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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武元年（公元317年）至永初元年（公元420年）间，南方的最高统治者势力衰微，朝廷内部尔虞我诈，南迁流亡士族间的关系也极不稳定。大多数南迁的北方士族没有土地，没有根基，他们的影响力仅限于朝廷和军队。不过，他们由于有能力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进攻，所以还能被南方人接受，但前提是南方人自身的利益必须得到维护。比如，朝廷曾试图征募南方地主家的佃农入伍，结果导致站在地主立场上以道教名义发动的反叛[4]。因此，南迁的北方士族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铤而走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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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要想掌控政权，对北府兵的控制是非常关键的因素。这是一支建立于山东、随朝廷南迁的军队，军人在都城以北被授予土地，成为兵户，也就是说他们平时耕种、战时出征，主要职责是抵御北方军队的入侵。这支军队是国家的重要壁垒，主要为南迁的北方世家大族服务。不过在公元4世纪早期，当南迁的北方世家大族陷入权力争战的时候，一些低级军官发动了叛乱，刘裕就是其中之一，他在永初元年（公元420年）掌控了新的王朝——宋，自称为帝。他的兴起标志着北方世族掌控军权历史的结束，从此他们不再拥有军权，而是完全依附于朝廷。刘裕希望自己家族的统治长治久安，在遗诏中明确规定府兵不得独立。出征的将领回朝时，统军之权会被剥夺，一些重要的州刺史也改由皇室宗亲担任。如果没有朝廷的文书，州刺史也无权调动军队[5]。不过这样的规定也无法确保统治的稳定，在公元420～589年，南方四朝26位统治者中，有13位暴死、4位被废黜，只有9位是自然死亡。不过，正如刘裕所希望的那样，这些政策确实大大地维护了当时的权力结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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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晋向刘宋的过渡时期，当南迁的北方士族真正失势之后，他们除了忠于皇帝，已经别无选择。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是最有利于朝廷的群体，他们必须认同皇室的利益，没有了利益的冲突才会得到朝廷的信赖。也可能正因为如此，阉人在朝廷中从来没有得势，因为皇帝已经有了自己的傀儡。当权势不再之后，身份地位就显得尤其重要，对家族、血统、门第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但是，由于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权力和职务，他们在生活上日趋颓废。一位公元6世纪的评论家这样写道：“治官则不了，营家则不办，皆优闲之过也。”（《颜氏家训·涉务》）“明经求第，则雇人答策；三九公燕，则假手赋诗。”（《颜氏家训·勉学》）[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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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文字的本意是批评士族的颓废生活，但也反映出文才在当时精英阶层里的重要性，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可能还是梁代的几位皇室成员：父亲（梁武帝）主持着规模宏大的文学沙龙，一子编写了《文选》，至今仍是有关当时文学作品选集的典范；另一子（梁元帝）也对道教、文学和诗歌抱有浓厚的兴趣。由于统治者的推动，当时的文学艺术取得辉煌成就也就不足为奇了，而且影响到以后几代，甚至远及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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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方地区，汉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冲突一直是一个主要的问题。汉代末年，虽然与匈奴的争战有所缓和，但另一个游牧民族——鲜卑，开始自东北内迁，从公元2世纪开始成为匈奴的腹背之患。匈奴被迫南迁，被中原王朝安置在边境以内，成为抵御北方新敌的缓冲，同时也成为中原王朝的重要兵源，用来戍守北方边疆，或服役于内地，这有些类似于在罗马帝国服役的德国人。由于北方民族的纷纷内迁，到元康九年（299年）时，已有人抱怨“关中（今陕西和甘肃）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8]。边界逐渐形同虚设，游牧民不断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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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政权稳定，这些游牧民都会非常忠实于朝廷，会一致抵御外部的蛮族，但是一旦政局动荡，他们本身就成为朝廷的大患。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匈奴洗劫洛阳，这是一件与公元410年哥特人洗劫罗马同等重要的大事，标志着整个北方地区开始陷入长期的外族统治之下，即中文所谓的“五胡乱华”。