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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容时期的墓葬比发现于其东部的墓葬要小得多，除夫妻合葬，不见多人葬。迄今为止，这些墓葬仅发现于当时辽宁西部的主要城市和慕容政权的都城——朝阳地区，以及东北部不远处的北票。有三座石板墓（公元3～4世纪）可以作为慕容氏统治初期墓葬的代表，其中两座较小的墓里均发现有典型的鲜卑式手制灰陶罐，两墓均不用棺；最大的一座（3米×1.8米×1.8米）是双人葬，墓室以木炭填满，该墓没有发现作为汉文化标志的铜钱和铜镜，但在另外两座小墓里有发现。有意思的是，该墓出土了一件金冠饰，上面悬挂着许多金叶，只要轻轻一动，金叶就会摆动。根据当时的中国文献，这种金冠为慕容氏的上层阶级所有，类似的物品也发现于公元5世纪的新罗墓葬里，二者可能都来源于萨满教传统。该大墓的随葬品还包括中原和匈奴器物[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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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石板墓，还在朝阳王子坟山发掘了一批21座同时期（公元3～4世纪）的竖穴土坑墓，也是慕容鲜卑墓葬，陶器和肉类祭品放置在尸体头部的壁龛内，而大量的金、银、铜马饰则放在棺内，其中也发现了一件金叶冠饰。发掘报告认为它们与安阳孝民屯鲜卑墓以及内蒙古其他遗址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与大同的某些墓葬相比也存在一定的相似性[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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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批墓葬发现于朝阳及附近地区，这批墓葬保存状况相对较好，有些内容值得关注。其中一座由石块砌成，以石板为墓顶，小耳室内放置灶、熨斗、井、磨、碓等陶质模型器随葬品；残存的壁画中有人物、牛耕地的场景，此墓极有可能属于移居至此的中原人士。另一座墓里发现了极具特色的梯形木棺痕迹、灰陶罐、牛腿骨，这些都体现了鲜卑的埋葬方式；此外在祭台顶部和耳室还发现了一些漆器和杯子、一套铜带钩与带扣。第三座墓平面呈梯形，但不见木棺痕迹，墓葬更为简陋，但还是在墓主夫妇的头部放置着一些普通的灰陶罐、壶，壁画描绘的是生前的墓主夫妇、侍仆和狗，发掘报告称壁画人物的服饰为鲜卑风格，画面中的狗让人联想到与鲜卑关系密切的乌桓部落（曾大量融入鲜卑）的信仰：狗能陪伴死者的灵魂进入赤山上的住所，正如中原人士相信死者的灵魂能归于泰山一样[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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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座石室墓可以作为前燕以及政权建立之前的部落联盟时期（公元285～370年）的代表性墓葬，墓主可能是慕容贵族。墓内发现了三百多件金、银、铜、铁、陶、石、骨、漆器、丝绸、皮革制品，木棺为典型的梯形，最为特别的是一件铁头盔、一千多件甲片、一件马胄、鎏金前鞍桥、鞍后桥和一件马镫[72]。还有一座同时期的墓葬可能原为土坑木棺墓，出土了99件随葬品，包括马具和铜鞍桥[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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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两座发现于朝阳地区的墓葬更好地诠释了当时的文化融合情况，第一座是崔遹墓（卒于后燕建兴十年，即公元395年），他曾任慕容氏后燕（公元384～409年）政权的太守，是一位高级官员。该墓也由石板建成，但没有壁画，墓葬内涵代表了当时多种文化的融合。木棺为梯形，在其头部放置有灰陶罐和青铜带扣、青铜刀，也发现了砚台、钱币、弩机、铜镜等反映中原文化背景的物品[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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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座反映文化融合的墓葬发现于朝阳袁台子，由石板砌成，有四个壁龛，在墓门右侧有一耳室，是一座建造得相当精细的墓葬，推测其年代可能在公元4世纪早、中期（图4.25）。该墓的鲜卑文化因素表现在灰陶罐和羊骨上，羊骨置于墓室后部的漆盘内，此外还发现一件带柄和镂空器座的青铜，这是继斯基泰时代以后亚洲内陆游牧民族的典型器物。在墓室前部有一个低矮的大漆案，上面堆满了黑釉瓷器、漆碗和其他器物，残存的石座和铜接头表明这些器物原来都放置在帷帐之下。耳室内发现一套马具，有马鞍、马镫、马衔、马镳及鞧带铃饰，全身挂有118个铃铛（图4.26）。残存的壁画片段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生活场景，有狩猎、牛车、犁地、备食，以及侍奉的奴仆等，也有不可或缺的镇墓兽、四神、日月等图像[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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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5 辽宁朝阳袁台子石板墓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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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6 辽宁朝阳袁台子墓马具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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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燕统治者为冯姓汉人，采用鲜卑习俗。北燕统治者的弟弟冯素弗（卒于北燕太平七年，即公元415年）及其妻子的墓葬发现于北票附近。这两座石板墓相距仅20厘米，无疑是共用封土的。以冯素弗的地位而言，他的墓葬似乎理应更为奢华一些，但事实上他的墓葬并不比官员崔遹的大，这可能表明北燕政权的财力正在减弱。用灰泥涂抹的墓室内壁和墓顶布满了壁画，墓顶描绘日月星辰，墓壁描绘死者居家和出行的场景，这些壁画以及描绘先贤与云气的漆棺都是来源于中原地区的做法，但头部较高而宽的木棺则意味着鲜卑传统。墓葬都从墓坑的底部起建，但冯素弗墓却在墓坑壁上挖出了一个壁龛，它并不属于石板墓的一部分，壁龛内置两件灰陶罐以及牛、鱼等献祭物。