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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刘淑芬：《六朝的城市与社会》，第168、185～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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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Laurence Sickman and Alexander Coburn Soper，The Pelican History of Art：The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China. Baltimore：Penguin Books paperback edition based on third hardback ed.，1971，p.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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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魏书》卷114；Leon Hurvitz，trans.，“Wei Shou：Treatise on Buddhism and Taoism：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Original Chinese Text of Wei-shu cxiv and the Japanese Annotation of Tsukamoto Zenryū，” p.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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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关于西门的发掘，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北魏洛阳永宁寺西门遗址发掘纪要》，《考古》1995年第8期，第698～7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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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北魏永宁寺塔基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第3期，第223～224、212页；张驭寰：《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第66～67页；钟晓青：《北魏洛阳永宁寺塔复原探讨》，《文物》1998年第5期，第51～64页。完整的发掘报告也已出版，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魏洛阳永宁寺：1979～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关于永宁寺塔的高度有多种不同说法，参见W.F.J.Jenner，trans.，Memories of Loyang：Yang Hsüan-chih and the Lost Capital（493-534），p.148，n.10。詹纳尔认为北魏一尺相当于29.6厘米，但根据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我认为北魏一尺应为27.5厘米，因此詹纳尔估算的永宁寺塔要比我所说得更高。另参见Fu Xinian，“The Three Kingdoms，Western and Eastern Jin，and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pp.83-84，fig.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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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洛阳伽蓝记》卷1“城内”。在正式发掘之前，仅残留有一个三层土台，总高8米左右，东西约101米，南北约98米，参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一号房址和出土的瓦文》，《考古》1973年第4期，第204～206页，图3、图版3。这样的土台建筑也见于敦煌壁画中，参见本章图3.33。本遗址共出土1560余件彩雕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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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第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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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第91页。关于建筑中的外来因素，参见宫大中《龙门石窟中的北魏建筑》，第201页。关于塔的演变情况，更多的讨论和实例参见唐云俊《东南地区的早期佛教建筑》，《东南文化》1994年第1期，第135～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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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JillS Cowan，“Dongdasi of Xian：A Mosque in the Guise of a Buddhist Temple，” Oriental Art 19.2（1983）：134-147；Nancy Shatzman Steinhardt，“The Synagogue at Kaifeng：Sino-Judaic Architecture of the Diaspora，” in Jonathan Goldstein，ed.，The Jews of China. Volume One：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Armonk，N.Y.：M.E.Sharpe，1999，pp.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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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Laurence Sickman and Alexander Soper，The Pelican History of Art：The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China. Baltimore：Penguin Books paperback edition based on third hardback ed.，1971，p.391；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第90、94页，图60；杨焕成：《河南古建筑概述》，《中原文物》1989年第3期，第61页，文中以安阳灵泉寺的一对北齐僧人纪念小佛塔为例，不过没有插图。