此后世之过税也。又云：淮水北有大市百余，小市十余所。大市备置官司，税敛既重，时甚苦之。此后世之住税也。《晋书·孝武帝纪》：宁康元年，三月，诏除丹阳竹格等四桁税。《宋书·武帝纪》：永初元年，以市税繁苦，优量减降。《文帝纪》：元嘉十七年，十一月，诏州郡估税，所在市调，多有烦刻，自今咸依法令，务尽优允。《孝武帝纪》：大明八年，正月，诏东境去岁不稔，宜广商货，远近贩粥米者，可停道中杂税。又《前废帝纪》：是年，六月诏，有“关市僦税，事施一时，而奸吏舞文，妄兴威福”之语。《齐书·郁林王纪》：即位后，诏关市征赋，务从优减。《明帝纪》：建武元年，十月，诏商旅税石头、后渚，及夫卤借倩，一皆停息。《竟陵王子良传》：启论司市之职，谓“前人增估求侠，后人加税请代”。（参看第二十章第三节。）《顾宪之传》：永明六年，行会稽郡事。时西陵戍主杜元懿启：“吴兴无秋，会稽丰登，商旅往来，倍多常岁。西陵牛埭税，官格日三千五百。元懿如即所见，日可一倍。盈缩相兼，略记年长百万。浦阳南北津及柳浦四埭，乞为官领摄，一年格外长四百许万。西陵戍前检税，无妨戍事。余三埭自举腹心。”世祖敕示会稽郡：“此讵是事宜？可访察即启。”宪之议曰：“吴兴频岁失稔，今兹尤馑。去乏从丰，良田饥棘。或征货贸粒，还拯亲累，或提携老弱，陈力糊口。埭司责税，依格弗降。旧格新减，尚未议登，格外加倍，将以何术？比见加格置市者，前后相属，非惟新加无赢，并皆旧格犹阙，愚恐元懿今启，亦当不殊。若事不副旨，惧诒遣诘，便百方侵苦，为公贾怨。元懿秉性苛刻，已彰往效，任以物土，譬以狼将羊。其所欲举腹心，亦当虎而冠耳。”（参看第二十一章第四节。）《梁书·武帝纪》：天监十五年，正月，诏关市之赋，或有未允。外时参量，优减定格。大同十一年，三月，诏四方所立市、埭、桁、渡、津税，有不便于民者，尚书、州郡，各速条上。其时陆验、徐驎递为少府丞、大市令，并以苛刻为务，已见第十二章第五节。《陈书·宣帝纪》：大建四年，闰月，诏姑熟自梁末兵灾，凋残略尽。自今有罢任之徒，许分留部下。其已在江外，亦令迎还。悉住南州，津里安置。有无交贸，不责市估。十一年诏有“旗亭关市，税敛繁多，不广都内之钱，非供水衡之费，逼遏商贾，营谋私蓄”之语。《南史·陈本纪》，谓后主税江、税市，征取百端。其用沈客卿、阳慧朗，已见第十五章第二节。此皆关市政令，发自中枢，散见纪传者也：亦有由地方为之者：《晋书·甘卓传》言：卓迁梁州刺史，估税悉除。又《儒林·杜夷传》言：刺史刘陶，告庐江郡，常以市租，供给其家人粮廪。《齐书·豫章王嶷传》：徙荆州刺史，以市税重滥，更定格，以税还民。侯景据寿春，停责市估，已见前。景后抗表，有云“关市征税，咸悉停原，寿阳之民，颇怀优复”焉。《梁书·陆法和传》：刺郢州，列肆之内，不立市丞，但以空槛籥在道间，上开一孔以受钱。贾客店人，随货多少，计其估限，自委槛中。行掌之司，夕方开取条其孔目，输之于库。此等兴替、增减，及其支用，悉由地方主之。可见当时关市之征，中枢所取，实有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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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诸国：张重华尝除关税，见《晋书·载记》。姚兴增关津之税，已见第十九章第三节。《魏书·沮渠蒙逊传》：世祖诏公卿为书让牧犍，有“切税商胡，以断行旅”之语。《甄琛传》：琛论盐池表有云：“今伪弊相承，仍崇关廛之税，大魏恢博，惟受谷帛之输”，则魏初似无商税。肃宗时，税市人出入者各一钱，店舍为五等，已见第十二章第二节。前废帝即位，市税与盐税并除，已见前。齐末，颜之推奏请立关市、邸店之税。开府邓长颙赞成之。后主大悦，以其所入供御府声色之费，军国之用不豫焉。未几而亡。见《隋书·食货志》。周闵帝元年，初除市门税。宣帝即位，复兴入市之税，亦见《志》及《周书·本纪》。（宣帝税入市者人一钱。）