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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12座城门在魏晋时期大部分仍在沿用，不过名称多已改变[34]。考古报告对城门的名称及其变迁有着大量的论述，因为很多现存的历史文献里都保留了大量有关城门的资料。到北魏时期，西城墙上增加了第十三座城门，位于金墉城南墙之南，这样洛阳城的西面就有了四座城门。南面也有四座城门，北面两座，东面三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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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门的间距从500米到880米不等，有几座城门的门洞两侧发现了门楼遗迹。城门的宽度小者7米，宽者差不多50米，后者是双门道。已经发掘内城东墙最北边的城门，获得了一些北魏时期城门建筑的资料。该城门约30米宽，东西进深12.5米，门两侧是夯土城墙，门内又有两条隔断，形成一门三道的结构。两侧门洞保存较好，中间门洞仅有一部分得以保存。每个门洞宽约6米，门道宽4米，上面覆盖着一层深0.2米～0.3米的深褐色土，内有车辙痕迹，车辙宽1.25米～1.4米，肉眼能见。门道两侧发现埋在地下的石柱础，可能是用来支撑大梁的。石门槛已经不存，但从原来安放门槛的洞来看，门槛约3米长。门轴石的大小是（0.5～0.6）米×（0.9～1.0）米（图2.9）。门道内发现白色石灰残片，表明门洞曾有过一些装饰，但没有发现以砖饰表的现象。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城门上曾建有两层门楼，有百尺（27.5米）之高，不过现在已经踪迹全无。中间门洞损毁非常严重，难以辨识，不过可能与两边门洞等宽，或者略宽。根据北魏地层以下的堆积，可知此城门在汉和魏晋时期也曾使用[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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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 北魏洛阳建春门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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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城最大的变革还是在城墙以内。东汉时期的洛阳城内有两个宫殿区，一南一北遥遥相对。曹魏建都于此之后，似乎又因循邺城之制，将主要宫殿置于全城北部居中，南部的宫殿区逐渐消失[36]。北部区域原来是汉代的皇家建筑区，曹魏时期得以改造和扩大，宫城达东西宽660米、南北长约1400米的规模，约占全城面积的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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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当洛阳始成曹魏都城之时，可能立即做过一些修缮和改建，但直到青龙三年（公元235年）魏明帝曹叡才开始在宫城大兴土木，建造了两座大殿（昭阳殿和太极殿），在芳林园用奇石建造了人工小山，以及其他的一些建筑项目。这些宫殿修建工作役使了大量的民丁[37]。宫城的正门是阊阖门，这是一座巨大的三重式城门，宽46米，往南是一条宽阔的大街，一直通向全城的正南门，这也是连接各城门、彼此交叉的多条街道之一。北魏时期的洛阳城内有四条东西向和四条南北向的主要大街，非常宽阔，长度从12米至50多米不等[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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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晋时期的洛阳城区范围已经扩展到了城墙之外，但所谓“洛阳城”并不包括城墙之外的郊区。晋代的洛阳城一般被描述为“南北九里、东西六里”，指的是市区范围。然而城墙之外的郊区对都城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只是晋代没有将其包围在保护性城垣之内。北魏洛阳城是在魏晋洛阳城基础上建成的，但其概念比以往洛阳城的规模要大得多，还包括了外城郭。北魏洛阳城的内城在宫殿之外，还增设了政府衙署、重要寺庙和皇室成员府第。随着南城衙署数量的增加，后来的皇城（与宫城有别）建置开始粗具雏形，这样的布局模式对后代的都城影响深远。维持城市正常运转的大多数居民区和经济活动场所都位于外郭城，如市和坊。外城的西、北城墙遗迹已经找到，但东墙还未确定。有人认为洛阳城的外郭城南面仅以洛河为屏障，当时的洛河比今天险要得多。尽管北魏洛阳城外郭城的边界还有待确定，但根据文献所记的洛阳城大小（10公里×7.5公里），并参考其他线索，已有可能大致确定北魏洛阳城的四至，内城明显不在全城的中央，大致临近这个长方形城市的东北角[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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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城外的区域被划分成220个坊，各有坊名和坊墙，四面各开一门，晚上关闭，白天开放。