“五胡”包括匈奴和藏语系、突厥语系的多个民族，他们在北方地区先后建立了16个短命的政权，中国历史因此步入所谓的“黑暗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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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世纪初期西晋瓦解之时，北方地区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形呢？永嘉元年（公元307年），新任并州刺史刘琨在赴任途中上了一表，这样描述沿途所见：“道崄山峻，胡寇塞路，辄以少击众，冒险而进，顿伏艰危，辛苦备尝……臣自涉州疆，目睹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及其在者，鬻卖妻子，生相捐弃，死亡委危，白骨横野……群胡数万，周匝四山，动足遇掠，开目睹寇。……九州之险，数人当路，则百夫不敢进，公私往反，没丧者多。婴守穷城，不得薪采，耕牛既尽，又乏田器。”[9]汉人和非汉人都无法幸免于这样的惨况，年复一年的干旱与饥馑更使得民不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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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情况下，逃避不失为一种途径，毫无疑问当时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众所周知的是很多大户逃到了南方，但对当时农民的情况我们知之甚少，他们可能也跟随大户逃到了南方。也有很多难民涌入东北和遥远的西北地区，那里的社会相对安定。而留在中原的人赖以自保的方式就是联合起来，共同防御。关中和关东（今山西、河北和山东）地区在战争中所受的冲击尤其严重，大量土地荒芜，处处是流民与强寇。留下来的精英阶层则建立坞壁以自卫，这样的坞壁最先出现在汉末，是堡垒式的庄园，但现在坞壁的数量和规模都大为强化了。坞壁的人员构成主要包括侍从、宾客、奴隶、宗族和一些本土人群。靠个人之力是无法生存的，他们必须依附于附近的坞壁。据说仅在关中地区，这样的坞壁就有三千多座[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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坞壁通常建造于易于防御骑兵和步兵攻击的地点，如河湾处或山顶上；有些人甚至逃往山里寻找更为牢固的要塞。有座坞壁方圆数英里，河流环绕四周，能容纳十万之众，据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内有耕地和水源。坞壁的首领不仅是军事首长，而且是政治和经济管理者，他们充当着以往刺史的角色，执行着来自不同朝廷的使命，有些可能还是自封的刺史[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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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坞壁主要是防御性的建筑，无法抵挡过长时间的进攻，因此他们还得寻求其他的生存之道。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向当地的权势人物效忠，可能多至两三个（即向胡人小国的首领们效忠，他们兴起于晋室南迁后的北方），向他们提供人质，并向他们进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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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游牧民族在管理靠武力所得的地区时，往往缺乏建立行政制度的技巧，不过，当时建立的政权数量之多，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他们有意去尝试统治这些归顺的农业居民。为了有效地管理，游牧民族首领往往需要中原地方豪族的支持，因此，当他们获得这样的人才时，一般会保留原有的地方行政体系。地方首领与胡族首领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而不像是外族对本土的占领[12]。据说南方军人桓温北伐之时，那些被俘至南方的中原士兵潸然泪下，频频回首北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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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登国元年（公元386年），北方地区终于统一于鲜卑部落联盟的一支——拓跋部。他们建立的北魏王朝在北方地区建起了长城和边塞，以阻挡其他游牧民进入中原，给北方地区带来了一个半世纪的安定。拓跋氏与中原世家大族有着密切的合作，大量资料证实，拓跋氏大力支持世家大族的世袭特权，他们建立官学以培养士族子弟，反对士族与寒族通婚。在北魏都城甚至禁止贵族与平民居住于同一区域。尽管如此，中原世家大族还是必须十分谨慎，因为如果哪个家族过于显赫，都会被拓跋氏当成对自己统治的威胁，会被迅速而残酷地剿灭。不过，拓跋政权比起其他非汉民族建立的政权，还是做到了政局的相对稳定和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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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当中央政府势力衰微，无力保障社会的稳定时，地方势力就会寻求自保之道，坞壁的规模越大越好。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排他性宗族（exclusive lineage）（这种群体越少越好，因为瓜分财富的人较少）向包容性大族（inclusive clan）的转变，因为后者能够提供更多的安全保障[13]。但是当社会重归和平时，又会出现相反的趋势。在土地的占有上，无论是农民还是政府都不占优势，大量的土地都被地方豪强占有。于是，政府会施行一些旨在削减坞壁规模的政策，既是为了缓解它们带来的潜在威胁，也是为了提高税收。