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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绰进入官场的时间比较晚，不会早于西魏建立之前。北魏分裂后，苏绰已经三十八岁了，典型的大器晚成。第一个把苏绰推荐给宇文泰的，正是苏绰的堂兄苏让（苏亮亲兄）。苏让算得上是宇文泰的心腹人马，《周书·苏绰传》称“引为府属，甚见亲待。”苏让知道宇文泰正处在创业的关键期，最缺少能员干吏，所以苏让就把堂弟苏绰推荐了宇文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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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魏大统元年（公元535年），宇文泰任命苏绰为行台郎中，苏绰从此走进仕途，有机会施展了他的锦绣抱负。不过宇文泰刚开始并没有发现苏绰有什么特别才能，苏绰有一年多的时间默默无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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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一年后，宇文泰和苏绰的上司、行台尚书周景惠议事，周景惠无法回答宇文泰的问题，就出来请苏绰帮忙谋划。苏绰根据宇文泰的要求，为周景惠量身定做了一套方案，周景惠回复宇文泰，宇文泰非常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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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文泰知道有高人为周景惠出主意，就问这个高人是谁，周景惠爱才惜才，立刻说出了苏绰的名字。周景惠告诉宇文泰：“此人有王佐大才，公宜用之。”直到这时，宇文泰才想起这是苏让的堂弟，尴尬地大笑：“我闻其名久矣。”即日晋升苏绰为著作佐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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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宇文泰嘴上说要重用苏绰，实际上他对苏绰根本不了解，所以宇文泰需要一个合适的机会对苏绰进行全面了解。不久后，宇文泰和公卿大臣们来到昆明池看鱼，宇文泰借机和苏绰搭上了话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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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地造化之始，到历代兴亡之因，宇文泰不停的给苏绰出难题，宇文泰想看看这个被周惠达称为“王佐才”的中年人，是真有大才还是徒有虚名。苏绰读过万卷书，又精通天文地理算术，这些问题对苏绰来说根本就不是问题。加上苏绰口才极好，对答如流，宇文泰听得入了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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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宇文泰把众人轰走，单独留下苏绰进行长谈，话题是如何解决眼下的经济困难以及重建社会。刚开始谈的时候，宇文泰是卧在席上的，吊儿郎当的听苏绰说话，明显是对苏绰的不尊重。苏绰并不在意这些，依然滔滔如长河飞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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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绰的回答内容今已不存，但他的主要思路是借历史有为帝王的事迹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苏绰是个法家，他非常欣赏战国的著名思想家申不害和韩非，所论之语，引经据典，所言皆切中时弊，宇文泰不停的点头。宇文泰不再躺着了，而是正襟危坐，席地而视苏绰，表情严肃，说明他已经被苏绰初步征服。过了一会，苏绰还在口若悬河的讲，宇文泰已经膝坐在苏绰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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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谈话的时间非常长，整整一夜。直到第二天清晨，二人才略觉困意。这时的苏绰已经离去，上班去了，宇文泰摇头三叹，世上怎么会有这样的奇才！等到周景惠进来办事的时候，宇文泰一把揪住周景惠，激动的大叫：“苏令绰，真天下奇才也！天佑我大魏，授此人与我，我必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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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宇文泰就以皇帝元宝炬的名义下诏，晋封苏绰为大行台左丞，参与军国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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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绰站在了历史的前台，与宇文泰携手，共同开创了一段伟大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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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绰最早制定的两项改革措施是计账法和户籍法，时间应该是西魏大统二年（公元536年）。各家史料均没有这两项改革措施的详细记载，但南宋遗民胡三省在《资治通鉴注》中讲了计账法和户籍法的大体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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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计账法，其实就相当于现在的国家会计制度，中唐著名的财政专家杨炎制定的两税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西魏计账法的启发。计账法的具体制度是先计算出下一个财政年度的支出，上报户部，然后看米下锅。这样能在最大限度上减少财政赤字，哪些地方该花钱，哪些地方不该花，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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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户籍法，也就是户口制度改革，胡三省也没有细讲。北魏分裂后，关西地区的人口大量东逃，人口急骤减少。在农业社会里，户籍制度是和土地分配制度相辅相成的，苏绰的户籍法，应该是重新编排人口与土地之间的分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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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书》说后世多遵循苏绰的户籍法，应该包括隋唐时期，以唐朝为例。初唐的户籍制度是天下户口分为九等，三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每次普查造册都要做成三本，一本留县，一本送州，一本上交户部。苏绰制定的户籍法，大体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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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账法和户籍法颁布的同时，苏绰还在文案作风上进行了改革。之前的政府公文可能都是用一种颜色的笔墨来写，所以查阅起来非常不便。苏绰下令，以政府公文要用朱红笔来写，各职能部门则用黑笔签收，也提高了办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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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账法、户籍法、朱黑笔只是苏绰的小试牛刀，却让宇文泰惊为天人。宇文泰庆幸终于找对了人，有苏绰在，宇文家族的霸业可成。但由于西魏建立之初，东魏高欢不停的找麻烦，所以西魏政府的工作重心一直放在对东魏的战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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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绰在西魏政坛上进行全面改革的时间，各史记载不一，《周书》记载是在大统十年（公元544年），《北史》记载是在大统十一年（公元545年），而《资治通鉴》则记载为大统七年（公元541年）。而苏绰自大统元年之后再一次出场的时间，《周书·文帝纪下》和《北史·魏文帝纪》均记载为大统十年，所以西魏的全面改革应该就在这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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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大统元年（公元535年）三月，宇文泰为了恢复关西的社会生产，曾经制定了二十四条新制。二十四条新制的制定者不是苏绰，因为那时苏绰还没有进入政界高层。十年后，新制变成了旧制，已经明显跟不上社会快速发展的步伐，所以有必要进行大规模修改，要与时俱进，不能墨守成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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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绰对三十六条“旧制”进行大范围的删改，砍掉不合时宜的部分，根据社会实际情况，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新法不再按条划分，而是合为五卷。在新法中，最引发各界关注的，是人事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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滥竽充数，人浮于事，官员整体素质偏低，是北魏末年出现社会大动荡的根本原因。官员整体素质偏低对社会整体健康发展具有很大的危害性，“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是关键的决定因素。”如果中下层官员执行不利，甚至阳奉阴违，上面制定再好的政策，到了底层也会变味，直接损害了底层百姓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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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书·食货志》在评价北魏末年社会动荡时，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政道陵夷”，然后才是“寇乱实繁，农商失业。百姓愁怨，无复聊生。”，最终导致了大规模的六镇起义，历史教训不可谓不深刻，宇文泰自然不想重蹈北魏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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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绰开出了两副药方，第一副是简贤任能，淘汰庸劣，“搜简贤才为牧守令长”。吏治之难，不在于朝廷，而在于地方，特别是负责实施政策的郡县两级。老百姓对社会整体良性还是恶性的评价，标准是政策的执行效果，而不是政策本身。宇文泰不允许出现地方官员在下面杜民自肥，却让他来背黑锅的情况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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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官的任免权在朝廷，但朝廷一般不干涉地方政府各级办事员的人事安排。地方官用什么人，要看他的个人喜恶，这就给了一些刁滑之徒进入地方政府谋取私利开了方便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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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治是一个大染缸，把白布放在染缸里再捞出来，肯定是花花绿绿的。如果地方官身边都是些刁滑之徒，任由这些人胡作非为，地方官在这种政治氛围的耳濡目染之下，也会变色。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染缸砸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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