坊内有纵横交错的街道[40]。大多数坊位于东部和西部，因为内城的北、南城墙之外区域受到邙山和洛河的局限，无法安置太多的坊。内城主要被宫殿、寺庙和衙署所占据。文献较少提到外郭城东北和西北区域的坊，这些区域可能是驻扎军队的。有学者提出，北魏洛阳城的坊可能与隋唐长安城一样采用了棋盘式的布局方式，每边长300步，不过由于北魏洛阳城是在旧有城市基础上建成的，采用那样的布局方式似乎不合情理。基本可以肯定的是，由于洛阳城的坊墙走向受到自然地形（如洛河河道）、人口多寡、旧有建筑或府宅的影响，所以很多坊的形状应该是不规则的，比如位于外城西边、皇宗所居的寿丘坊，东西长1公里，南北长7.5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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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北魏洛阳城的居民是按照身份的不同而聚居于各坊的，有的主要居住的是皇室外戚，有的是鲜卑或汉族高官，也有的是按不同的行业或职业来聚居的。各坊基本上自给自足，各有自己的小型市场和庙宇，但全城还有两个大市，其中西市较大。这些大市周围的坊是按职业来聚居的。外郭城的南半部（内城与洛河之间）设有太学和灵台等机构，是重要的国家礼仪和教育活动场所。由此往南，到外城之外的伊、洛河之间，是南朝移民和胡人聚居的地区[41]。《洛阳伽蓝记》基本上是当时人对北魏洛阳城的记录，尽管记载的重点是众多庙宇，但也保留了大量其他方面的史料[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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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位于富饶的渭水流域，地处防守严密的“关中”（即关隘之内）之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曾是西汉的都城。东汉迁都洛阳后，长安依然是一个重要的地区性中心，在六朝时期先后作为七个政权的都城。长安城的历史是毁灭与繁华交错的历史，往往在战火中毁于一旦，而后又有新的短命王朝为了树立自身政权的合法性而大兴土木，城市又盛极一时。开皇二年（公元582年），隋朝的建立者杨坚在汉至六朝长安原址的东南部另建新城，由于洪水泛滥，旧城遗迹已经荡然无存。目前的考古研究主要集中于隋唐时期的都城，学术界对汉长安城较少关注，而对六朝长安城的了解，也仅限于文献记载的几座建筑物的名称而已[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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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渭注意到，这个时期的很多城市都以双重城墙将城市分为内城（被称为“小城”、“子城”或“中城”）和外城（“大城”或“罗城”）两部分。他根据文献罗列了33座城市实例，主要是北方的城市。他认为建造双重城墙目的是在战争频仍时提供更好的防御[44]。宫崎市定也注意到北方城市的这个特点，但认为其根源在于当时政权内部不稳。在宫崎市定看来，汉以后的中国城市与汉以前相比，逐渐变成行政和军事的中心，军事防御功能受到更多的重视。同时，随着大量被征服人口迁入城市，加上原来臣服的居民，城市暴动的威胁也大大增加了，所以，除了外城城墙，还需要建立城市的大本营，这些大本营可能就是都城里的宫城。如果宫城周围全是一些不安定的人口，那就显得过于脆弱。所以，这些大本营往往背靠城墙或毗邻外城。这种双重城墙的模式为后代的一些城市所继承，如平城、洛阳以及后来的隋唐长安城[45]。在当时的南方地区也出现了双重城墙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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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文明 四 南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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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南方城址的保存状况不如北方，因为北方半干旱的环境有利于城市遗存的保存，此外，与六朝邺城和洛阳城被弃之后复为农田的情形有所不同，南方城市的选址相对比较稳定，较少迁址而建，这就增加了遗址的考古发掘难度。迄今发表的大部分南方城址都位于长江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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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时期的武昌城在今湖北鄂城附近，位于今武昌以东68公里的下游地区。它是长江中游的军事重镇，而更重要的是，它是东吴的第一座都城（公元221～229年），因此也俗称“吴王城”。六朝早期（或东吴早期）武昌城的重要性在于其特殊的军事和政治地位：城西有优良的港口，周围又有高山、沼泽和湖泊作为屏障，既可控制长江中游地区，也可阻挡自汉江而下的军事行动。除了这些战略上的优势，获取附近地区重要的铜铁矿资源也十分便捷[46]。