对于佃农而言，比起以往向地主缴纳高额租金，现在向政府交税显得更划算一些。由于北魏给北方社会带来了稳定，那些大型的地方坞壁体系开始变得不那么稳定了，逐渐分裂为小型的坞壁。这点在北魏政权里主要表现为均田制的出现。均田制最早出现于太和元年（公元477年），从太和九年（公元485年）开始规范化。这是一项将土地分配给个体家庭的政策，是土地的田产化，分配土地的数量依家庭的规模大小而定。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开垦荒地的措施，但更确切地说应该是一种削弱地方豪强势力的方式，即通过向需要土地的人提供土地，以限制地方豪族的土地占有量。这样的措施会给社会带来和平与稳定，但也正因为这种秩序的重整，使得传统的鲜卑社会结构发生了严重的扭曲，最终导致拓跋政权的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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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公元5世纪末期，拓跋政权顺利完成了向中原式政权的转型。越来越多的汉人在朝廷里担任要职。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都城也由北部边境的平城迁往洛阳。洛阳在永嘉五年（公元311年）被毁后，此时得以重建。当时迁都的理由是更好地备战南朝，不过从其他因素考虑，更可能是追求一种更为理想的改革环境，是让朝廷摆脱鲜卑贵族集团的束缚，这些鲜卑贵族在传统的部落联盟体制下掌握着重要的话语权；当然，迁都也是为了使北魏政权更接近于中原式王朝，如让皇帝少受约束，朝臣们虽然可以进谏，但无法否决皇帝的旨意。孝文帝可能也感到，在一个中原地区的政权里拥有一个真正中原式的朝廷，将会获得更多的生存机会，所以，他的改革并非完全出于一己之私利。他在迁都的同时还颁布了一系列摒弃鲜卑传统服饰、风俗甚至语言的规定，拓跋氏的姓氏也改为汉姓。到孝文帝的继任者统治时期，汉化进程仍在继续，不过北魏的汉化越来越疏远那些部落贵族，因为他们并没有从中获得多少利益。随着汉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提高，部落贵族的不满情绪越来越浓，最终导致了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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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北方边境的鲜卑部落贵族们深切感受到自己被利用了，他们的地位一度变得与奴隶相差无几，他们不能改变职业，不能与外族通婚，而且还得不断接收来自内地的罪犯（这是中原王朝开发边疆的惯用方式），不得不与罪犯为伍。他们的将领也无法获得与南方朝廷官员同等的升迁机会。不满情绪越来越强烈，终于在公元6世纪20年代爆发了叛乱。据说上百万被剥夺了特权的鲜卑人席卷南下，一举推翻了北魏政权。公元534～535年，当硝烟终于散尽之后，由于战乱中朝廷内部的权力争斗，出现了东魏和西魏两个政权，它们后来又分别被北齐（公元550～577年）和北周（公元557～581年）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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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证据表明，这段时间里中原汉人与鲜卑部落民之间存在着频繁的摩擦，东魏统治者高欢曾试图调和双方的矛盾。据文献记载，他曾用鲜卑语对士兵说：“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陵之？”对汉人则说：“鲜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疾之？”[14]另有一次高欢还说：“今督将家属多在关西，宇文黑獭常相招诱，人情去留未定；江东复有吴翁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15]所以，高欢的统治无疑需要十分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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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两个政权之间的战争旷日持久，双方都宣称自己是前朝的合法继承者。西魏、北周政权对鲜卑部落民的驾驭变得越来越困难，他们不得不另辟蹊径寻求兵源，解决办法就是将汉人部落化，也就是说吸纳一部分汉人，让他们自备武器入伍，以免除赋税作为回报，并授予拓跋族的姓氏，将他们编入中央军队系统，让他们都充当鲜卑人。这种后来被称为府兵的中央军队体系很快就派上了用场，在西北政权的统治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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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政权的统治无疑也是困难重重，一般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能大规模地调遣军队，但作为南迁北方大族根基的世袭中央军队体系，在历经两百年之后已经变得老迈不堪。至于其老迈程度，在太清元年（公元547年）的事件中有着明显的体现。当时来自北方的冒险家侯景带着区区千人渡江，伺机占领了南朝宫廷，俘获了年迈的梁武帝，并迅速收编了一支10万人的大军。而驻扎在上游各地担任刺史的亲王们，行动却非常迟缓，他们只能依靠南方士族的私人武装，这些私人武装是随着中央政府的势衰而应运而生的。结果，辉煌地统治了梁朝50年的梁武帝在救兵到来之前就饿死于台城。大同十年（公元544年），西魏派兵攻克了南朝的大部分疆土，梁朝的残余政权归于梁朝将军（陈霸先）统治之下，他在永定元年（公元557年）建立陈朝，此后又延续了数十年。