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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68410 大量证据表明,这段时间里中原汉人与鲜卑部落民之间存在着频繁的摩擦,东魏统治者高欢曾试图调和双方的矛盾。据文献记载,他曾用鲜卑语对士兵说:“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陵之?”对汉人则说:“鲜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疾之?”[14]另有一次高欢还说:“今督将家属多在关西,宇文黑獭常相招诱,人情去留未定;江东复有吴翁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15]所以,高欢的统治无疑需要十分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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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68412 北方两个政权之间的战争旷日持久,双方都宣称自己是前朝的合法继承者。西魏、北周政权对鲜卑部落民的驾驭变得越来越困难,他们不得不另辟蹊径寻求兵源,解决办法就是将汉人部落化,也就是说吸纳一部分汉人,让他们自备武器入伍,以免除赋税作为回报,并授予拓跋族的姓氏,将他们编入中央军队系统,让他们都充当鲜卑人。这种后来被称为府兵的中央军队体系很快就派上了用场,在西北政权的统治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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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68414 南朝政权的统治无疑也是困难重重,一般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能大规模地调遣军队,但作为南迁北方大族根基的世袭中央军队体系,在历经两百年之后已经变得老迈不堪。至于其老迈程度,在太清元年(公元547年)的事件中有着明显的体现。当时来自北方的冒险家侯景带着区区千人渡江,伺机占领了南朝宫廷,俘获了年迈的梁武帝,并迅速收编了一支10万人的大军。而驻扎在上游各地担任刺史的亲王们,行动却非常迟缓,他们只能依靠南方士族的私人武装,这些私人武装是随着中央政府的势衰而应运而生的。结果,辉煌地统治了梁朝50年的梁武帝在救兵到来之前就饿死于台城。大同十年(公元544年),西魏派兵攻克了南朝的大部分疆土,梁朝的残余政权归于梁朝将军(陈霸先)统治之下,他在永定元年(公元557年)建立陈朝,此后又延续了数十年。在分裂的状态下,军队下属只有在符合自己利益的情况下才会顺从,士兵也只能从无地的佃农中征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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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68416 面对西魏、北周异常精良的军事实力,北齐政权也未能苟活得太久,承光元年(公元577年)终被北周所灭。隋朝继承了西魏、北周的这支军队,于开皇九年(公元589年)终结了南朝的统治,于是中国重获统一。尽管拓跋统治者创建了这支军队,但他们根本无法有效地控制它,因为大部分士兵都已是汉人,军队的部落组织形式只是促成了由鲜卑体制向汉制的平稳过渡。尽管如此,拓跋氏的军事体系还是继续存在了下来,并为隋唐的扩张与荣耀提供了军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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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68418 像南北朝时期的这种分裂局面,在中国历史上似乎比较特殊,它只是重归统一之前的短暂过渡。不过,这么说也可能是一种误导。根据对公元220~1912年中国历史的统计,只有950年属于统一时期,而有742年处于分裂状态。即便如此,还是有误导之嫌,因为在大部分历史时期,中国名义上虽然是一个王朝,但实际上并不处在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对中国来说,至少自秦汉开始,自然平衡(natural equilibrium)似乎是国家统一的动因,与印度等地相比,统一似乎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印度同样是一个幅员辽阔而封闭的地区,但那里的自然平衡是地域性的,全国范围内的统一似乎要求过高了,事实上它在历史上也只有几次短期的全国统一。印度的统一主要在孔雀王朝(公元前321~前187年)和笈多王朝(公元320~540年)时期,但这些王朝给人以不安定之感,因而并不持久。而中国的情况恰好相反,只有分裂时期才会给人以不安和过渡之感。那么,在六朝社会里,什么样的自然平衡成了统一的动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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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68420 首先,没有血缘贵族。地方政权的世袭统治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存在,但历经战国时期的消耗,已经被完全消灭了,秦的中央集权将地方贵族体系送到了尽头。汉代曾实行过短时期的封建,但由于朝廷的中央集权措施,以及汉文帝时对叛乱的镇压,封建化进程并没有持续下去。封号与封地名义上仍然存在,但如果没有特殊原因受到朝廷的特赐,封号是不能世袭的,世袭是特例,而不是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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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68422 与此类似,也没有了血缘意义上的高等级宗族(clan),没有了超常规的土地授予。宗族的先祖都是人或被赋予了人格,人们热衷于追溯自己的先祖到传说中的某位皇帝,也就是说他们的祖先是人而不是神。即便是皇帝,虽然被称为“天子”,但他们并不真的源自神,这点与日本的情况不同,理论上只要有“天意”,人人皆可获得王位。不过,朝代的延祚是有限的,除了秦希望自己的统治千秋万代,一般朝代都只能延续约三百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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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68424 因此,在地方上无人能够自然地纠集反抗者创建一个独立的政体,同样从全国来说,也无人能以自己的血缘来称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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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68426 地方上的首领都是乡绅和土地所有者。