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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二年（公元458年）刘诞就任广陵时，曾以北方军队来犯为名修治城防、聚粮整军。尽管他的意图早已被识破，但仍执意造反，结果招致其兄孝武帝的军事讨伐。两军对峙之时，刘诞仍心存侥幸，将城外之人悉数召入城中，而后将城外建筑放火烧尽。在有关这次攻城战的文献中，我们可以获得很多关于这座城市的信息。如文献中提到了城楼，在其中一座城楼上，儿子投降了皇帝，母亲却在儿子眼前被活活饿死。文献中还提到了向都城传递战况的烽火台：点燃一个烽火台表明外城被攻下，点燃两个烽火台表明内城被攻占，点燃三个则表明刘诞本人被俘了[52]。不过目前还没有发现关于内城的任何实物资料（图2.11中画出的城墙是刘宋时期的内城）。扬州城被攻陷后，城内居民皆被残杀，从此该城一废就是数百年。著名诗人鲍照（公元405～466年）在《芜城赋》里描绘了这座城市曾经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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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夫藻扃黼帐，歌堂舞阁之基；璇渊碧树，弋林钓渚之馆；吴蔡齐秦之声，鱼龙爵马之玩；皆薰歇烬灭，光沉响绝。[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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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朝廷于建武元年（公元317年）正式定都建康（今南京）时[54]，迫切需要建立一套新都的防御体系，以抵御来自昔日的游牧部落、今日的北方占领者的军事进攻。这套防御体系中最重要的军事重镇——晋陵就坐落在建康下游不远处的镇江，在今镇江以东建立了一个规模宏大的要塞。它北距长江仅有0.7公里，坐落在一处天然山丘上，可以俯瞰长江。夯土城墙依地势而建，与自然地貌浑然一体。东城墙原有约700米，南墙1200米，西墙和北墙各约1400米，构成一个周长约5000米的大致梯形（图2.12）。现存城墙的规模不一，墙顶宽度5米～15米不等，墙基30米～70米不等，高10米～25米不等。城墙可能是有包砖的，这种方式在当时还比较罕见。城墙上的很多包砖早已不存，都被当地人拆下来盖房了。从现存墙砖上的铭文可知，这个军事要塞当时被称为“晋陵罗城”。“罗城”即上文提到过的外城。还有一些城墙砖上刻有烧砖的窑名，大部分砖窑都位于附近。砖铭上也出现了如“江阴”“无锡”等地名，城墙砖到底是从这些远离晋陵的下游地区运来的，还是由来自这些地区的窑工制作的，尚不得而知。不过已经很清楚，晋陵是一处坚固的军事据点，城墙砖的使用对都城防卫是至关重要的。该城址的文化层表明其历经了东晋和南朝各代，一直到唐代才被废弃，宋代又被重新使用[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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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2 晋陵城墙地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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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汉代长安与洛阳一样，洛阳与南京代表了六朝城市建设的最高水平。南京一跃而为全国性的大都市，也是这个时期取得的一项伟大成就。这座城市的兴衰在当时的政治、经济，尤其文化成就上均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很好地反映了这段动乱不堪却充满了活力的时代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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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城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汉代已成为多位臣子的封地，但它在国家的行政体系中一直处于相对次要的位置。南京城的勃兴始于汉末。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东南军阀孙权以此处的汉代旧城为根基，并更名为建业。当刘备于曹魏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在四川称蜀帝后，孙权溯江而上至武昌部署设防，以抵御可能来犯的上游之敌。黄武八年（公元229年）孙权称帝后，返回下游的新都建业，并正式定都于此，此时他已经离开建业达八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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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权重返长江下游的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我们不妨设想，他一旦决意称帝，无疑会与曹魏公然为敌，在影响他做出这种决定的诸多因素中，他最需要考虑的就是保存自己在东吴地区的权力根基。他之所以沿长江而下并不南迁，就是为了利用长江防线来抵御可能的来犯之敌。规划中的都城所在地有着很好的地形优势，在长江南岸沿线以及城东、城南都有众多高山环绕，形成了一个盆地，充分利用这样的地形就可以有效抵御来犯之敌[56]。不过周围的其他水系和山脉实际上起不了多少防御作用，如东边的钟山、南边的秦淮河、东北角的玄武湖与覆舟山、北边的鸡笼山。这些山脉都较低，很容易穿越；长江尽管可以作为防守的天堑，但也是顺江而下的水军船只进犯都城的通道。因此，建邺城的防御实际上还得依赖沿江驻扎的军队，既可抵御北来之敌，也可抵御沿江的攻击。这里对军队的补给也很方便，此处河湖密布，只要丰富的物产得到开发，皆可借河湖运输之便，将所需的粮食与货物运抵新都[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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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权的第一座宫殿（即太初宫）实际上是他从前的军事指挥中心，后来为了建造宏大的宫殿，遂将鄂城宫殿拆解之后顺江而下，在建邺另建新宫，仍保留了“太初”之名（图2.13）。太初宫的规模适中，周长仅300步，内设各种附属建筑和宫门。此外还建造了一些其他的设施，包括南宫（太子居所）和西苑。所有这些建筑都位于城市的西南部。城中心区较大的一片区域被一个大花园（即苑城）所占据，其中设有苑仓。宝鼎二年（公元267年），即东吴灭亡前不久，又在太初宫以东建造昭明宫，规模更大，耗费也更甚[58]。宫城往南有一条道路通向秦淮河，于是秦淮河成了皇城的南界，道路两旁分布着衙署和附属建筑，秦淮河两岸则是平民所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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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3 吴建邺城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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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东吴被西晋所灭时，建邺城未受任何破坏。