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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百年后，高欢立北魏傀儡皇帝于邺，开始了史上的东魏。高欢死后，继承者于天保元年（公元550年）称帝，成为北齐的第一代皇帝，至承光元年（公元577年）被北周所灭。东魏兴和元年（公元539年），高欢紧临邺城另建新都，即考古资料中的“邺南城”，位于漳河以南。至今对邺南城所做的考古工作一直很少[17]，但根据1986年的考古发掘，也可以大致确定邺南城的范围，东西宽2800米，南北长3460米。此外，多座城门的位置也得以确认，还发掘了其中的一座城门遗址——朱明门遗址。朱明门是南城墙的中间城门，也是全城的正门（图2.4）。根据城门基址遗存，考古学家确认城墙的厚度为9.5米，在城门两侧又另加厚了10.8米，所以城门的进深达20.3米。城门本身有三个门道，以6米厚的墙相隔。中央门道宽5.4米，两侧门道各宽4.8米。城门两侧城墙向外凸出49米，顶头是一个14.6米×14.6米的方形台基，推测可能是门楼的基址[18]。于是城门处形成了一个U形的防御体系，与北京紫禁城的午门类似，此类结构很可能就是从邺城开始的[19]。邺南城在承光元年（公元577年）北齐灭亡时得以幸存，但到西魏大象二年（公元580年），邺城的统治者尉迟迥反隋失败之后，邺城终被夷为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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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邺南城朱明门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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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城市遗存还有山西太原附近的晋阳城，是东魏、北齐时期（公元534～577年）的陪都。这是一个疑点尤多的遗址，因为它是建立于约公元前490年的晋国古都，此后几乎历代连续沿用，直到北宋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被宋所毁。在1961年的调查中，在今晋源地区发现了一些城墙遗存，初步认定为刘琨所建并州城的一段城墙（图2.5，A）。刘琨是西晋王朝的拥护者，曾抗击匈奴。此外，这次调查还确认了推测为北齐大明宫的所在（图2.5，B）。但是正如考古报告所称，由于遗址的堆积历史非常复杂，早期城墙往往与晚期城墙混杂在一起，新的城墙又建于旧墙基础之上，因此地表调查困难重重。如果不经过系统的考古发掘，对这些零零星星的城墙遗存很难做出任何明确的判断[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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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古晋阳城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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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邺城和晋阳城不同，寻阳城从未做过都城。寻阳城坐落在今江西九江西南部，晋太安三年（公元304年）时西晋所建。其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具有牵制长江中游和下游的作用。寻阳城在隋代因洪水而废，现在遗址的大部分位于湖底。由于湖水的冲刷清除了表层的淤泥，湖滩上暴露出一个瓷器作坊和青瓷窑炉、砖瓦、水井、黏土陈腐池，以及一个20米×20米的建筑基址，还发现了水塘遗存和用于建造花园的大型太湖石。地表遗物包括陶纺轮、网坠、石臼、石磨以及各种青瓷器皿。有意思的是，这些器物与当时的大多数器物不同，并不是随葬品。可惜考古报告对这些器物的详情极少披露。在寻阳城遗址附近的丘陵地带还发现了一些墓葬，大多是晋代墓葬[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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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文明 三 北魏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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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时期共建有三个都城，从盛乐迁都平城，随后又迁到了南边的洛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迁都反映了拓跋统治者逐渐适应中原社会的过程。盛乐城在今和林格尔以北约10公里处，曹魏甘露三年（公元258年）首次成为都城，当时的拓跋氏还只不过是鲜卑部落联盟中的一支。西晋永嘉七年（公元313年）和东晋永和二年（公元346年），盛乐城又两度成为部落联盟的都城[22]。由于盛乐城在后代被陆续使用，所以在探讨盛乐早期状况时需要十分谨慎。宝贝河畔有城墙的区域大致呈长方形，南北略长，东西略窄，分别是2250米和1550米。内城城垣内的部分也叫南城，大小为670米×655米，始建年代可以追溯到北魏甚至更早。在厚厚的文化堆积层里，有些遗物可以早到汉代，如瓦、生活用具、农具和牛、马、羊、猪的骨骼，也有独具北魏特色的黑釉瓦。这些发现说明拓跋氏在定都于此之前，就已经占据此地相当长的时间，但是他们并没有改变自己的游牧生活方式，所以这个遗址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被统治的汉人遗存。本书第四章将要详述的呼和浩特附近美岱村墓葬很可能就是这个时期的典型拓跋氏遗存。大量黑釉瓦的发现表明盛乐作为公元五六世纪的重要边镇，曾有过大规模的城市建设[23]。不过，直到南迁平城，尤其是迁都洛阳之后，拓跋氏才在都城建设上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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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拓跋政权的巩固和向中原腹地的深入，他们不得不在南边另建新都。