在这一时期,没有证据显示当时出现了像后来那样强大的宗族或世家大族组织,不过已经出现了同一宗族内的个体家庭集中居住的趋势,这样有利于个体家庭的生存和稳定。即使在新的政权之下,也没有发生暴力性的剧变,或大规模的财产没收,它们保持着强大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地方统治者是不允许个体家庭拥有土地的,他们将土地以奖赏的方式授予自己的亲信和随从。对于本地土地和水源的暴力争夺无疑是存在的,但由于对手也是当地的,所以不会发生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冲突。在中央政府衰微时期,会出现一些独立军阀统领的地方性军队(与本地地主统领的防御性兵丁性质不同),即使这些军队在某些地区攫取了粮草供应,那些当地居民也不一定认为与自己的利益和命运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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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68428 政府行政管理体系中,郡县一级的地方政府往往由当地的精英人士控制。虽然国家的上层人事可能会发生变动,但一般不会影响到基层,这些地方精英也有可能被选拔进入朝廷。这样的职官体系虽然比较复杂,但非常稳定。单个的家族往往表现出惊人的延续性,不过很明显,家族的长期延续可能只是在家族的长期兴衰循环中,保留下来的一个姓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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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68430 实际上对地方首领来说,他们要为地方政权付出巨大的代价,而这样的政权并不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政府介入地方事务越多,世家大族就越可能输给地方上的对手,因为后者往往与地方官员相互勾结,剥夺世家大族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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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68432 这样的行政体系体现出一种中央集权下的平衡,它是一种保障地方大族既得利益的措施。这些地方大族在动荡时期无利可图,而在地方政权强大时也会失去很多。所有的这些措施很可能是以官僚体系为基础的,它起到联系中央与地方的作用,从而减弱了权力掮客的重要性。所以,没有血缘贵族之后,由地方首领来维护稳定,在中央和地方之间没有了权力的自然集中,结果每一次的分裂都是暂时的,军阀之间谋求政权的争端迟早会得到解决,总有一个会剿灭其他所有的军事力量,人口数量会有所下降,但最终会实现国家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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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68434 在中国这样的政权特性下,统一终于得以完成。正如芮沃寿(Robert Somers)所阐明的那样[16],统治者的权力不是绝对的和无限的,而是至高无上的,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以剪灭异己为目标,以确保无人挑战自己的威权。因此,改朝换代的战争就是以摧毁对手为目的,而最后幸存的一方就会成为新的统治者。这就意味着国家没有必要仿效秦朝体制掌控所有的权力,但所有人又都会将统治者当成实际的皇帝。于是,就有可能在边境地区出现一些强势人物,他们不会真正地听命于朝廷,而是地方上的实际统治者,他们以向朝廷效忠作为交换,来获得朝廷的正式任命。大家都心知肚明,只要他们不越轨,就能继续统治这个地区。尽管要确立对一个地区的完全控制可能要花很多年,但中央政府不会迫不及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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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68436 由于这样的政权在地方上没有根基,所以它的生存有赖于对军队的控制以及民众的普遍认可,后者指的是在地方上担任官职和具有社会威望的人,他们对政权的认可并不会很坚定,往往会因私利而动摇。由于民众的支持有着潜在的不确定性,所以尤其重要的是要确保没有能左右民意的对手。获得皇位者采取的可行手段之一就是按惯例宣称自己威权的合法性,比如“天授”,这是基于利己目的的对政权合法性的声明,即如果不合天意,他就不会获取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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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68438 另一项惯常采取的手段是儒家的“忠君”原则,与此相随的是要求人们永远忠诚,不得改变。这点在和平统一时期可能较容易做到,但如颜之推所说,对生活在六朝那样纷乱时期的人们来说,只是一种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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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68440 在这个时期,当国家一分为二甚至分裂为更多的政权时,这些政体潜在的不安全性会加剧。它不仅意味着要为效忠的人付出更高的代价(比如为他们提供更多利益),而且意味着现有政权所受的威胁切切实实地存在着。维持军队意味着要严重消耗国家的经济资源,用于防卫的战争花费巨大,但百姓并不能从中获益,这是对政权生命力的进一步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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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68442 以上的所有因素(分裂、潜在的对手、缺乏根基、统治合法性的丧失)在这几个世纪里加剧了社会的紧张局势。这种紧张局势促使和加剧了南北方的争战,也意味着尽管已经分裂数百年,但最终还是会有一个解决的途径,那就是重新统一。