然而，这座城市也存在先天的缺陷：本地的农产品无法满足巨大的军需，要想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还得从外地输入大量的粮草，也正因为如此，沉重的负担最终导致了这座城市的没落[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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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时期的武昌城址位于汉代地层之上，表明该城是由东吴建立者孙权对早期汉城加固和扩建而成。遗址平面略作矩形，东西宽1100米，南北长500多米，周长3300米（图2.10）。城市北临长江，以高于水面10米的垄脊和堤岸为界。在现存的堤岸上可以看见许多被流水冲蚀的痕迹，由此可以推测北垣原本应该较高，是一道以长江为护城河的防御性城墙。武昌城西北角位于今寿山的高地上，有一座城门（即文献提到的临津门）可以通往码头，码头即今轮渡码头所在地。在城墙的内侧可能原本有一排竖井，其中一部分可能是水井，另外一些则是用来储存粮食的。通过对其中一口井的发掘，出土了青铜和陶瓷器皿[48]。在这面墙的两个拐角处还发现了疑为城楼的遗迹。武昌城西墙毗邻樊山（今西山），南墙临南湖，东墙则延伸至一个天然潟湖。这三面墙原本都有夯土城墙，但只有南墙的一段得以保存下来，这是保存状态最好的一段六朝城墙，墙基宽约20米，高出地表4米～6米。墙的中部有一个缺口，原是一道约20米宽的城门，尚存部分路面和石块遗迹。南墙外还有一座夯土台基，约17米见方，可能是马面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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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0 六朝武昌城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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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墙外的潟湖很可能曾是一道天然的城壕，在不临江的另外两墙外侧发现了人工城壕的遗存。其中一道城壕在南墙之外，现在是一处长270米、宽180米的池塘，仍被称为“壕塘”，而西墙外通向长江的城壕仍被称为“壕口”。经过发掘，可知城壕的原有规模为宽50米～70米，深约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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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的水军营位于樊川之口，是樊川在樊山西侧汇入长江之处。江陵（今荆州）被攻克之前，这里一直是东吴政权的西方防线，此后首都迁回建康（今南京）。文献中提到孙权曾在这里修建了宫殿和其他设施，但是这些遗迹也像其他地方一样，被深埋在现代建筑之下，无法对遗址内部进行考古发掘。在东吴以后的南朝时期，随着地方行政机构和防御体系转移至夏口（今武昌），古武昌城逐渐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之中，只留下文人墨客对这座荒城的诸多咏叹[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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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的扬州城位于长江以北、南京下游，始建年代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扬州原名邗城，由古吴国始建于公元前486年（周敬王三十四年）。由于正处于长江与淮河的水上交通要道，所以成了一个重要的商贸中心。在大一统时期，这座城市往往非常繁荣，然而一旦商业萧条，城市也会随之而衰。六朝时期的扬州城（时称广陵城）地处蜀岗，叠压在汉代广陵城之上，遗址位于延续数百年的建筑群遗址的北部。一部分古城墙保存得相当完好，根据城墙遗存可知这是一座形状极不规则的城市（图2.11，①）[50]。北城墙长920米，东墙长1400米，东墙中部有近200米的曲折，上有一座城门，外侧有一大型土丘，可能是瓮城遗迹。北墙与南墙上也有一些豁口，可能分别是北墙和南墙的城门。城外有护城河，局部利用了汉代连通长江与淮河的运河。根据文献记载，这座城市在六朝时期先后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建设：首先是东晋永和十年（公元354年）由谢安主持修建，接着是太和四年（公元369年）桓温主持修建，最后是刘宋大明二年（公元458年）由孝武帝之弟、竟陵王刘诞（译者按：原著误为“萧诞”）所建。判断六朝时期的地层主要依据砖上的铭刻，铭文的书体都是晋至南朝早期的风格，以“壁”（或“甓”）来指称砖，而到了唐代才以“砖”称之[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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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1 扬州平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