静帝立，罢入市税钱，见《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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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兵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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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南北朝，为中国兵力衰微之世，其所由然，盖以取之、教之者，皆不得其宜也。民兵之制，虽自东汉来已废，然调发之制仍存。故《晋书·段灼传》：灼言晋人可差简丁强，如法调取，羌、胡非恩意告谕不可。然调发人民时甚少，自三国至南北朝，皆别有所谓军户者，已见第十七章第三节矣。军户放免，其事甚难，（《宋书·孝武帝纪》：大明二年，正月，韶先帝龙飞荆楚，奉迎文武、吏身，可赐爵一级，军户免为平民，此乃特典。帛氐奴之乱，刘道济免吴兵三十六营为平民；竟陵王诞之叛，孝武帝使垣阆袭之，诞焚兵籍，使壮士率之出击：亦危迫之际，非常之措施也。）而其困辱殊甚。（《晋书·赵至传》：缑氏令初到官，至年十三，与母同观。母曰：“汝先世本非微贱，世乱流离，遂为士伍耳。尔后能如此不？”至感母言，诣师受业。盖军户之困辱久矣。）服役率取长上。【48】（长上之名，不始唐代。《通鉴》：晋安帝隆安二年，慕容宝长上段速骨、宋赤眉等作乱。《注》云：“凡卫兵皆更番迭上，长上者，不番代也。唐官制，怀化执戟长上，归德执戟长上，皆武散阶，长上之官尚矣。”案《宋书·张茂度传》：子永，以世祖孝建二年，入为尚书左丞。时将士休假，年开三番，纷纭道路。永建议：交代之限，以一年为制。则番代之期，有甚短者。遵行者盖渐少也。老稚亦不得免。《晋书·宣帝纪》：帝平公孙渊，奏军人年六十已上者罢遣千余人；《武帝纪》：平吴后，诏诸士卒年六十已上，罢归于家；此已为甚晚。《宋书·自序》载沈亮启大祖，谓西府兵士，或见年八十而犹伏隶，或年始七岁而已从役，尤可见其使之之酷。晋明帝之讨王敦，诏敦之将士，单丁在军，无有兼重者，皆遣归家，终身不调，其余皆与假三年，亦危急时旷典也。）身死又须补代。（刘卞兄为大子长兵，死，兵例须代，功曹欲以卞代兄役是也。见第四节。）于是人民规免者多，乃有以亡命、谪户或蛮夷充之者。逃叛、死亡，追代或及亲属，甚者及于邻伍。其虐，与明代之句军无异矣。（《晋书·庾冰传》：冰隐实户口，料出无名万余人，以充军实，此以漏籍者为兵也。《毛璩传》：璩迁淮南大守，寻补镇北将军谯王恬司马。海陵县界，地名青蒲，四面湖泽，皆是菰葑，逃亡所聚。璩建议率千人讨之。时大旱，璩因放火，菰葑尽然。亡户窘迫，悉出自首。近有万户，皆以补兵。此以逃亡者为兵也。《宋书·沈庆之传》：庆之前后获蛮，并移京邑，以为营户，此以夷隶为兵也。《晋书·范宁传》：宁上疏言：“官制谪兵，不相袭代。顷者小事，便以补役。一愆之违，辱及累世。亲戚旁支，罹其祸毒。”《宋书·武帝纪》：永初二年，十月，诏曰：“兵制峻重，务在得宜。役身死叛，辄考傍亲。流迁弥广，未见其极。遂令冠带之伦，沦陷非所。宜革以弘泰，去其密科。自今犯罪充兵，合举户从役者，便付营押领。其有户统及谪止一身者，不得复侵滥服亲，以相连染。”《何承天传》：余杭民薄道举为劫。制同籍期亲补兵。其从弟代公、道生等，并为大功亲，而法以其母存为期亲，子宜随母补兵。皆可见其句补之酷。然据《南史·郭祖深传》，则当时追讨，并有滥及邻伍者，见第十七章第三节，又不限于亲属矣。）征发之法，多用三五，亦有更密于此者。（三五取丁，释见第五章第二节。此据《通鉴》晋成帝咸康八年《注》。然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注》又云：“三丁发其一，五丁发其二。”【49】不知果有此两法邪？抑胡氏偶误也？《晋书·石季龙载记》，言其将讨慕容皝，令司、冀、青、徐、幽、并、雍兼复之家，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则前说似是。《慕容儁载记》：儁图入寇，兼欲经略关西，乃令州郡校阅见丁，精覆隐漏。率户留一丁，余悉发之。封邑刘贵上书极谏，乃改为三五占兵。则三五取丁，殆为当时通制。苻坚入寇，诸州之民，十一遣一，盖以所发者广，故所取者少。佛狸临江，丹阳统内，尽户发丁。