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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1 永宁寺塔立面与剖面复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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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永宁寺是灵太后（娘家姓胡）发起建造的，奠基于熙平元年（公元516年）[56]。坐落于洛阳西南角，位于从宫城南门阊阖门往南的主街西侧。永宁寺四周有一道夯土围墙，上承短梁和两面坡式的瓦顶。围墙内的区域呈矩形，周长1040米，四面都有门，其中南门有三层的门楼和三个门道，东门和西门都有两层的门楼，北门只有一个门道，有梁架结构，但没有门楼[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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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寺庙中心的佛塔是当时的一大奇观（图3.31），是一座九层木构建筑，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塔高90丈（248米左右），上面还有29米高的塔刹。另一种较为保守的估计是27.1丈（74.5米）高，这也是一个相当令人震撼的高度[58]。台基四面各有一条墁道通向台顶。底层是唯一结构明确的部分，每面有10根外柱，以三个开间作为门道，后面另有一排平行的立柱，两排立柱之间形成一道围绕整座建筑的内廊。以上各层可能都是这种结构的重复，但每面立柱和开间的数目只能是推测。中央有一个土坯垒成的塔心直达塔顶，上承塔刹。塔刹部分有1个金宝瓶和11个承露金盘，从塔尖到塔的顶层四角拉有四条铁链，上面挂满了金铎，其他各层四角也挂有金铎，全塔共120～130个金铎。塔的北边有一座佛殿，内有八丈（21.8米）金像一躯，以及饰以金、玉、珠的其他佛像。僧房楼观共有一千余间，都是雕梁画壁，房间周围有各种树木、丛竹、香草。永宁寺在永熙元年（公元532年）毁于大火，标志着北魏政权的灭亡和洛阳的急剧衰落[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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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2 河南登封嵩岳寺塔平面与立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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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宁寺采用了典型的早期佛寺布局方式。塔是掩埋佛陀遗骸之所，既然佛陀遗骸是礼拜的中心，那么佛塔自然要占据寺内的中心位置。后来由于礼拜的中心转移到佛像上，立有佛像的主殿就获得了与佛塔同样的尊崇地位，最后甚至超越了佛塔，所以，在唐代的一些佛寺里，塔最终退居于寺内一隅[60]。一些小的佛寺（尤其是那些由住宅改成的佛寺）并没有佛塔，而是将前堂作为佛殿，后室则作为经堂或其他用途。于是，这种将住宅改成佛寺的做法影响到了佛寺建筑，出现了中国式的建筑风格，印度佛寺与中国传统建筑得到了融合[61]。同样的情形也见于几百年后的开封穆斯林清真寺和犹太教会堂[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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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末期开始出现一些向印度原始风格回归的建筑，最早的一例是离洛阳不远的河南登封嵩山嵩岳塔，建于正光四年（公元523年）（图3.32）。这是一座十二边形、高16层的砖塔，用浅黄色的砖砌成。高39.5米，塔基宽10.6米。塔内原来当有木构的楼层和楼梯，但如今已完全空心了。塔建造于高高的平台之上，四面塔门朝向正方向的四方。第二层每个转角都有一根立柱，上承覆莲形的柱头，四个正面各设一道拱门，其他八面各有一座简化的佛塔，塔下各有两个小龛，龛内是狮子雕像。这些仿木构塔门上的拱形门楣实际上就是印度风格。塔的其余14层皆以挑檐相隔，每层十二面，每面各有一道仿木构的假门和两个假窗。最上面是带有承露盘的塔刹。正如苏波（Alexander Soper）所说，嵩岳塔是当时某些笈多式（Guptan style）印度佛塔的忠实再现[63]。从远处遥望青山映衬之下的嵩岳塔，一定是一道令人难忘的中国式风景[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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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形式的佛塔最终融为一体，形成了后来的典型中国式佛塔，虽然基本上是石塔或砖塔，但建筑上的坡顶和主顶明显来自中国本土的木构楼阁[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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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尽管是一个政治分裂的时期，但分裂并没有对文化和技术方面产生特别的影响，因为从前后历史发展的大势来看，分裂只不过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小小的片段。正如苏波所称，在此汉以后的“沉闷时期（dismal period）”，人们缺乏仿效汉代的实力，只有当公元5世纪政局稳定之时，才会达到一个新的文化发展高度[66]。这些可能受佛教刺激而出现的文化进步，造就了令人震撼的唐代文化[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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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中国建筑的总体论述，尤其关于六朝建筑的专著，最出色的有：Alexander Coburn Soper，The Evolution of Buddhist Architecture in Japan.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42，pp.94-102；William Willets，Chinese Art. 2 vols. London：Penguin Books，1958，pp.689-723；Andrew Boyd，Chinese Architecture and Town Planning 1500 B.C.-A.D.1911.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2，pp.23-48；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第83～115页；Nancy Shatzman Steinhardt. et al.，Chinese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New York：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1984；张驭寰主编《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86；Fu Xinian，“The Three Kingdoms，Western and Eastern Jin，and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pp.64-73。