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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12座城门在魏晋时期大部分仍在沿用,不过名称多已改变[34]。考古报告对城门的名称及其变迁有着大量的论述,因为很多现存的历史文献里都保留了大量有关城门的资料。到北魏时期,西城墙上增加了第十三座城门,位于金墉城南墙之南,这样洛阳城的西面就有了四座城门。南面也有四座城门,北面两座,东面三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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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门的间距从500米到880米不等,有几座城门的门洞两侧发现了门楼遗迹。城门的宽度小者7米,宽者差不多50米,后者是双门道。已经发掘内城东墙最北边的城门,获得了一些北魏时期城门建筑的资料。该城门约30米宽,东西进深12.5米,门两侧是夯土城墙,门内又有两条隔断,形成一门三道的结构。两侧门洞保存较好,中间门洞仅有一部分得以保存。每个门洞宽约6米,门道宽4米,上面覆盖着一层深0.2米~0.3米的深褐色土,内有车辙痕迹,车辙宽1.25米~1.4米,肉眼能见。门道两侧发现埋在地下的石柱础,可能是用来支撑大梁的。石门槛已经不存,但从原来安放门槛的洞来看,门槛约3米长。门轴石的大小是(0.5~0.6)米×(0.9~1.0)米(图2.9)。门道内发现白色石灰残片,表明门洞曾有过一些装饰,但没有发现以砖饰表的现象。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城门上曾建有两层门楼,有百尺(27.5米)之高,不过现在已经踪迹全无。中间门洞损毁非常严重,难以辨识,不过可能与两边门洞等宽,或者略宽。根据北魏地层以下的堆积,可知此城门在汉和魏晋时期也曾使用[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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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 北魏洛阳建春门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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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城最大的变革还是在城墙以内。东汉时期的洛阳城内有两个宫殿区,一南一北遥遥相对。曹魏建都于此之后,似乎又因循邺城之制,将主要宫殿置于全城北部居中,南部的宫殿区逐渐消失[36]。北部区域原来是汉代的皇家建筑区,曹魏时期得以改造和扩大,宫城达东西宽660米、南北长约1400米的规模,约占全城面积的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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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当洛阳始成曹魏都城之时,可能立即做过一些修缮和改建,但直到青龙三年(公元235年)魏明帝曹叡才开始在宫城大兴土木,建造了两座大殿(昭阳殿和太极殿),在芳林园用奇石建造了人工小山,以及其他的一些建筑项目。这些宫殿修建工作役使了大量的民丁[37]。宫城的正门是阊阖门,这是一座巨大的三重式城门,宽46米,往南是一条宽阔的大街,一直通向全城的正南门,这也是连接各城门、彼此交叉的多条街道之一。北魏时期的洛阳城内有四条东西向和四条南北向的主要大街,非常宽阔,长度从12米至50多米不等[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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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晋时期的洛阳城区范围已经扩展到了城墙之外,但所谓“洛阳城”并不包括城墙之外的郊区。晋代的洛阳城一般被描述为“南北九里、东西六里”,指的是市区范围。然而城墙之外的郊区对都城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只是晋代没有将其包围在保护性城垣之内。北魏洛阳城是在魏晋洛阳城基础上建成的,但其概念比以往洛阳城的规模要大得多,还包括了外城郭。北魏洛阳城的内城在宫殿之外,还增设了政府衙署、重要寺庙和皇室成员府第。随着南城衙署数量的增加,后来的皇城(与宫城有别)建置开始粗具雏形,这样的布局模式对后代的都城影响深远。维持城市正常运转的大多数居民区和经济活动场所都位于外郭城,如市和坊。外城的西、北城墙遗迹已经找到,但东墙还未确定。有人认为洛阳城的外郭城南面仅以洛河为屏障,当时的洛河比今天险要得多。尽管北魏洛阳城外郭城的边界还有待确定,但根据文献所记的洛阳城大小(10公里×7.5公里),并参考其他线索,已有可能大致确定北魏洛阳城的四至,内城明显不在全城的中央,大致临近这个长方形城市的东北角[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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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城外的区域被划分成220个坊,各有坊名和坊墙,四面各开一门,晚上关闭,白天开放。