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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对地方首领来说，他们要为地方政权付出巨大的代价，而这样的政权并不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政府介入地方事务越多，世家大族就越可能输给地方上的对手，因为后者往往与地方官员相互勾结，剥夺世家大族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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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行政体系体现出一种中央集权下的平衡，它是一种保障地方大族既得利益的措施。这些地方大族在动荡时期无利可图，而在地方政权强大时也会失去很多。所有的这些措施很可能是以官僚体系为基础的，它起到联系中央与地方的作用，从而减弱了权力掮客的重要性。所以，没有血缘贵族之后，由地方首领来维护稳定，在中央和地方之间没有了权力的自然集中，结果每一次的分裂都是暂时的，军阀之间谋求政权的争端迟早会得到解决，总有一个会剿灭其他所有的军事力量，人口数量会有所下降，但最终会实现国家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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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这样的政权特性下，统一终于得以完成。正如芮沃寿（Robert Somers）所阐明的那样[16]，统治者的权力不是绝对的和无限的，而是至高无上的，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以剪灭异己为目标，以确保无人挑战自己的威权。因此，改朝换代的战争就是以摧毁对手为目的，而最后幸存的一方就会成为新的统治者。这就意味着国家没有必要仿效秦朝体制掌控所有的权力，但所有人又都会将统治者当成实际的皇帝。于是，就有可能在边境地区出现一些强势人物，他们不会真正地听命于朝廷，而是地方上的实际统治者，他们以向朝廷效忠作为交换，来获得朝廷的正式任命。大家都心知肚明，只要他们不越轨，就能继续统治这个地区。尽管要确立对一个地区的完全控制可能要花很多年，但中央政府不会迫不及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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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样的政权在地方上没有根基，所以它的生存有赖于对军队的控制以及民众的普遍认可，后者指的是在地方上担任官职和具有社会威望的人，他们对政权的认可并不会很坚定，往往会因私利而动摇。由于民众的支持有着潜在的不确定性，所以尤其重要的是要确保没有能左右民意的对手。获得皇位者采取的可行手段之一就是按惯例宣称自己威权的合法性，比如“天授”，这是基于利己目的的对政权合法性的声明，即如果不合天意，他就不会获取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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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项惯常采取的手段是儒家的“忠君”原则，与此相随的是要求人们永远忠诚，不得改变。这点在和平统一时期可能较容易做到，但如颜之推所说，对生活在六朝那样纷乱时期的人们来说，只是一种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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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期，当国家一分为二甚至分裂为更多的政权时，这些政体潜在的不安全性会加剧。它不仅意味着要为效忠的人付出更高的代价（比如为他们提供更多利益），而且意味着现有政权所受的威胁切切实实地存在着。维持军队意味着要严重消耗国家的经济资源，用于防卫的战争花费巨大，但百姓并不能从中获益，这是对政权生命力的进一步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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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所有因素（分裂、潜在的对手、缺乏根基、统治合法性的丧失）在这几个世纪里加剧了社会的紧张局势。这种紧张局势促使和加剧了南北方的争战，也意味着尽管已经分裂数百年，但最终还是会有一个解决的途径，那就是重新统一。所以，我们要研究的问题不是为什么达成了统一，而是为什么统一要花这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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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个时期无疑属于动荡与战争的年代，但认为它在文化上也无所建树那就大错特错了。在物质文化方面，它在汉代基础上持续发展，并开启了隋唐文化成就之先河。文化的延续性表现在建筑、城市规划、金属工艺、家具和服饰等诸多方面，此外，这个时期也出现了创新，出现了一些新的文化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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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时期，中国北方政权统治下的非汉民族的出现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今天的学者过于强调这些非汉民族与中原文化的融合进程[17]，如历史学家范文澜在其《中国通史简编》里，把六朝部分冠以“长江流域经济文化发展时期”（第五章）和“黄河流域各族大融合时期”（第六章）的标题[18]。洪廷彦深刻地指出，这些章节标题尽管被广为引用，但并非对这段历史的深刻描述。按照洪廷彦的观点，无论南方还是北方都经历了经济的发展和民族的同化，而且这些发展作为汉唐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可以追溯到汉，而极盛于唐[19]。另一个对这段历史的概括是：这是强大的世家大族的时代。笔者曾在另一书中主张，这些被标记为世家大族的集团既不强大，也不是贵族或宗族[20]。六朝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时期，尝试对这段历史进行任何的概括［即所谓“标签式概括”（labeling generalization）］[21]，都不会很贴切。通过对物质文化的研究来补充文献材料的不足，或许会让我们对这段时期的中国历史有一个中肯的认识，从而带来更加深刻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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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六朝时期指的是以建康（今南京）为都城的几个朝代（即吴、东晋、刘宋、南齐、梁、陈），但吴有段时期在别处建都，统一的西晋王朝也建都他处。中国学者将汉唐之间的这段时期称为“魏晋南北朝”，但这个词用英语表达太过繁琐，因此，我用“六朝”泛指这个时期，大多数中国以外的学者都是如此。关于这个时期的概述性著作，参见Wolfram Eberhard，A History of China.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revised fourth edition，1977，pp.109-168及Charles Hucker，China’s Imperial Past：An Introduction to China’s History and Culture.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pp.133-139。还有更多的中文论著，如韩国磐《魏晋南北朝史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译者按：a.完整的著作信息仅在首次出现时注明，以后仅标注作者、书名、页码、图表编号，其他信息见“参考文献”部分；b.注释格式分别按中文和西文的一般规范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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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九品中正制”，参见Albert E.Dien ed.，State and Society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Hong Kong and Stanford：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an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p.10-12及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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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趣的是，1949年以后的台湾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形，即三个方面的人口来源导致了语言的差异、族群间的冲突，以及侨居者在入仕方面的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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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W.Eichorn，“Description of the Rebellion of Sun En and Earlier Taoist Rebellions，” Mitteilungen des Instituts für Orientforschung der deut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Berlin 2（1954）：325-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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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川勝義雄：「劉宋政權の成立と寒門武人-貴族制との關連において」，『東方學報』（東京）36（1964）、215-2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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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具体数字参见Otto Franke，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 Berlin：Walter de Gruyter and Co.，1930-1948，2，p.146.4 v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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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Teng Ssu-yü，trans.，Family Instructions for the Yen Clan：Yen-shih chia-hsün by Yen Chih-t’ui. Leiden：E.J.Brill，1969，pp.116-117，53-54。《颜氏家训》（译者按：作者在书中所引历史文献部分出自该文献的英文译本，译为中文时将尽可能复原为中文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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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晋书》卷56；《资治通鉴》卷83（译者按：常见史籍的版本等信息参见“参考文献”部分，文中不一一注明；卷数一律以阿拉伯数字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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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晋书》卷62；又参见金发根《永嘉乱后北方的豪族》，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4，第6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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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晋书》卷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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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关于坞壁的讨论，参见金发根《永嘉乱后北方的豪族》，第83～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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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关于民族性的讨论，参见Wolfram Eberhard，Conquerers and Rulers：Social Forces in Medieval China. Leiden：E.J.Brill，1965，pp.135-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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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G.W.Skinner，“Chinese Peasants and the Closed Community：An Open and Shut Cas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3（1971）：270-281；Morton H.Fried，“Clans and Lineages：How to Tell Them Apart and Why—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Chinese Society，”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Academia Sinica 29（1970）：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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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资治通鉴》卷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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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资治通鉴》卷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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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Robert Somers，“Time，Space and Structure in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T’ang Dynasty（A.D.617-700），”in Albert E.Dien ed.，State and Society in Early Medieval China，pp.371-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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