但在西晋末年的动荡中，这些宫殿未能幸免于战火和洗劫。永兴二年（公元305年），一位本地军阀占领建邺，并重建太初宫，但是仅仅两年之后，就被西晋宗亲司马睿驱逐，司马睿随即将其治所由扬州迁到了建邺。因此，当西晋都城被刘曜（前赵统治者）率领的匈奴军队占领时，司马睿得以偏安于南方，并于建武元年（公元317年）以西晋继承者的身份称帝，定都建邺，为避晋愍帝讳而改称建康。东晋统治之初，受经济条件的局限，无力兴建都城，不过还是建造了太庙和社稷坛，这些都是都城不可或缺的礼制性建筑，显然这两处建筑都位于建康城的南部、秦淮河的北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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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4 东晋建康城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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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咸和二年（公元327年）的苏峻之乱中，建康宫阙被毁，皇帝只能暂居于十分简陋的住所。直到公元330～332年的晋成帝统治时期才开始对宫城和外城进行大规模的重建。重建后的建康城远远超过了东吴旧城的规模，并且为以后的东晋各代和继之的南朝奠定了建康城的基本格局（图2.14）。东晋早期的皇城只在南城墙的正中设有一座城门，重建后增设了五座城门：南墙两门，西墙一门，东墙两门。这六座城门极其重要，以至于很多文献中都以“六门”来指代整座建康城。中央城门宣阳门最为宏伟，有双阙和三个门道，上有精美的装饰。御道宽阔笔直，道旁绿树成荫，一直从宣阳门通往朱雀航，长2.5公里。朱雀航这座秦淮河上的桥梁本身也非常值得关注。太宁二年（公元324年），秦淮河上原来的木桥在战乱中被焚毁之后，以浮桥代之，这种浮桥不仅能很好地适应周期性的洪水，而且也便于官府定时为水路交通清道。更为重要的是，这座浮桥对城市的防卫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只要移开浮桥，就能阻挡一次进攻。东墙上新辟一门意味着东郊可能得到了扩展。此前的居民区多分布在城南，而今许多高官也开始在城东建造府邸。城中心的苑城成了皇家宫室所在地，这些宫室建筑群被称为建康宫或显阳宫，或更简称为“台城”，台即宫城。尽管建康城变化如此之大，但外部城垣仍只是用粗糙的竹篱围成，一共有56个城门或豁口，城内的街道也不像北方城市那么整齐划一，显得狭窄而曲折，这种状况可能是受到了地理空间的局限[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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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成帝时期的建造活动在建康城的历史上至为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此后建康城的兴建活动停止了。太元三年（公元378年），在豪门谢安的力主下，又对宫室进行了一次更大规模的改建，重在精致的装饰与华美的外观。建康城的主要宫殿——太极殿高八丈（一丈约合今天的2.45米），宽27丈，进深10丈。役丁约6000人，历时达五个月。此后对建康城的其他修建工作还有对宫门和太庙的扩建（太元十六年，公元391年）、对东宫的扩建（太元十七年，公元392年）。太元二十一年（公元396年）又在华林园内修建永安宫与清暑堂。后来在桓玄摄政时期（公元402年）又对城门有所改造。义熙十年（公元414年），皇族司马道子擅权时期又对自己的豪宅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建，因位于御道东侧，故称东府。御道的另一侧是扬州府治所，也因所处位置而被称为西州城。东晋末年，为了加强东府的防御，在其四周建造了三里九十步的城墙和壕沟。自刘宋开始，扬州府尹和府臣皆居于东府，而诸王子王孙则居于西州城里[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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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宋时期堪称盛世，此时的建康城也达到了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东晋建康城的布局仿效汉魏洛阳城之旧制，在永安宫北面修建了华林园，但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此园规模不是很大。直到元嘉二十三年（公元446年），宋文帝才将华林园变成真正的皇家苑囿，园林面积得以扩大，并增筑了人工湖泊和假山，修建了大量的亭台楼阁。虽然后代帝王也有所增建，但华林园的总体格局就此确立（图2.15）。皇城城墙内也增设了新的城门。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由于与北魏交恶，刘宋国力衰微，但宫室的建造与粉饰却一刻也没停止。大明五年（公元461年），又新修了一些街道，其中一条从宫城的阊阖门直穿外城津阳门，然后南下直达朱雀航，这条街道大大地改善了建康城的交通[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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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5 宋、齐建康城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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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齐的建立者一改前朝的奢华作风而处处节俭，但也注重城墙的兴建。此前建康城的基本格局已经定型，尽管宫城城墙已经用砖，但外城城墙仍以竹篱为之。目前尚不清楚南齐新建的城墙到底全部夯筑，还是以砖饰表，不过根据文献记载，假如皇帝确想修建一道经久耐用的城墙，那么当时完全可能用砖来包砌表面，以增强都城的安全性。后来（公元500或501年）的一场大火烧毁了大量宫室，据说损毁房屋达3000间（一间即四柱之间的空间）。大火之后又开始大兴土木兴建宫室，重建的宫室比大火之前更加奢华。这一切都发生在南齐末帝统治时期，也许这正是导致王朝灭亡的部分原因[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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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南朝梁武帝统治的前三四十年是南朝最繁荣安定的一段时间，永熙三年（公元534年）北魏灭亡之后，北朝政权暂时无力攻打南方。梁武帝在建康城主要进行了四项兴建工程（图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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