冬夏时期逐水草而居的迁徙模式可能也促使北方政权建造多个都城[24]。无论如何，北魏天兴二年（公元399年），拓跋氏在御河（当时称为如浑水）西岸建立新城——平城（今山西大同）。尽管在平城做过几次考古发掘，但我们今天对平城的了解几乎还都来自文献资料[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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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书》记载了许多新都建设方面的情况。平城周长10公里，后来扩展到16公里；将宫殿区置于全城北部、居民区设于南部的做法很可能模仿了邺城的城市规划。北魏战场上的节节胜利使拓跋氏得以向平城输入大量的人口，其中既有农民，也有工匠，这样就保障了建设和充实京师所需的劳动力，保障了大型苑囿、宗庙和社稷的建设。据说建造一座宫殿需要使用两万人丁、耗时六个多月[26]。城区和郊区的居民都居住于坊内，坊的规模从60～70户至400～500户不等，至少从理论上看，当时是根据社会地位和职业的不同来安置居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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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齐书》对平城的记载中生动地再现了平城每年一度的祭天场景，包括赛马和奏乐，也有陪伴皇后出宫的甲胄妇女。除了这些反映游牧内容的盛大场面等民族因素，当时的南朝人还注意到平城宫殿里的织锦和酿酒作坊，产品可以买卖，还有商业性的动物饲养和种植庄稼的田地、粮仓、肉类加工所和其他设施。正如詹纳尔（W.J.F.Jenner）所说，平城给人一种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印象[27]。政府对城市居民的严格控制似乎逐渐失去了效力，门阀等级制度开始崩溃，大量人口从农村涌入城市。公元5世纪后半期出现了一种自觉的汉化政策，反映在建筑上就是出现了大型的明堂、灵台和辟雍。此外，当时对佛教的扶持也大大加强，其中包括对平城以西不远处云冈石窟的继续开凿[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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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之前，洛阳一直是东汉的都城。建安元年，汉天子受曹操所逼离开洛阳，汉廷随之迁往邺城。曹操死后，其子曹丕（文帝）建魏，邺城仍保有都城的地位，但朝廷迅即迁回了洛阳，而将邺城作为陪都。汉洛阳城位于洛河北岸，北面为今洛阳市东约15公里的邙山之麓。洛阳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地控华北地区的东西交通要道，这可能也正是从周到唐的多个朝代建都于此的原因[29]。北魏新都洛阳与汉洛阳城在同一地点，根据城墙遗存可以测出城市的规模，东墙3895米、西墙4290米、北墙3700米、南墙位于今洛河河底，大致长度为2460米，全城形状大致呈长方形（图2.6）。魏洛阳城沿用和修复了汉洛阳城的城墙，但有两个创新。第一，出现了如统万城所见的“马面”，其中之一进行了考古发掘，可知它是对城墙重新修整之后再加筑的。由于马面不见于现在的地表，所以无法推测其数量和间距。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当洛阳再次成为北魏都城时，又对城墙进行了一次修葺，采取了同样的修筑程序。其中一座马面经过修缮之后，宽度达12.9米，距城墙的长度为11.7米[30]。在城墙上加筑马面防御设施的做法始于何时尚不清楚，有人认为可以早到战国甚至更早。不过，洛阳城的马面可能是现存最早的马面实例[31]。这种马面也见于敦煌257窟、249窟（公元6世纪）的壁画中（图2.7、图2.8）[32]，其中马面上部设有城垛和射孔，并且高出城墙，洛阳的马面实物似乎没有城墙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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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汉魏洛阳城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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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敦煌257窟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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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 敦煌249窟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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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洛阳城的第二个创新是在西北角建造了三座彼此相连的封闭小城，其中两座突出于主城墙。这几座小城被称为金墉城，似乎有意模仿邺城西北角的三台。建造金墉城的初衷可能是为了加强城市的防御，但早在曹魏时期，这里成了安置废帝、废后的地方，成为一处独立的离宫和帝后退养之所。北魏孝文帝迁居洛阳之初，对金墉城进行了一次空前规模的修缮和重建，在城内宫苑建好之前就暂住在金墉城。金墉城的城垣南北总长1048米，东西宽255米（即总共26万多平方米），背倚邙山，居高临下可以俯瞰全城。城墙现存宽度还有12米～13米，高6米。墙外建有朝向外侧的马面，马面的大小约为15米×8米，间距60米～70米。城墙外原来还有一道壕沟[33]。多位后妃曾居住于金墉城，所以城内建有大量的殿阁，这使得金墉城更具离宫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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