胡三省曰：“凡人户见丁，无论多少尽发之。”此则危急时偶行之法也。）率先贫弱，转后殷强，其流弊滋大。（《晋书·慕容载记》：其尚书左丞申绍上疏曰：“比赴敌后机，兵不速济。皆由赋法靡恒，役之非道。郡县守宰，每于差调之际，舍越殷强，首先贫弱。行留俱窘，资赡无所。人怀嗟怨，遂致奔亡。”案《宋书·王弘传》：弘与八坐丞郎疏言：“主守偷五匹，常偷四十匹，并加大辟，议者咸以为重。宜进主守偷十匹，常偷五十匹死，四十匹降以补兵。”左丞江奥议：“官及二千石，及失节士大夫，时有犯者，罪乃可戮，恐不可以补兵也。谓此制可施小人，士人自还用旧律。”《梁书·处士沈传》：天监四年，大举北伐，订民丁。吴兴大守柳恽以从役。扬州别驾陆任以书责之。恽大惭，厚礼而遣之。则其时兵役，士人率遭优免，此亦舍越殷强之一端也。《慕容载记》又云：悦绾言于曰：百姓多有隐附，宜悉罢军封。纳之。出户二十余万。慕容评大不平，寻贼绾杀之。尤可见侥幸免役者之众。）且斯时之民，久阙训练，发之无益于事，（《宋书·武帝纪》：隆安五年，孙恩向沪渎。高祖弃城追之。海盐令鲍陋遣子嗣之，以吴兵一千，请为前驱。高祖曰：“贼兵甚精，吴人不习战，若前驱失利，必败我军，可在后为声援。”不从。果为贼所败。又《自序》：元凶弑逆，分江东为会州，以隋王诞为刺史。沈正说诞司马顾琛，以江东义锐之众，为天下唱始。琛曰：“江东忘战日久，士不习兵，当须四方有义举，然后应之。”皆江东之民，久阙训练之证。《齐书·沈文季传》：唐寓之叛，富阳但发男丁防县。文季时为会稽大守，发吴、嘉兴、海盐、盐官民丁救之，亦败。齐武帝遣禁兵数千人，马数百匹东讨。贼众乌合，一战便散，禽斩寓之。王敬则之叛，百姓从之者十余万，胡松以马军突其后，即惊散，见第十章第三节。皆民兵不可用之证。齐初虏动，高帝欲发王公已下无官者为军，褚渊谏：以为无益实用，空致扰动，良有以也。然此等苟经训练，亦可成精兵。伐秦之役，宋武遣上河北岸距魏兵者，为白直队主丁旿，事见第七章第七节。白直者，白丁之入直左右者也。亦可见兵之强弱，惟在训练矣。）而或致激变，如张昌之乱是矣。《晋书·山涛传》云：吴平之后，帝诏天下罢军役，示海内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帝尝讲武于宣武场。涛时有疾，诏乘步辇从。因与卢钦论用兵之本。以为不宜去州郡武备。其论甚精。帝称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宁之复，屡有变难，寇贼焱起，郡国皆以无兵备不能制，天下遂以大乱，如涛言焉。涛之论今不可闻，然其时州郡握兵，实为天下之乱源。（刘昭论之，最为痛切，见《续汉书·百官志注》。）晋之患，始于宗室诸王，而成于夷狄。当时州郡置兵，诚较王国为少，然八王之乱，非以其国之兵起也。五胡乱后，州郡曷尝无兵？果能戡乱定难欤？综观当时诸家议论，亦多以人民阙于训练为言，（如何承天《安边论》曰：“汉魏以来，搜田非复先王之礼，治兵徒逞耳目之欲。有急之日，民不知战。至乃广延赏募，奉以厚秩。发遽奔救，天下骚然。方伯、刺史，自无经略，惟望朝延遣军，此皆忘战之害，不教之失也。”）而非以无经制之兵为患。《涛传》所云，非笃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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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募之制，意在选取精勇。马隆讨树机能，募要引弩三十六钧、弓四钧者，已见第二章第二节。元嘉二十七年之役，募天下弩手，不问所从；有马步众艺、武力之士应科者，皆加厚赏；见第八章第七节。《宋书·蒯恩传》：高祖征孙恩，县差为征民。充乙士。使负马刍。恩常负大束，兼倍余人。每舍刍于地，叹曰：“丈夫弯弓三石，奈何充马士？”高祖闻之，即给兵仗。恩大喜。可见军中武力之重矣。刘敬宣之伐蜀，国子博士周祇书谏高祖，谓官所遣皆乌合召募之人，师果无功。《宋书·沈演之传》：子勃，泰始中欲北讨，使还乡里募人。勃多受货贿。上怒，下诏数之曰：“自恃吴兴土豪，比门义故，胁说士庶，告索无已。又辄听义将，委役还私。托注病叛，逐有数百。周旋门生，竞受财货。少者至万，多者千金。考计臧物，二百余万。”