在分裂的状态下，军队下属只有在符合自己利益的情况下才会顺从，士兵也只能从无地的佃农中征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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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西魏、北周异常精良的军事实力，北齐政权也未能苟活得太久，承光元年（公元577年）终被北周所灭。隋朝继承了西魏、北周的这支军队，于开皇九年（公元589年）终结了南朝的统治，于是中国重获统一。尽管拓跋统治者创建了这支军队，但他们根本无法有效地控制它，因为大部分士兵都已是汉人，军队的部落组织形式只是促成了由鲜卑体制向汉制的平稳过渡。尽管如此，拓跋氏的军事体系还是继续存在了下来，并为隋唐的扩张与荣耀提供了军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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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南北朝时期的这种分裂局面，在中国历史上似乎比较特殊，它只是重归统一之前的短暂过渡。不过，这么说也可能是一种误导。根据对公元220～1912年中国历史的统计，只有950年属于统一时期，而有742年处于分裂状态。即便如此，还是有误导之嫌，因为在大部分历史时期，中国名义上虽然是一个王朝，但实际上并不处在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对中国来说，至少自秦汉开始，自然平衡（natural equilibrium）似乎是国家统一的动因，与印度等地相比，统一似乎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印度同样是一个幅员辽阔而封闭的地区，但那里的自然平衡是地域性的，全国范围内的统一似乎要求过高了，事实上它在历史上也只有几次短期的全国统一。印度的统一主要在孔雀王朝（公元前321～前187年）和笈多王朝（公元320～540年）时期，但这些王朝给人以不安定之感，因而并不持久。而中国的情况恰好相反，只有分裂时期才会给人以不安和过渡之感。那么，在六朝社会里，什么样的自然平衡成了统一的动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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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没有血缘贵族。地方政权的世袭统治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存在，但历经战国时期的消耗，已经被完全消灭了，秦的中央集权将地方贵族体系送到了尽头。汉代曾实行过短时期的封建，但由于朝廷的中央集权措施，以及汉文帝时对叛乱的镇压，封建化进程并没有持续下去。封号与封地名义上仍然存在，但如果没有特殊原因受到朝廷的特赐，封号是不能世袭的，世袭是特例，而不是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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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类似，也没有了血缘意义上的高等级宗族（clan），没有了超常规的土地授予。宗族的先祖都是人或被赋予了人格，人们热衷于追溯自己的先祖到传说中的某位皇帝，也就是说他们的祖先是人而不是神。即便是皇帝，虽然被称为“天子”，但他们并不真的源自神，这点与日本的情况不同，理论上只要有“天意”，人人皆可获得王位。不过，朝代的延祚是有限的，除了秦希望自己的统治千秋万代，一般朝代都只能延续约三百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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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地方上无人能够自然地纠集反抗者创建一个独立的政体，同样从全国来说，也无人能以自己的血缘来称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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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上的首领都是乡绅和土地所有者。在这一时期，没有证据显示当时出现了像后来那样强大的宗族或世家大族组织，不过已经出现了同一宗族内的个体家庭集中居住的趋势，这样有利于个体家庭的生存和稳定。即使在新的政权之下，也没有发生暴力性的剧变，或大规模的财产没收，它们保持着强大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地方统治者是不允许个体家庭拥有土地的，他们将土地以奖赏的方式授予自己的亲信和随从。对于本地土地和水源的暴力争夺无疑是存在的，但由于对手也是当地的，所以不会发生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冲突。在中央政府衰微时期，会出现一些独立军阀统领的地方性军队（与本地地主统领的防御性兵丁性质不同），即使这些军队在某些地区攫取了粮草供应，那些当地居民也不一定认为与自己的利益和命运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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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行政管理体系中，郡县一级的地方政府往往由当地的精英人士控制。虽然国家的上层人事可能会发生变动，但一般不会影响到基层，这些地方精英也有可能被选拔进入朝廷。这样的职官体系虽然比较复杂，但非常稳定。单个的家族往往表现出惊人的延续性，不过很明显，家族的长期延续可能只是在家族的长期兴衰循环中，保留下来的一个姓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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