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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壁画还不能反映当时皇家建筑的奢华程度，但有一首赋对皇家建筑有着更为明确的描述。下面的记载是对一所南齐宫殿的描绘，其奢华程度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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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明）三年（公元502年），殿内火。合夕便发，其时帝犹未还，宫内诸房已闭，内人不得出，外人又不敢辄开，比及开，死者相枕。领军将军王莹率众救火，太极殿得全。内外叫唤，声动天地。帝三更中方还，先至东宫，虑有乱，不敢便入，参觇审无异，乃归。其后出游，火又烧璇仪、曜灵等十余殿及柏寝，北至华林，西至秘阁，三千余间皆尽。左右赵鬼能读《西京赋》，云“柏梁既灾，建章是营”[39]。于是大起诸殿，芳乐、芳德、仙华、大兴、含德、清曜、安寿等殿，又别为潘妃起神仙、永寿、玉寿三殿，皆匝饰以金璧。其玉寿中作飞仙帐，四面绣绮，窗间尽画神仙。又作七贤，皆以美女侍侧。凿金银为书字，灵兽、神禽、风云、华炬，为之玩饰。椽桷之端，悉垂铃佩。江左旧物，有古玉律数枚，悉裁以钿笛。庄严寺有玉九子铃，外国寺佛面有光相，禅灵寺塔诸宝珥，皆剥取以施潘妃殿饰。性急暴，所作便欲速成，造殿未施梁桷，便于地画之，唯须宏丽，不知精密。酷不别画，但取绚曜而已，故诸匠赖此得不用情。又凿金为莲华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莲华也。”涂壁皆以麝香，锦幔珠帘，穷极绮丽。[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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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隋代，屋顶脊线开始变成弧线，屋檐也外挑得更深了。斗拱自汉代以来一直保持相对简单的形式，主要由一跳、一或二铺组成，仅限于沿着墙壁的纵面放置。但到公元7世纪时，为了支撑更深的屋檐，斗拱变得更加复杂了[41]，可能还要以挑檐作为斗拱的补充。尽管在中唐以前的形象化建筑材料中不见挑檐装置，但在敦煌的隋代壁画中还是可以看到屋檐的支撑方式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如在屋顶边缘与檐梁之间画的一些条纹。这种变化以及相关的其他建筑元素为唐代木构建筑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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阙、楼阁和塔等多层建筑都采用了一些类似的建筑原则。竖在城门两侧的阙或门楼，可以追溯到周代，不过那个时期的实物无一保存下来。从考古发掘出土物如模印砖图像，以及30座左右仿木构楼阁的石祠堂上，可以获得一些关于汉阙建筑的信息。六朝的阙似乎也遵循了同样的建筑原则，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43]。我们对六朝阙的了解主要来自石窟壁画或泥塑建筑模型，后者是佛龛的一部分。如前所述，这些阙楼的基座往往凸出于墙面，上承木构建筑。这种上层建筑由两层交叉的梁组成，梁的上面是常见的柱子和斗拱，上承单面屋顶；然后将这种结构重复一至多层，最上面通常是一座庑殿式的瓦顶，但也有悬山顶。每一层都伸出基座之外，以某种斗拱支撑，不过这个结构不清楚。阙一般是成对的，在阙门的两侧还各有一座附属的、稍矮一些的单层楼阁（图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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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6 敦煌275窟局部示意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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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阙门本身上面横跨着一个廊道，将两座主阙楼相连。这种配置见于成都的一块汉代画像砖上（图3.27）。这种廊道有一层的，也有多层的，其屋顶一般比阙顶要低，不过也有一些是高于阙顶的。将廊道做得比阙还高可能是为了形成佛龛的需要（图3.28），它反映的并非实际的阙门情况。此外还有一些门旁并没有发现阙的痕迹，只在门的上方保留了屋顶结构，这可能采用的是单层建筑形式（图3.22）或仅有一个屋顶（图2.8）。在当时的这些阙式建筑里出现了一些新的过渡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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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7 成都汉画像砖局部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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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8 敦煌275窟局部示意图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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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与阙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独立的结构。