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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证据表明，这段时间里中原汉人与鲜卑部落民之间存在着频繁的摩擦，东魏统治者高欢曾试图调和双方的矛盾。据文献记载，他曾用鲜卑语对士兵说：“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陵之？”对汉人则说：“鲜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疾之？”[14]另有一次高欢还说：“今督将家属多在关西，宇文黑獭常相招诱，人情去留未定；江东复有吴翁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15]所以，高欢的统治无疑需要十分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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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两个政权之间的战争旷日持久，双方都宣称自己是前朝的合法继承者。西魏、北周政权对鲜卑部落民的驾驭变得越来越困难，他们不得不另辟蹊径寻求兵源，解决办法就是将汉人部落化，也就是说吸纳一部分汉人，让他们自备武器入伍，以免除赋税作为回报，并授予拓跋族的姓氏，将他们编入中央军队系统，让他们都充当鲜卑人。这种后来被称为府兵的中央军队体系很快就派上了用场，在西北政权的统治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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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政权的统治无疑也是困难重重，一般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能大规模地调遣军队，但作为南迁北方大族根基的世袭中央军队体系，在历经两百年之后已经变得老迈不堪。至于其老迈程度，在太清元年（公元547年）的事件中有着明显的体现。当时来自北方的冒险家侯景带着区区千人渡江，伺机占领了南朝宫廷，俘获了年迈的梁武帝，并迅速收编了一支10万人的大军。而驻扎在上游各地担任刺史的亲王们，行动却非常迟缓，他们只能依靠南方士族的私人武装，这些私人武装是随着中央政府的势衰而应运而生的。结果，辉煌地统治了梁朝50年的梁武帝在救兵到来之前就饿死于台城。大同十年（公元544年），西魏派兵攻克了南朝的大部分疆土，梁朝的残余政权归于梁朝将军（陈霸先）统治之下，他在永定元年（公元557年）建立陈朝，此后又延续了数十年。在分裂的状态下，军队下属只有在符合自己利益的情况下才会顺从，士兵也只能从无地的佃农中征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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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西魏、北周异常精良的军事实力，北齐政权也未能苟活得太久，承光元年（公元577年）终被北周所灭。隋朝继承了西魏、北周的这支军队，于开皇九年（公元589年）终结了南朝的统治，于是中国重获统一。尽管拓跋统治者创建了这支军队，但他们根本无法有效地控制它，因为大部分士兵都已是汉人，军队的部落组织形式只是促成了由鲜卑体制向汉制的平稳过渡。尽管如此，拓跋氏的军事体系还是继续存在了下来，并为隋唐的扩张与荣耀提供了军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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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南北朝时期的这种分裂局面，在中国历史上似乎比较特殊，它只是重归统一之前的短暂过渡。不过，这么说也可能是一种误导。根据对公元220～1912年中国历史的统计，只有950年属于统一时期，而有742年处于分裂状态。即便如此，还是有误导之嫌，因为在大部分历史时期，中国名义上虽然是一个王朝，但实际上并不处在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对中国来说，至少自秦汉开始，自然平衡（natural equilibrium）似乎是国家统一的动因，与印度等地相比，统一似乎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印度同样是一个幅员辽阔而封闭的地区，但那里的自然平衡是地域性的，全国范围内的统一似乎要求过高了，事实上它在历史上也只有几次短期的全国统一。印度的统一主要在孔雀王朝（公元前321～前187年）和笈多王朝（公元320～540年）时期，但这些王朝给人以不安定之感，因而并不持久。而中国的情况恰好相反，只有分裂时期才会给人以不安和过渡之感。那么，在六朝社会里，什么样的自然平衡成了统一的动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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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没有血缘贵族。地方政权的世袭统治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存在，但历经战国时期的消耗，已经被完全消灭了，秦的中央集权将地方贵族体系送到了尽头。汉代曾实行过短时期的封建，但由于朝廷的中央集权措施，以及汉文帝时对叛乱的镇压，封建化进程并没有持续下去。封号与封地名义上仍然存在，但如果没有特殊原因受到朝廷的特赐，封号是不能世袭的，世袭是特例，而不是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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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类似，也没有了血缘意义上的高等级宗族（clan），没有了超常规的土地授予。宗族的先祖都是人或被赋予了人格，人们热衷于追溯自己的先祖到传说中的某位皇帝，也就是说他们的祖先是人而不是神。即便是皇帝，虽然被称为“天子”，但他们并不真的源自神，这点与日本的情况不同，理论上只要有“天意”，人人皆可获得王位。不过，朝代的延祚是有限的，除了秦希望自己的统治千秋万代，一般朝代都只能延续约三百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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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地方上无人能够自然地纠集反抗者创建一个独立的政体，同样从全国来说，也无人能以自己的血缘来称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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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上的首领都是乡绅和土地所有者。