随葬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当时中原地区统治精英可能拥有的一些物品，如官印、青铜和漆器用具，鎏金或金银、玉饰品、武器和书写工具；另一类物品反映了燕的鲜卑族源，包括青铜等器皿、灰陶罐、壶、铁质武器、马具（包括迄今资料所见最早的一副马镫）[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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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辽宁地区公元3～5世纪的慕容鲜卑文化以石板墓为特征，较小的墓葬由石块垒成，墓壁涂抹灰泥，上绘壁画[77]，梯形木棺的头部较为宽阔，灰陶罐仅限于以弦纹或凹槽纹为装饰，也有多种反映游牧生活的器物，如带扣和马具。中原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于漆杯等器皿上，偶尔见到家居、农业用具模型、砚台等。此外，也发现了一些匈奴主题的纹饰，甚至也有来自西亚的玻璃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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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随着慕容文化被拓跋鲜卑的政治支配地位和中原文化所替代，其文化混合体的特征也逐渐消失。至今仅有三座见诸报道的晚期墓葬发现于朝阳地区，明显反映了一种与以往墓葬面貌截然不同的突变，都是砖室结构。第一座初步断定为公元452～463年的墓葬，形制较为特殊，前部较宽阔，后部较狭小（图4.27），可惜报告对墓葬结构描述不够，而是将注意力放在墓室内发现的一方墓志上，根据墓志，死者是在北魏的一次人口迁徙中与家人一道从西北迁来的鲜卑人[78]。另外两座墓葬是更为普通的中原风格：墓壁略外凸的方形墓室、“玉带”式铺砖方式、券顶短甬道（图4.28）[79]，以上种种表明遥远的东北地区已被纳入北魏政权的统治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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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7 辽宁朝阳某北魏墓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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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8 辽宁朝阳某北魏墓平、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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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西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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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地区有时也被称为河西走廊，位于南部祁连山与北部戈壁沙漠、草原之间，主要包括几座绿洲城市，这些城市充当着中原与西部地区（即今新疆及以西地区）沟通的桥梁。河西走廊在商业和战略上都极为重要，只有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才能对其施行有效的控制，六朝时期的河西走廊时而保持独立，时而归入中央政权的统辖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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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西晋王朝在北方地区的统治被游牧民族所取代的时候，以姑臧为统治中心的凉州刺史张轨（公元255～314年）父子［其子张寔（公元314～320年在位）、张茂（公元320～324年在位）］已经有效地据有了凉州，开启了河西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张氏父子统治时期，即史称的前凉时期（终于东晋太元元年，即公元376年）。与东北一样，西北地区也成了中原人士的避难之所，张氏家族统治下的前凉保持了社会的相对稳定，它与建都于南京的东晋王朝也保持着一定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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苻坚前秦（公元357～384年）对北方地区的重新统一结束了前凉的统治，河西地区重归中央政权。东晋太元八年（公元383年），苻坚在著名的淝水之战中惨败，前秦政权瓦解[80]。吕光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前秦将军，曾经成功地率军西进至库车（汉文文献称龟兹），前秦灭亡后，他又建立了一个新的凉政权，史称后凉（公元386～403年），仍旧建都姑臧[81]。但是吕光并非能干的统治者，他的政权迅速分裂为北凉（公元401～439年）、西凉（公元400～421年，建都于酒泉）和南凉（公元397～414年）。其中北凉在具有雄才大略的沮渠蒙逊父子统治下占了上风，消灭了另外的二凉。北凉统治时期的河西地区，佛教活动与儒学文化、艺术总体上都非常繁荣，在这样一个僻远贫瘠之地，这是很难想象的[82]。这一切在拓跋氏北魏政权重新统一北方之后结束了，北魏于太延五年（公元439年）重新统治河西地区，但北凉的残余势力在吐鲁番地区一直延续到北魏和平元年（公元460年），最终被来自大草原的蠕蠕部落所灭[83]。据记载，大部分北凉人口在太延五年被迁徙到拓跋氏的都城——平城地区，那些拥有知识和技巧的人士肯定也被带到了东部，后来宏伟的云冈石窟的成功开凿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那些被虏来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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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河西走廊被纳入北魏及其后继者的版图时，吐鲁番地区仍保持着独立，公元460～498年出现了一系列自封的高昌王，公元498～640年，为麹氏家族统治的高昌时期。吐鲁番地区的政权中心位于今天所称的交河故城，也包括阿斯塔那、哈拉和卓遗址。高昌实际上是一个中原政权，其政治组织形式、语言与服饰都是中原式的，当然也存在一些地方特色。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唐王朝结束了高昌的独立局面，将其重新纳入中央政权的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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