所以,我们要研究的问题不是为什么达成了统一,而是为什么统一要花这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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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68444 尽管这个时期无疑属于动荡与战争的年代,但认为它在文化上也无所建树那就大错特错了。在物质文化方面,它在汉代基础上持续发展,并开启了隋唐文化成就之先河。文化的延续性表现在建筑、城市规划、金属工艺、家具和服饰等诸多方面,此外,这个时期也出现了创新,出现了一些新的文化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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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68446 在这一时期,中国北方政权统治下的非汉民族的出现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今天的学者过于强调这些非汉民族与中原文化的融合进程[17],如历史学家范文澜在其《中国通史简编》里,把六朝部分冠以“长江流域经济文化发展时期”(第五章)和“黄河流域各族大融合时期”(第六章)的标题[18]。洪廷彦深刻地指出,这些章节标题尽管被广为引用,但并非对这段历史的深刻描述。按照洪廷彦的观点,无论南方还是北方都经历了经济的发展和民族的同化,而且这些发展作为汉唐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可以追溯到汉,而极盛于唐[19]。另一个对这段历史的概括是:这是强大的世家大族的时代。笔者曾在另一书中主张,这些被标记为世家大族的集团既不强大,也不是贵族或宗族[20]。六朝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时期,尝试对这段历史进行任何的概括[即所谓“标签式概括”(labeling generalization)][21],都不会很贴切。通过对物质文化的研究来补充文献材料的不足,或许会让我们对这段时期的中国历史有一个中肯的认识,从而带来更加深刻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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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68448 [1] 六朝时期指的是以建康(今南京)为都城的几个朝代(即吴、东晋、刘宋、南齐、梁、陈),但吴有段时期在别处建都,统一的西晋王朝也建都他处。中国学者将汉唐之间的这段时期称为“魏晋南北朝”,但这个词用英语表达太过繁琐,因此,我用“六朝”泛指这个时期,大多数中国以外的学者都是如此。关于这个时期的概述性著作,参见Wolfram Eberhard,A History of China.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revised fourth edition,1977,pp.109-168及Charles Hucker,China’s Imperial Past:An Introduction to China’s History and Culture.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pp.133-139。还有更多的中文论著,如韩国磐《魏晋南北朝史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译者按:a.完整的著作信息仅在首次出现时注明,以后仅标注作者、书名、页码、图表编号,其他信息见“参考文献”部分;b.注释格式分别按中文和西文的一般规范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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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68450 [2] 关于“九品中正制”,参见Albert E.Dien ed.,State and Society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Hong Kong and Stanford: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an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p.10-12及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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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68452 [3] 有趣的是,1949年以后的台湾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形,即三个方面的人口来源导致了语言的差异、族群间的冲突,以及侨居者在入仕方面的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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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68454 [4] W.Eichorn,“Description of the Rebellion of Sun En and Earlier Taoist Rebellions,” Mitteilungen des Instituts für Orientforschung der deut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Berlin 2(1954):325-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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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68456 [5] 川勝義雄:「劉宋政權の成立と寒門武人-貴族制との關連において」,『東方學報』(東京)36(1964)、215-2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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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68458 [6] 具体数字参见Otto Franke,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 Berlin:Walter de Gruyter and Co.,1930-1948,2,p.146.4 v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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