坊内有纵横交错的街道[40]。大多数坊位于东部和西部,因为内城的北、南城墙之外区域受到邙山和洛河的局限,无法安置太多的坊。内城主要被宫殿、寺庙和衙署所占据。文献较少提到外郭城东北和西北区域的坊,这些区域可能是驻扎军队的。有学者提出,北魏洛阳城的坊可能与隋唐长安城一样采用了棋盘式的布局方式,每边长300步,不过由于北魏洛阳城是在旧有城市基础上建成的,采用那样的布局方式似乎不合情理。基本可以肯定的是,由于洛阳城的坊墙走向受到自然地形(如洛河河道)、人口多寡、旧有建筑或府宅的影响,所以很多坊的形状应该是不规则的,比如位于外城西边、皇宗所居的寿丘坊,东西长1公里,南北长7.5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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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北魏洛阳城的居民是按照身份的不同而聚居于各坊的,有的主要居住的是皇室外戚,有的是鲜卑或汉族高官,也有的是按不同的行业或职业来聚居的。各坊基本上自给自足,各有自己的小型市场和庙宇,但全城还有两个大市,其中西市较大。这些大市周围的坊是按职业来聚居的。外郭城的南半部(内城与洛河之间)设有太学和灵台等机构,是重要的国家礼仪和教育活动场所。由此往南,到外城之外的伊、洛河之间,是南朝移民和胡人聚居的地区[41]。《洛阳伽蓝记》基本上是当时人对北魏洛阳城的记录,尽管记载的重点是众多庙宇,但也保留了大量其他方面的史料[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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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位于富饶的渭水流域,地处防守严密的“关中”(即关隘之内)之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曾是西汉的都城。东汉迁都洛阳后,长安依然是一个重要的地区性中心,在六朝时期先后作为七个政权的都城。长安城的历史是毁灭与繁华交错的历史,往往在战火中毁于一旦,而后又有新的短命王朝为了树立自身政权的合法性而大兴土木,城市又盛极一时。开皇二年(公元582年),隋朝的建立者杨坚在汉至六朝长安原址的东南部另建新城,由于洪水泛滥,旧城遗迹已经荡然无存。目前的考古研究主要集中于隋唐时期的都城,学术界对汉长安城较少关注,而对六朝长安城的了解,也仅限于文献记载的几座建筑物的名称而已[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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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渭注意到,这个时期的很多城市都以双重城墙将城市分为内城(被称为“小城”、“子城”或“中城”)和外城(“大城”或“罗城”)两部分。他根据文献罗列了33座城市实例,主要是北方的城市。他认为建造双重城墙目的是在战争频仍时提供更好的防御[44]。宫崎市定也注意到北方城市的这个特点,但认为其根源在于当时政权内部不稳。在宫崎市定看来,汉以后的中国城市与汉以前相比,逐渐变成行政和军事的中心,军事防御功能受到更多的重视。同时,随着大量被征服人口迁入城市,加上原来臣服的居民,城市暴动的威胁也大大增加了,所以,除了外城城墙,还需要建立城市的大本营,这些大本营可能就是都城里的宫城。如果宫城周围全是一些不安定的人口,那就显得过于脆弱。所以,这些大本营往往背靠城墙或毗邻外城。这种双重城墙的模式为后代的一些城市所继承,如平城、洛阳以及后来的隋唐长安城[45]。在当时的南方地区也出现了双重城墙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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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文明 四 南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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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南方城址的保存状况不如北方,因为北方半干旱的环境有利于城市遗存的保存,此外,与六朝邺城和洛阳城被弃之后复为农田的情形有所不同,南方城市的选址相对比较稳定,较少迁址而建,这就增加了遗址的考古发掘难度。迄今发表的大部分南方城址都位于长江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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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时期的武昌城在今湖北鄂城附近,位于今武昌以东68公里的下游地区。它是长江中游的军事重镇,而更重要的是,它是东吴的第一座都城(公元221~229年),因此也俗称“吴王城”。六朝早期(或东吴早期)武昌城的重要性在于其特殊的军事和政治地位:城西有优良的港口,周围又有高山、沼泽和湖泊作为屏障,既可控制长江中游地区,也可阻挡自汉江而下的军事行动。除了这些战略上的优势,获取附近地区重要的铜铁矿资源也十分便捷[46]。