更综合性的讨论，参见Joseph Needham，with Wang Ling，and Lu Guei-djen，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vol.4：Physics and Physical Technology，Part Ⅲ. Civil Engineering and Nautic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1，pp.58-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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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墓葬中的建筑模型所提供的信息量是有限的。迄今所发表的21件建筑模型中，8件仅残存少部分，15件没有插图，殊为可惜，这种模型对于我们了解汉代人居建筑的情况非常有意义。现在仅存的3件六朝建筑模型均属六朝早期，非常有价值，详见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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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杨焕成：《河南古建筑概述》，《中原文物》1989年第3期，第60～61页。文中仅河南省就列出了13处这样的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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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一座北齐墓葬中发现了木构建筑的残骸，属一具木椁，原是一座面阔三间、进深三间、带有斗拱结构的建筑模型，不过残损过于严重，无法复原。参见王克林《北齐库狄迴洛墓》，《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第382～384页。甘肃炳灵寺石窟中也发现了一座可能属于北周的木构建筑残片，笔者曾就此问题与中央美院金维诺教授进行了私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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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洛阳伽蓝记》里多有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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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敦煌文物研究所考古组：《敦煌莫高窟北朝壁画中的建筑》，《考古》1976年第2期，第118～119页；宫大中：《龙门石窟中的北魏建筑》，中国古都学会主编《中国古都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第196页。宫大中的文章中没有列出庑殿顶，但列出了塔式屋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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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鄂城县博物馆：《鄂城东吴孙将军墓》，《考古》1978年第3期，第164～167、163页，图版6、图版7。同样在鄂城，又发现了一座与孙将军墓所出类似的三国时期模型，两侧没有建筑物，而在四角各有一座大型的圆形建筑，可能是粮仓模型，参见《中国文物精华》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文物精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第305～306页，图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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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宁夏固原博物馆：《彭阳新集北魏墓》，《文物》1988年第9期，第26～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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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这里的术语采自报告中的说法，宁夏固原博物馆：《彭阳新集北魏墓》，《文物》1988年第9期，第26～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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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安阳隋张盛墓发掘记》，《考古》1959年第10期，第5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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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祁英涛：《中国古代建筑的脊饰》，《文物》1978年第3期，第62～65页。亦参见《陈书》卷31。该书明确指出，根据传统，鸱尾仅限于最高等级的建筑使用。关于鸱鸟的含义，参见Alexander Coburn Soper，The Evolution of Buddhist Architecture in Japan.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42，pp.114-115。洛阳发现的一块大型兽面纹瓦可能曾用于北魏宫殿建筑屋脊的端饰，参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一号房址和出土的瓦文》，《考古》1973年第4期，第210页，图版1.3。方山永固陵也出土了一件类似的器物，现存大同博物馆。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提到，吴人将“鸱尾”误读为“祠尾”，参《颜氏家训·书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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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Michèle Pirazzoli-t’ Serstevens，Living Architecture：Chinese. New York：Grosset and Dunlap，1971，p.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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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这些术语在英文中的表述方法不尽一致，此处的“穿斗”和“抬梁”采自张驭寰的著作，参见张驭寰《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第58页。Steinhardt则分别以“column-and-tie”和“column-beam-and-strut”代表穿斗和抬梁，参见Nancy Shatzman Steinhardt，et al.，Chinese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New York：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1984，pp.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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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张驭寰：《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第58～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