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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绰认为北魏末年以来的吏治败坏，很大程度上就出在地方官任用胥吏只看能力，不看人品。“州郡大吏，但取门资，多不择贤良；末曹小吏，唯试刀笔，并不问志行。”有些人能力突出，但人品太差，任用这样的人，对政府形象的破坏性可能要远远大于其贡献性。苏绰要求地方官今后在任用胥吏时要能力和人品并重，用人要慎重，择其贤而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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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副药方是减员，打破人浮于事的中庸局面，官场最需要的是具有改革精神的破冰者，而不是四面光滑的老好人。“十羊九牧”的政治成本，必然会转嫁到社会底层，能转移到柔然或吐谷浑吗？七姑八婆们都想发财，只能把手伸进老百姓的口袋。兵不在多而在精，吏治同样如此。官场不是商场，所以不能用纯粹的经济规律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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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绰的剪裁政府机构的思路很明确，要根据人才的数量来设置办事机构，而不是设置许多机构后，再四处拉壮丁充数。“官省则事省，事省则民清；官烦则事烦，事烦则民浊。”有其人则任，无其人则阙，绝不能给刁滑之徒进入政府机构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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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苏绰开的都是寻常药方，没什么技术难度，关键是看统治者有没有决心。站在河边走，未必就一定会湿鞋，就看想不想下河。只要想下河捞鱼，什么样的鞋湿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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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绰的吏治整顿和计账法一样，依然是西魏全面改革的前奏，真正的大戏在后面。就在苏绰开出吏治药方后不久，苏绰又提出了规模更为宏大的改革计划，并对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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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区别之前宇文泰制定的十二条和二十四条，这次苏绰推行的改革措施可以称为“新法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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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六条是：一、先治心；二、敦教化；三、尽地利；四、擢贤良；五、恤狱讼；六、均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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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讲的是官员的政治修养，第二条是精神文明建设，第三条是土地政策，第四条是吏治整顿及人才储备，第五条是法制建设，第六条是国家税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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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和第四条是一个线的两个点，可以放在一起讲。其实这两条是上面讲的两副政治药方的延伸和细化。苏绰在第一条的折子中洋洋洒洒写了四百五十九字，实际上可以用一句话来高度概括，就是：为什么要当官？当官为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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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绰看来，京官的地位不如地方官，“百僚卿尹，虽各有所司，然其治民之本，莫若宰守之最重也。”朝廷的政策最终是要靠地方政府来实施的，和老百姓打交道的是地方官，而不是京官，所以苏绰的所谓治心术，其实就是说给地方官们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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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绰给地方官们提出了两点要求，一要治心，二要治身。治心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树立正确的政治价值观，统一思想观念，紧跟着朝廷的指挥棒转，而不是独自跳着不合拍的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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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绰的治心之所以受到地方官们的欢迎，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苏绰在第一条中明确说明了，“所谓清心者，非不贪货财之谓也。”意思很明白，朝廷允许地方官有一定的经济收益，只要你的个人私利不大于朝廷在地方上的收益，朝廷就允许你适当的拿一点“火耗银子”，算是地方官们的辛苦费。其实官场中人都明白，凭官员那点死工资，根本不够花销的。当然苏绰并不是鼓励官员们都去当贪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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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治身，是治心的实际行动，光说不练是假把式。地方官在执行朝廷政策时，要以身作则。朝廷在民间推行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法制建设，首先要求地方官们给百姓们做出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否则如何服人？千万不要把老百姓当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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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是敦教化，属于精神文明建设的范畴，树立正确的社会价值观。苏绰对人性看的非常透彻，他认为人的思想立场会随着生存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即“性无常守，随化而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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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来说，治世人心齐，衰世人心乱。盛世时代，百姓安居乐业，有饭吃，自然就不会去做违法的事情。北魏中后期曾经出现过一个短暂的道德治世，但六镇起义导致的大乱，至今也有二十年了。军阀割据，连年战争，朝廷四处灭火，无暇进行精神文明的重建工作，只能用严刑酷法来镇压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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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是不能分开实施的，两条腿走路稳当，精神和物质是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两个平衡点，少了哪一个都不行。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苏绰在精神文明方面提出了三点要求：一、家庭亲爱；二、邻里和睦；三、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只要做到了这三点，王道可成。苏绰把推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任压在了地方官们的肩上，要求他们“宜洗心革意，上承朝旨，下宣教化矣。”“宜”字说明了一个道理，打铁还要自身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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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讲的是吏治整顿，上面已经讲过了，不再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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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是完善的法制建设，苏绰主张“轻法薄刑”，但有两个前提，一是经济发展，二是法律整体公平，二者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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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姓衣食无着的情况下，一味的刑法威慑是起不到多大作用的。经济上不去，百姓没饭吃，再完善的法律到了地方上也只是一纸空文，法律能解决吃饭问题吗？苏绰明确指出：“比年稍登稔，徭赋差轻，衣食不切，则教化可修矣。”这和管仲“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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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本解决吃饭问题的，法律整体公平的重要性就日益突显。法律是维护大多数利益的，如果少数权贵犯法，而法不加责，法律的权威性何在？所以苏绰说“赏罚得中，则恶止而善劝；赏罚不中（公平），则民无所措手足。民无所措手足，则怨叛之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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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绰同是告诫地方官和司法系统的官员们，刑法不是创收项目，不能搞指标摊派，为了完成指标就去胡乱抓人充数。宁可放纵坏人，也绝不能诬陷好人。法律的基本精神是什么？首先是要尊重人的生存权，各职能机构在审理案件时一定要慎重，不能刑讯逼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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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不能杀，坏人一定要杀。苏绰所说坏人的标准是什么？在苏绰看来，有四种人是绝不能饶恕的，即深奸巨滑者、伤风败俗者、悖乱人伦者、不忠不孝者。此四种人非杀不可。这是对精神文明建设破坏者的法律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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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绰的新法六条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第三条和第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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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的名称是《尽地利》，涉及土地政策，说的直白些，就是向土地要效益，确保人人都能吃上饭。世界上最大的政治，实际上就是一个吃饭问题。无论政策制定的多么完美，只要达不到温饱这个基本标准，都是不合格的。苏绰说的很明白，“人生天地之间，以衣食为命。食不足则饥，衣不足则寒。饥寒切体，而欲使民兴行礼让者，此犹逆坂走丸，势不可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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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个传统的农业型社会，农民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小市民阶层严格来说不算农业人口，但加上王侯将相、士绅阶层，总人口也是极少数。农民问题的根本，在于土地分配制度。只要农民有了可以解决温饱的田地，社会基层就不会出现大的动荡，否则就会出现动荡，历代绵延不绝的农民起义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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