尽管发现了很多汉代的陶楼阁模型，但它们还不足以反映相关的建筑原则。在阙式建筑里以交叉的梁构成每层基座的做法似乎也应用到了阁里，支撑屋檐的斗拱和廊道也是如此。阁层往上，一层比一层小[44]。甘肃的一座魏晋墓里发现的楼阁模型提供的信息不多[45]，但敦煌257窟壁画（图2.7）中的建筑图像表明，这些建筑结构到了六朝时期仍然在使用。我们注意到，与汉代建筑不同的是，这里的屋檐和鸱尾都向上翻，但是屋顶似乎是悬山式的，而不是单面坡顶，也许这个图像有些失真。如果对六朝时期的塔（阁式建筑的一种）做一番审视，我们当可以窥见更多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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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传入在多方面影响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建筑也不例外。汉代都城洛阳以西的白马寺建于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佛寺[46]。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寺庙的数量也大大增加。南朝梁时，首都建康拥有500多处佛教建筑，据说全国有佛寺2846所[47]。北方佛寺的数量甚至更多，据称北魏时期有寺庙3万多所，仅在洛阳就有1000多所[48]。如此大规模的寺庙建筑自然是国家财力的沉重负担，很多官员抱怨百姓已不堪重负[49]。不过，这些数量正是当时佛教盛行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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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塔随着佛教而传入中国，正如佛教教义需要适应中国文化一样，这类佛教建筑也发生了许多改变。英文词“Pagoda”来自葡萄牙语，是来自波斯语或梵文的词，而汉字“塔”则来自梵文“Stupa”。塔的印度原型由砖砌的穹隆顶、方形的围栏和塔刹组成，塔刹上有伞盖，是高贵的标志。佛塔的主要功能是掩埋佛陀的遗骸，以纪念他的涅槃，在佛教发展之初，对佛陀的礼拜是最重要的[50]。谁也不敢肯定早期中国人知道印度的佛塔样式，但在敦煌壁画中还是有所体现，其中佛塔的形制多种多样，但主要的特征是有一个狭长的底座（有时是步道或楼阁的形式），佛像坐于其上，上有穹隆顶、方形围栏和尖顶，这些正是佛塔的标志物（图3.2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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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塔在中国的最初情形与佛经译为汉文的情形一样，都是用本土的观念去接纳这种新的信仰。就佛塔来说，这就意味着要建造汉代建筑模型中的那种四边形的类似于汉代建筑模型中的那种多层楼阁。楼阁的每一层都是一座单体木构建筑，有柱、梁和斗拱，屋顶是单面坡而不是庑殿式，每层逐级缩小，然后再在楼阁之上建佛塔的标志物，但穹隆顶和方形围座大大缩小了，只有塔顶带有伞盖的塔刹仍然非常突出（图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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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9 敦煌301窟局部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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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0 敦煌254窟局部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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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诸记载的中国最早佛塔是汉末笮融在扬州建造的，笮融是一个小军阀，可能曾利用佛教来募集军队。根据记载，笮融建造的佛塔有多层，上承金盘，堂和四面的阁楼上能容三千多人。佛寺内立有一尊黄金涂身、身披锦彩的佛像[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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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阁式的佛塔在六朝时期广为流行，其发展中的变体可见于云冈和龙门石窟中的浅浮雕和石凿的中心塔柱[53]。梁武帝建造了许多佛塔，其中之一是皇宫附近同泰寺的一座九层塔。这座塔在大同元年（公元535年）的大火中被焚毁之后，欲再建一座十二层的佛塔，但因侯景之乱而被迫中断[54]。北魏统治者也毫不逊色，建造了很多佛塔。皇兴元年（公元467年）在大同竖起了一座七层佛塔，据说高达300（魏）尺（约82.5米）[55]，这就是最早的永宁寺塔。第二座同名的永宁寺塔是新都洛阳最著名的佛塔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