然而,这座城市也存在先天的缺陷:本地的农产品无法满足巨大的军需,要想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还得从外地输入大量的粮草,也正因为如此,沉重的负担最终导致了这座城市的没落[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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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时期的武昌城址位于汉代地层之上,表明该城是由东吴建立者孙权对早期汉城加固和扩建而成。遗址平面略作矩形,东西宽1100米,南北长500多米,周长3300米(图2.10)。城市北临长江,以高于水面10米的垄脊和堤岸为界。在现存的堤岸上可以看见许多被流水冲蚀的痕迹,由此可以推测北垣原本应该较高,是一道以长江为护城河的防御性城墙。武昌城西北角位于今寿山的高地上,有一座城门(即文献提到的临津门)可以通往码头,码头即今轮渡码头所在地。在城墙的内侧可能原本有一排竖井,其中一部分可能是水井,另外一些则是用来储存粮食的。通过对其中一口井的发掘,出土了青铜和陶瓷器皿[48]。在这面墙的两个拐角处还发现了疑为城楼的遗迹。武昌城西墙毗邻樊山(今西山),南墙临南湖,东墙则延伸至一个天然潟湖。这三面墙原本都有夯土城墙,但只有南墙的一段得以保存下来,这是保存状态最好的一段六朝城墙,墙基宽约20米,高出地表4米~6米。墙的中部有一个缺口,原是一道约20米宽的城门,尚存部分路面和石块遗迹。南墙外还有一座夯土台基,约17米见方,可能是马面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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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0 六朝武昌城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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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墙外的潟湖很可能曾是一道天然的城壕,在不临江的另外两墙外侧发现了人工城壕的遗存。其中一道城壕在南墙之外,现在是一处长270米、宽180米的池塘,仍被称为“壕塘”,而西墙外通向长江的城壕仍被称为“壕口”。经过发掘,可知城壕的原有规模为宽50米~70米,深约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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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的水军营位于樊川之口,是樊川在樊山西侧汇入长江之处。江陵(今荆州)被攻克之前,这里一直是东吴政权的西方防线,此后首都迁回建康(今南京)。文献中提到孙权曾在这里修建了宫殿和其他设施,但是这些遗迹也像其他地方一样,被深埋在现代建筑之下,无法对遗址内部进行考古发掘。在东吴以后的南朝时期,随着地方行政机构和防御体系转移至夏口(今武昌),古武昌城逐渐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之中,只留下文人墨客对这座荒城的诸多咏叹[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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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的扬州城位于长江以北、南京下游,始建年代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扬州原名邗城,由古吴国始建于公元前486年(周敬王三十四年)。由于正处于长江与淮河的水上交通要道,所以成了一个重要的商贸中心。在大一统时期,这座城市往往非常繁荣,然而一旦商业萧条,城市也会随之而衰。六朝时期的扬州城(时称广陵城)地处蜀岗,叠压在汉代广陵城之上,遗址位于延续数百年的建筑群遗址的北部。一部分古城墙保存得相当完好,根据城墙遗存可知这是一座形状极不规则的城市(图2.11,①)[50]。北城墙长920米,东墙长1400米,东墙中部有近200米的曲折,上有一座城门,外侧有一大型土丘,可能是瓮城遗迹。北墙与南墙上也有一些豁口,可能分别是北墙和南墙的城门。城外有护城河,局部利用了汉代连通长江与淮河的运河。根据文献记载,这座城市在六朝时期先后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建设:首先是东晋永和十年(公元354年)由谢安主持修建,接着是太和四年(公元369年)桓温主持修建,最后是刘宋大明二年(公元458年)由孝武帝之弟、竟陵王刘诞(译者按:原著误为“萧诞”)所建。判断六朝时期的地层主要依据砖上的铭刻,铭文的书体都是晋至南朝早期的风格,以“壁”(或“甓”)来指称砖,而到了唐代才以“砖”称之[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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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1 扬州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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