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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9 甘肃嘉峪关某墓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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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0 甘肃嘉峪关某墓平、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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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1 甘肃嘉峪关某魏晋墓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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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墓葬（魏晋至十六国时期）似乎主要采用素面砖，但被推断为公元4世纪晚期至5世纪早期（后凉或北凉时期）的墓葬“丁M5”，则在墓壁涂满了灰泥，上面绘制壁画。由于壁面的扩大，就有可能绘制出比砖画更为复杂的场面。壁画主要表现宴饮、娱乐、仪仗、农耕等活动场景，但画中出现的大多数劳动者并非中原人士[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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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峪关地区的大多数墓葬是合葬，尸体一般安放在后室（如果有后室的话），死者的头部照常朝向墓门。棺木为漆棺，一般置于一层泥沙之上，上面覆盖着一层石灰。在两具保存得相对较好的魏晋木棺上，其中之一能辨认出东王公和西王母的形象（关M13），另一具绘的是星辰图案[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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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葬都曾被盗，随葬品所剩无几，但还是出土了一些罐、壶等陶质器皿，井、灶等模型，铜钱，铜镜和铁镜，铜刀和铁刀，骨尺和青铜尺，以及一些布片、木俑、珠宝。晚期墓葬还另外出现了一些新的器类，如陶侍仆俑、牛俑和一些红釉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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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墓葬发现于敦煌与莫高窟之间20公里×5公里的范围内，有成千上万的墓葬。这里也是由砾石和沙漠构成的戈壁滩，很多墓葬是单独起建，但同样也发现了由石墙围起来的家族茔域（图4.32）。填满沙子的墓道和石块堆成的封土使整座墓葬形成一个所谓的蝌蚪形，墓葬的规模视蝌蚪尾巴的长度而定。最简陋的墓葬只有2米～5米长、1米宽、1米深的墓道，平顶的墓葬大小仅能容纳尸体，在有些墓葬里，尸体仅以草席包裹，没有棺木。这类墓葬的随葬品也是最少的，仅有几件陶器、一座灯盏和代表钱币的泥球，总之非常贫乏与简陋[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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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2 甘肃敦煌某家族茔园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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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墓为方形墓室、覆斗形顶，有的还有耳室和壁龛（图4.33）。较为特殊的是，小墓基本上不采用砖结构[92]。随葬品包括灰陶罐、碗、钵、储藏罐、圈足豆、甑、釜、灯，以及本地生产的其他器皿，还有铁剪、镜和基本上属于东汉后期和蜀国的钱币，也发现了漆器、布片、云母片的痕迹。还发现了一件带盖的青铜灯，倒置就是一个带流的盏托，从流管可以注油，安徽也曾发现过类似的灯。陶灶模型不是中原式的方形或船形，而是圆形。墓葬出土陶罐上的铭文出现了诸凉政权的年号，纪年范围在公元369～421年。这些陶罐都放在棺内，上面的铭文内容多是希冀死者不要打扰生者，这为研究当时的宗教信仰提供了重要证据。在较为简陋的墓葬里，这些铭文发现在死者两腿之间的陶片上[93]。这个地区不见酒泉那样场面宏大的墓葬，但大致形制相似[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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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3 甘肃敦煌某大墓平、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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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鲁番地区的墓葬位于阿斯塔那北部、东北部和哈拉和卓遗址西北部的戈壁滩上[95]。已发掘的墓葬属于两个阶段：公元3～5世纪末的晋至北凉及其残余势力时期；公元6世纪早期至7世纪中期的麹氏高昌时期[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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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阶段的墓葬根据有无墓道分为两类，有墓道的墓葬一般有相对较小的单墓室，墓壁较直，覆斗顶，个别在顶部刻出藻井（图4.34）。随着时代的变化，小耳室逐渐缩小，最后变成壁龛。墓里除了用于封闭墓室的砖坯，并不采用砖结构。较大的墓葬有棺木，但小墓只是偶尔在尸体上见到一副木质框架，下铺苇席。另一类墓葬为竖穴土坑，在东或西壁凿出一个洞室，以砖坯封门，都是单人葬，墓穴相对较浅，只有几件随葬品，但出现了梯形的木棺（图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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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4 新疆吐鲁番地区某墓平、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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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5 新疆吐鲁番地区某竖式墓平、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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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的墓葬随葬品包括灰陶器、木器，以及粗糙的木质牛车马俑、骆驼俑。还发现有一具木棺，据报道在其头板上绘有北斗七星图案。也有出土文书，包括随葬的衣物疏，上面通常注明了死者的姓名、籍贯、死亡日期，以及被称为“遣册”的文书[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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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麹氏高昌时期，竖穴土坑墓消失，只发现了带斜坡墓道的墓葬，也有像酒泉、敦煌那样以石墙围成的家族茔域。墓室比以往稍大了一些，平面圆角但基本上还是方形，墓顶稍平而圆，没有耳室（图4.36）。这个时期出现了木棺，但尸体一般还是陈放于铺在低矮土台上的席垫上。砖墓志简单注明墓主的身份，大部分都嵌入临近地表处的墓道壁内，一旦斜坡墓道封闭，墓志就不可见了。前一时期的灰陶器被一种随葬专用的陶器取代，这种陶器器体很软，器表绘有一排排的黑、红、白点。出土的木俑比前一时期更加粗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