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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0 山西太原娄叡墓平、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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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1 山西太原娄叡墓墓道壁画（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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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东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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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鲜卑的一支迁入华北建立北魏政权时，另一支（慕容鲜卑）则自黑龙江地区迁入辽宁省，建立了一系列短命的王朝，当中原地区陷入战乱的时候，大量中原人士逃亡避难于东北，这里成了他们的避难所。慕容政权的都城位于今朝阳市，当时称为龙城，在这个地区发现了大量的墓葬。慕容鲜卑最终融入拓跋氏建立的北魏政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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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早期的辽宁地区墓葬建筑以东部辽阳地区的大型多室、多人合葬墓为代表，时代可能早到鲜卑迁入此地之前。墓葬由石板构筑而成，面积20平方米～30平方米不等，埋葬2～9具尸体不等。所有墓葬都是大型的方形结构，葬室一般设于中部，有时也将尸体置于耳室（图4.22）。残存的壁画主题包括宴饮场景、马车、骑马人物、建筑以及官员等候拜谒的场面（图4.23）。随葬品主要是灰陶器、青铜镜、几枚铜钱，也发现了几件铁刀、一把铁剪。这些墓葬被断为东汉后期至曹魏时期[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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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2 辽宁辽阳南雪梅2号墓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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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3 辽宁棒台子2号墓壁画局部摹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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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墓葬的墓顶均为平顶，用大块石板搭在墓壁和柱子上，柱顶的石构件都做成简单的方形，未作装饰。朝鲜安岳地区的冬寿墓类似于这种结构，但工艺更为精细。冬寿是一位中国军人，东晋咸康二年（公元336年）从前燕统治者慕容皝（公元298～349年）麾下逃往高句丽任职，在那里生活直到东晋升平元年（公元357年）去世[63]。冬寿的石板墓总体上采用了以上建筑形式，但墓顶由叠涩石板搭成，逐渐向顶部合拢，到倒数第二层时，石板成一定角度放置，在方形空间里形成一个方盒子形状，再以一块盖石封口。柱子为六边形，有的柱头形如倒置的覆斗，有的则以一个双臂支架来支撑柱上楣构的重量（图4.24）。至少从以上方面看来，冬寿墓表现得比辽宁地区墓葬更为先进一些，也据此可以确认它的年代[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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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4 冬寿墓立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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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座发现于辽宁附近的石板墓与冬寿墓相似，但规模稍小，有着同样的倒覆斗形柱头、叠涩状的墓顶、前室和耳室，后部也有两个相邻的葬室。壁画片段有坐于卷帘帐下的墓主、马匹、牛车等，与冬寿墓的壁画场景相似。根据出土的一件淡青色“虎子”（尿壶）断其年代为晋代，这件虎子很可能是由长江下游地区输入的[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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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的沈阳地区墓葬是砖筑的，但规模要小得多，其中一座有一排三个墓室，每个墓室都有单独的墓门，每个墓室内各葬两具尸体，随葬品中有一种带柄杯，与辽阳所见相似。