现存其他类型的佛塔参见Laurence Sickman and Alexander Soper，The Pelican History of Art：The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China. Baltimore：Penguin Books paperback edition based on third hardback ed.，1971，pp.391-392；孙机《关于中国早期高层佛塔造型的渊源问题》，《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4年第6期，第41～47页，该文详细讨论了佛塔的渊源，他把佛塔改为砖塔的原因归因于防火（第45页）。傅熹年对中国佛塔也有精彩论述，参见Fu Xinian，“The Three Kingdoms，Western and Eastern Jin，and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pp.8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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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杨焕成称砖为青灰色，参见《河南古建筑概述》，《中原文物》1989年第3期，第61页，但我记得是暗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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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William Willets，Chinese Art. London：Penguin Books，1958，p.731.2 v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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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Alexander Coburn Soper，The Evolution of Buddhist Architecture in Japan，pp.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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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Ursula Lienart and Pavel Mestek，“Zur architektur der Sui-zeit（589-618 n.Chr.），” Asiatische Studien 41.1（1987）：7-39，该文考察了一些特定地区的建筑，认为隋代建筑上的变化体现出唐代建筑风格的雏形，如梁、斗拱和脊饰的变化，梁变长后，房内的纵向空间更高，既便于安置佛像，也便于在寺外更好地观瞻佛像，斗拱扩大了檐的进深，脊饰也变得更加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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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文明 第四章 墓葬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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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学往往被称为墓葬的考古学，因为以砖、石材料建于地下的墓葬比起地面居室来，保存的时间要长得多。墓葬是一个复杂而独特的建筑体系，但大部分与木构建筑无关。尽管如此，二者之间还是存在许多有趣的相互影响。将墓葬建筑技术应用于砖塔的情况已于前文做过讨论，城门的券拱之取代梁楣，无疑也是对墓葬建筑方式的借鉴。另一方面，墓葬被当成容纳死者遗物（肉体的和精神的）的场所，因此生者的建筑势必会影响到死者的墓葬，不过在建造地下墓室时，所用材料和建筑方法可能大不相同，这种影响并非直接的，而更多地以象征的形式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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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文明 一 建筑术语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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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便于讨论，不妨先回顾一下有关墓葬类型、墓葬各部位的名词。这个时期的墓葬一般砖砌，有一个或多个墓室。大部分多室墓只有两个墓室，即前室和后室[1]，有的墓葬在前室两侧还有侧室或“耳室”，可能还会有一个进入墓室的斜坡式墓道，封门后部一般设有较短的甬道，甬道有低于墓室的券顶，大型墓葬的甬道内可能另有一或二重双扉石门。如果甬道位于墓室前部的中间，墓葬的形状就如“凸”字，这种形制的墓葬就被称为“凸字形墓”；如果甬道位于一侧，其一个壁面与墓室的一个壁面处在一条直线上，一般被称作“刀字形墓”，因其形似中国式的砍刀。前室有的呈矩形，长边与墓葬的中轴线垂直；前室也有的呈方形，葬室呈矩形。矩形墓室有券顶，而方形墓室的墓顶通常为穹隆顶。在两个墓室之间可能会有内部的过道（也叫“甬道”）相连，这样墓葬的平面就成了双凸字形，本书将其称为“束腰”；墓室之间也可能只是简单地被一道券门或砖砌的隔墙分开，可以称为“腰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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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地砖有时比其他部位的墓砖要略大，一般铺成各种各样的图案，也有的直线排列或铺成曲折的Z形图案，类似于纺织的席子图案。根据墓葬的规模，铺地砖可能不止一层。墓壁有时由几层砖砌成，通常为顺砌，也就是说砌成类似于今天大多数砖墙的错缝图案（图4.1）。在英语建筑术语里，平铺的砖头若长边露在外边，叫stretchers（露侧砖），若短边朝外，叫headers（露头砖）。这个时期的中国墓葬里很少见到露头砖，最普遍的做法是将露侧砖竖砌，即将砖头竖立、长边朝外的“丁砖”（soldiered bricks）顺砌（中文里称作“丁”或“竖”），各砖层相间排列。一般所见的是按“三顺一丁”顺序砌筑多层，直到所需高度的排列方式，也有的墓壁不是“三顺”，而是在两层竖砖之间顺砌二层或四层，甚至五层的露侧砖[2]。在考古报告里，这种“顺砖”与“丁砖”的排列被称为“玉带”（图4.2）。在有些情况下，不是采用砖头竖立、长边朝外的丁砖方式，而是长边竖立、短边外露，这种方式在英语里称为竖砌（rowlock）。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墓壁外凸的情形，可能是为了缓解来自墓外土壤的压力[3]，无论如何，这种形制有利于穹隆顶的建造。为了砌成圆形，一般还要采用楔形砖（或斧形砖）或券石，如长沙发现的一座永元元年（公元499年）墓葬用露侧砖砌券，但每三块丁砖就有一块楔形砖，这样墓顶就适当外凸[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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