在这一时期，没有证据显示当时出现了像后来那样强大的宗族或世家大族组织，不过已经出现了同一宗族内的个体家庭集中居住的趋势，这样有利于个体家庭的生存和稳定。即使在新的政权之下，也没有发生暴力性的剧变，或大规模的财产没收，它们保持着强大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地方统治者是不允许个体家庭拥有土地的，他们将土地以奖赏的方式授予自己的亲信和随从。对于本地土地和水源的暴力争夺无疑是存在的，但由于对手也是当地的，所以不会发生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冲突。在中央政府衰微时期，会出现一些独立军阀统领的地方性军队（与本地地主统领的防御性兵丁性质不同），即使这些军队在某些地区攫取了粮草供应，那些当地居民也不一定认为与自己的利益和命运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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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行政管理体系中，郡县一级的地方政府往往由当地的精英人士控制。虽然国家的上层人事可能会发生变动，但一般不会影响到基层，这些地方精英也有可能被选拔进入朝廷。这样的职官体系虽然比较复杂，但非常稳定。单个的家族往往表现出惊人的延续性，不过很明显，家族的长期延续可能只是在家族的长期兴衰循环中，保留下来的一个姓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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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对地方首领来说，他们要为地方政权付出巨大的代价，而这样的政权并不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政府介入地方事务越多，世家大族就越可能输给地方上的对手，因为后者往往与地方官员相互勾结，剥夺世家大族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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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行政体系体现出一种中央集权下的平衡，它是一种保障地方大族既得利益的措施。这些地方大族在动荡时期无利可图，而在地方政权强大时也会失去很多。所有的这些措施很可能是以官僚体系为基础的，它起到联系中央与地方的作用，从而减弱了权力掮客的重要性。所以，没有血缘贵族之后，由地方首领来维护稳定，在中央和地方之间没有了权力的自然集中，结果每一次的分裂都是暂时的，军阀之间谋求政权的争端迟早会得到解决，总有一个会剿灭其他所有的军事力量，人口数量会有所下降，但最终会实现国家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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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这样的政权特性下，统一终于得以完成。正如芮沃寿（Robert Somers）所阐明的那样[16]，统治者的权力不是绝对的和无限的，而是至高无上的，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以剪灭异己为目标，以确保无人挑战自己的威权。因此，改朝换代的战争就是以摧毁对手为目的，而最后幸存的一方就会成为新的统治者。这就意味着国家没有必要仿效秦朝体制掌控所有的权力，但所有人又都会将统治者当成实际的皇帝。于是，就有可能在边境地区出现一些强势人物，他们不会真正地听命于朝廷，而是地方上的实际统治者，他们以向朝廷效忠作为交换，来获得朝廷的正式任命。大家都心知肚明，只要他们不越轨，就能继续统治这个地区。尽管要确立对一个地区的完全控制可能要花很多年，但中央政府不会迫不及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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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样的政权在地方上没有根基，所以它的生存有赖于对军队的控制以及民众的普遍认可，后者指的是在地方上担任官职和具有社会威望的人，他们对政权的认可并不会很坚定，往往会因私利而动摇。由于民众的支持有着潜在的不确定性，所以尤其重要的是要确保没有能左右民意的对手。获得皇位者采取的可行手段之一就是按惯例宣称自己威权的合法性，比如“天授”，这是基于利己目的的对政权合法性的声明，即如果不合天意，他就不会获取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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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项惯常采取的手段是儒家的“忠君”原则，与此相随的是要求人们永远忠诚，不得改变。这点在和平统一时期可能较容易做到，但如颜之推所说，对生活在六朝那样纷乱时期的人们来说，只是一种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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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期，当国家一分为二甚至分裂为更多的政权时，这些政体潜在的不安全性会加剧。它不仅意味着要为效忠的人付出更高的代价（比如为他们提供更多利益），而且意味着现有政权所受的威胁切切实实地存在着。维持军队意味着要严重消耗国家的经济资源，用于防卫的战争花费巨大，但百姓并不能从中获益，这是对政权生命力的进一步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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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所有因素（分裂、潜在的对手、缺乏根基、统治合法性的丧失）在这几个世纪里加剧了社会的紧张局势。这种紧张局势促使和加剧了南北方的争战，也意味着尽管已经分裂数百年，但最终还是会有一个解决的途径，那就是重新统一。