这些墓葬大体上属于魏晋时期，由于该地区在当时并非重要的行政治所，所以墓葬体现的当属平民的埋葬情况[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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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晋王朝摇摇欲坠的时候，它对东北这样偏远地区的控制力已经大大削弱了，为了控制辽河以东地区，曾发生过争战，但最终该地区还是成了高句丽的一部分，直到唐代才重归于中国的统治之下[67]。如第二章所述，在朝鲜顺川附近的一座壁画墓中发现了一幅彩绘的辽阳市图，当时称辽东，该名称始见于刚刚纳入高句丽版图的公元5世纪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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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东部本溪发现的一座墓葬可以作为高句丽占领辽东时期的一个实例。墓葬由石块砌成，有石板墓顶、石板搭建的棺台，以及两个类似于壁龛的耳室。随葬品有原始灰陶、银饰，更重要的是鎏金铜、铁马具，如马衔、马饰、鞍件等。该墓分为主室、甬道和耳室，这种设计与上述辽阳魏晋墓类似，但建筑方式和随葬品则与吉林集安发现的高句丽墓葬相似[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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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辽河以东地区归入高句丽版图时，辽河以西地区则归入慕容鲜卑统治之下。在此政权的转移时期，根据所报道的少量墓葬遗存很难对该地区人口与文化的复杂混合体进行区分；这些墓葬仍然由石头建造，较小的墓葬用石块而不是石板，通常在抹有灰泥的墓壁上绘有壁画。至于其中的鲜卑文化因素，主要是头部较宽阔的梯形木棺、以弦纹和凹槽为装饰的灰陶罐，以及逐渐增多的金属器，尤其是与骑马有关的金属器皿和武器。中原文化的影响则体现在漆杯等器皿，偶见的家居或农具模型、砚台上。墓葬资料表明这里已经出现一种混合式文化，至少在那些有实力建造此类墓葬的人群中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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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容时期的墓葬比发现于其东部的墓葬要小得多，除夫妻合葬，不见多人葬。迄今为止，这些墓葬仅发现于当时辽宁西部的主要城市和慕容政权的都城——朝阳地区，以及东北部不远处的北票。有三座石板墓（公元3～4世纪）可以作为慕容氏统治初期墓葬的代表，其中两座较小的墓里均发现有典型的鲜卑式手制灰陶罐，两墓均不用棺；最大的一座（3米×1.8米×1.8米）是双人葬，墓室以木炭填满，该墓没有发现作为汉文化标志的铜钱和铜镜，但在另外两座小墓里有发现。有意思的是，该墓出土了一件金冠饰，上面悬挂着许多金叶，只要轻轻一动，金叶就会摆动。根据当时的中国文献，这种金冠为慕容氏的上层阶级所有，类似的物品也发现于公元5世纪的新罗墓葬里，二者可能都来源于萨满教传统。该大墓的随葬品还包括中原和匈奴器物[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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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石板墓，还在朝阳王子坟山发掘了一批21座同时期（公元3～4世纪）的竖穴土坑墓，也是慕容鲜卑墓葬，陶器和肉类祭品放置在尸体头部的壁龛内，而大量的金、银、铜马饰则放在棺内，其中也发现了一件金叶冠饰。发掘报告认为它们与安阳孝民屯鲜卑墓以及内蒙古其他遗址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与大同的某些墓葬相比也存在一定的相似性[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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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批墓葬发现于朝阳及附近地区，这批墓葬保存状况相对较好，有些内容值得关注。其中一座由石块砌成，以石板为墓顶，小耳室内放置灶、熨斗、井、磨、碓等陶质模型器随葬品；残存的壁画中有人物、牛耕地的场景，此墓极有可能属于移居至此的中原人士。另一座墓里发现了极具特色的梯形木棺痕迹、灰陶罐、牛腿骨，这些都体现了鲜卑的埋葬方式；此外在祭台顶部和耳室还发现了一些漆器和杯子、一套铜带钩与带扣。第三座墓平面呈梯形，但不见木棺痕迹，墓葬更为简陋，但还是在墓主夫妇的头部放置着一些普通的灰陶罐、壶，壁画描绘的是生前的墓主夫妇、侍仆和狗，发掘报告称壁画人物的服饰为鲜卑风格，画面中的狗让人联想到与鲜卑关系密切的乌桓部落（曾大量融入鲜卑）的信仰：狗能陪伴死者的灵魂进入赤山上的住所，正如中原人士相信死者的灵魂能归于泰山一样[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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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座石室墓可以作为前燕以及政权建立之前的部落联盟时期（公元285～370年）的代表性墓葬，墓主可能是慕容贵族。墓内发现了三百多件金、银、铜、铁、陶、石、骨、漆器、丝绸、皮革制品，木棺为典型的梯形，最为特别的是一件铁头盔、一千多件甲片、一件马胄、鎏金前鞍桥、鞍后桥和一件马镫[72]。还有一座同时期的墓葬可能原为土坑木棺墓，出土了99件随葬品，包括马具和铜鞍桥[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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