则召募之弊，亦甚大矣。《晋书·刘超传》：出为义兴大守，征拜中书侍郎，会帝崩，穆后临朝，迁射声校尉。时军校无兵，义兴人多义随，超因统其众以宿卫，号为君子营。此亦召募之类。设其终属于超，即成私家之部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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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莫高窟的武士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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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曲之制，【50】已见第十八章第四节。《晋书·范宁传》：宁上疏言：“方镇去官，皆割精兵器仗，以为送故。米布之属，不可胜计，监司相容，初无弹纠。其中或有清白，亦复不见甄异。送兵多者，至于千余家，少者数十户。既力入私门，复资官廪布。兵役既竭，枉服良人，牵引无端，以相充补。若是功勋之臣，则已享裂土之祚，岂应封外，复置吏兵？送故之格，宜为节制，以三年为断。”此等送故之兵，久假不归，即成私家之部曲矣。廪布既资官给，何必听属私家？然而部曲之制，卒不能革者？《陈书·蔡征传》言：后主遣征收募兵士，自为部曲。征善抚恤，得物情，旬月之间，众近一万。征之抚恤，或不必专施于部曲，然部曲既属私家，其抚恤容有更周者。《南史·郭祖深传》：梁武帝以祖深为南津校尉，使募部曲二千。所领皆精兵，令行禁止。有所讨逐，越境追禽。江中尝有贼，祖深自率讨之。大破贼。威振远近，长江肃清。或亦以其专属于己，故简择者精也。《陈书·樊毅传》言：毅累叶将门。侯景之乱，率部曲随叔父文皎援台。文皎战殁，毅将宗族子弟赴江陵。高祖受禅，毅与弟猛举兵应王琳。琳败，奔齐，侯瑱遣使招毅，毅乃率子弟部曲还朝。《鲁广达传》言：时江表将帅，各领部曲，动以千数，而鲁氏尤多。此等私家部曲，公家征战，亦多用之，几如辽人之有头下军州矣。范宁言送故多割器杖，则有部曲者即家有藏甲。《宋书·范晔传》所以言周灵甫有家兵部曲，孔熙先欲奉义康，乃与以钱六十万，使于广州合兵，其征也。兵革藏于私家，非礼也，是谓胁君，此亦南北朝之世，篡乱之所由不绝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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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免扰累平民起见，时亦发奴客为兵。东晋时事，亦见第十八章第四节。元帝所免僮客，以配刘隗、戴渊。又发投刺王官千人为军吏。（见《戴若思传》。）王敦率众内向，抗疏曰：“当陛下践阼之初，投刺王官，本以非常之庆，使豫蒙荣分，而更充征役，复依旧名。普取出客，从来久远，经涉年载。或死亡灭绝，或自赎得免，或见放遣，或父兄时事，身所不及。有所不得，辄罪本主。百姓哀愤，怨声盈路。”敦攻刘隗，自难免于过当。然庾翼欲北伐，并发所统六州（江、荆、司、雍、梁、益。）奴及车、牛、驴、马，史亦云百姓嗟怨，则敦言亦不能尽诬。宋武帝永初元年，八月，诏先因军事所发奴僮，各还本主。若死亡及勋劳破免，亦依限还直。盖奴婢亦为财产之一，不宜使其主人蒙损过大，故有此举。《晋书·隐逸传》：翟汤、庾翼大发僮客，敕有司蠲汤所调。汤悉推仆使，委之乡吏。吏奉旨一无所受。汤依所调限，放免其仆，使编户为百姓，则调发亦不能无优免也。《梁书·武帝纪》：普通五年，七月，赐北讨义客位阶。是梁世亦有奴客从军者。帛氐奴之乱，刘道济免道俗奴僮以充兵。《晋书·列女传》：苏峻作乱，虞潭时守吴兴，又假节征峻。潭母孙氏，尽发家僮，随潭助战。则危急之际，地方亦有用之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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