所以，我们要研究的问题不是为什么达成了统一，而是为什么统一要花这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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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个时期无疑属于动荡与战争的年代，但认为它在文化上也无所建树那就大错特错了。在物质文化方面，它在汉代基础上持续发展，并开启了隋唐文化成就之先河。文化的延续性表现在建筑、城市规划、金属工艺、家具和服饰等诸多方面，此外，这个时期也出现了创新，出现了一些新的文化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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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时期，中国北方政权统治下的非汉民族的出现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今天的学者过于强调这些非汉民族与中原文化的融合进程[17]，如历史学家范文澜在其《中国通史简编》里，把六朝部分冠以“长江流域经济文化发展时期”（第五章）和“黄河流域各族大融合时期”（第六章）的标题[18]。洪廷彦深刻地指出，这些章节标题尽管被广为引用，但并非对这段历史的深刻描述。按照洪廷彦的观点，无论南方还是北方都经历了经济的发展和民族的同化，而且这些发展作为汉唐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可以追溯到汉，而极盛于唐[19]。另一个对这段历史的概括是：这是强大的世家大族的时代。笔者曾在另一书中主张，这些被标记为世家大族的集团既不强大，也不是贵族或宗族[20]。六朝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时期，尝试对这段历史进行任何的概括［即所谓“标签式概括”（labeling generalization）］[21]，都不会很贴切。通过对物质文化的研究来补充文献材料的不足，或许会让我们对这段时期的中国历史有一个中肯的认识，从而带来更加深刻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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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六朝时期指的是以建康（今南京）为都城的几个朝代（即吴、东晋、刘宋、南齐、梁、陈），但吴有段时期在别处建都，统一的西晋王朝也建都他处。中国学者将汉唐之间的这段时期称为“魏晋南北朝”，但这个词用英语表达太过繁琐，因此，我用“六朝”泛指这个时期，大多数中国以外的学者都是如此。关于这个时期的概述性著作，参见Wolfram Eberhard，A History of China.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revised fourth edition，1977，pp.109-168及Charles Hucker，China’s Imperial Past：An Introduction to China’s History and Culture.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pp.133-139。还有更多的中文论著，如韩国磐《魏晋南北朝史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译者按：a.完整的著作信息仅在首次出现时注明，以后仅标注作者、书名、页码、图表编号，其他信息见“参考文献”部分；b.注释格式分别按中文和西文的一般规范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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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九品中正制”，参见Albert E.Dien ed.，State and Society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Hong Kong and Stanford：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an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p.10-12及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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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趣的是，1949年以后的台湾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形，即三个方面的人口来源导致了语言的差异、族群间的冲突，以及侨居者在入仕方面的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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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W.Eichorn，“Description of the Rebellion of Sun En and Earlier Taoist Rebellions，” Mitteilungen des Instituts für Orientforschung der deut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Berlin 2（1954）：325-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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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川勝義雄：「劉宋政權の成立と寒門武人-貴族制との關連において」，『東方學報』（東京）36（1964）、215-2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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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具体数字参见Otto Franke，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 Berlin：Walter de Gruyter and Co.，1930-1948，2，p.146.4 v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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