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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白根据两百多件拓跋家族墓志铭的出土地点[55]，探索了北魏统治者墓葬选址的原则[56]。总的来说，瀍水以西是留给皇族的，而皇族以外的墓则在瀍水以东。皇帝的直系后嗣为一组，按世系排列在其左右，后嗣子辈又各自环绕在父墓的周围，兄弟墓葬则左右排成一行。高级别的大臣和其他显贵的墓区环绕在核心地带的周围。宿白总结说，虽然类似的排列在《周礼》中有描述，属于儒家传统的范畴，但实际上已经废弃不用，我们需要从鲜卑的丧葬行为中考察这种墓位的排列。在北魏早期，对血缘的重视程度可能要更强一些，例如北方的金陵墓地；不过，除了家族墓地，显然公共墓地观念在这一时期仍然很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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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东魏和北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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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魏、北齐统治者和高级贵族的墓葬区坐落在邺城的北郊和西郊，在今河北磁县的南部和西部。那里墓冢众多，在当地有“七十二冢”和“八十四寨”的说法[57]。1986年对123座墓葬的调查发现了一座面积达75.65平方米的特大墓葬，它由于其规模和宏伟的建造，被认为是帝王的陵墓。虽然墓主身份无法确认，但还是被初步归于文宣帝高洋（公元559年卒）（图5.19）[58]。墓道长达37米，两壁及地面均用草泥、白灰涂抹，墙上绘有壁画，每面绘有53人组成的仪仗出行队列[59]，队伍上方绘有各种神兽、莲花和流云。甬道长6.7米，有三重封门墙和一道石门。甬道上方有一门墙，高5.06米。墓室的形制是这一地区特有的蜂房式结构，墙由砖砌，厚达五重。墓室7.56米×7.4米，原高12.6米。墓室内部原有壁画，可惜破坏严重。紧靠左壁有一具很大的装饰精美的棺床，5.82米×（3～3.8）米。虽然墓葬被盗，还是出土了1500余件陶俑以及一些家居用具模型、陶器皿、石灯等[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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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9 河北磁县湾漳大墓平、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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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西魏和北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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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1995年，在墓葬接连被盗的情况下，政府不得不对北周武帝（宇文邕，公元561～578年在位）及皇后阿史那氏（突厥可汗之女）的合葬墓孝陵进行了抢救性发掘[61]。孝陵坐落在咸阳东北陈马村附近，在这个地区还有西汉和隋代的帝陵。附近还有其他很多北周墓葬，如第四章提到的叱罗协墓，此地是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墓葬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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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孝陵报告的时候，还没有进行全面的调查，不清楚原来有无陵园围墙或围沟遗迹。孝陵坐北朝南，方向190°，全长68.4米。墓道中有五个天井和四个壁龛，坡度10°，宽2.6米～2.8米，最深处离地表6.5米。共发现七个盗洞伸入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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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甬道入口处有两道土坯封门墙，皆被盗墓者破坏。甬道全长3.9米，宽1.6米～1.7米，中间原有一木门，仅留有残痕。地面全部铺砖，平铺成斜人字纹，铺地砖原涂有红色。甬道内发现皇帝的墓志和志盖，被收缴的皇后墓志估计原来也应放在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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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室面积为5.5米×3.8米，土壁。顶部已坍塌不存，无法得知墓顶的原始高度。墓室之后还有一个小后室，宽1.96米～2.36米，高1.3米，深度不详，约1.8米。墓室中发现一具木棺的朽痕，棺上曾有铁棺环和椁，墓室中心有散乱的人骨，还清理出石灰枕1件、珍珠1件、金花瓣3件、质地不明的微型坐佛1件。坐佛的发现令人震惊，因为武帝是中国历史上罕有的几次灭佛事件的发起者之一，直到他死后禁令才被取消，遗憾的是这件坐佛像在考古报告中未做任何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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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陵的出土物大多来自墓道内的壁龛，包括150件陶俑：21件笼冠俑、15件小冠俑、60件鲜卑式的风帽俑、1件甲士俑、10件侍女俑、12件具装甲士骑俑、22件鞍马仪卫骑俑、2件骑马乐俑、1件跽坐俑、1件持箕俑、1件踏碓俑、2件镇墓武士俑和2件镇墓兽。此外还有2件陶鸡和2件陶犬，以及陶灶、釜、碓、磨、井、仓各1件，还有陶罐和一些玉器、金饰品、1件皇后金玺、1件铜斗、1件做工极其精细的带扣及其他的带具附属物。墓志志文很简略，未加装饰，仅列出了一些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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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临终前曾下诏要求葬礼从简，要“墓而不坟”[62]。现在看来这个遗嘱得到了遵从，他的陵墓与当时的贵族勋臣墓相比差别并不太大。事实上，上述叱罗协墓比皇室宗亲宇文俭的墓还要大。除了没有封土，帝王陵墓与贵族勋臣墓的共同之处还在于都没有地面石刻。此外，墓中陶俑的质量也差不多，所有墓葬都有一个附加的后室或耳室[63]。正如报告作者所称，这些高等级的墓葬并没有明显的等级差别，因此北周可能还没有建立一套严格的丧葬制度[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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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文明 六 隋代帝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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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扬州附近的一处古冢长期以来被认为是隋炀帝杨广的陵墓，炀帝于义宁二年（公元618年）在扬州被杀。目前尚无发掘此墓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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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文明 七 神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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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帝陵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神道”[65]，即通向陵墓之路，两侧以一组石刻作为标记，包括石像生、石柱和石碑等。其中一些配置很早就已出现，如众所周知的西汉霍去病墓前石刻群，以及那些散布各处的石兽等，但这些还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神道[66]。东汉开始出现了较为完善的配置，包括踏步前行的虎形石兽（通常带翼，或以人像代替），连同纪念性的阙楼和石碑，后者常由龟趺背负，碑上有一个穿洞，是用来拴绳子下棺入墓中的[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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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早期反对汉墓的陈设奢华之风，不但直接针对墓内设施，而且也针对这些地表的石刻。魏文帝曹丕在遗诏中对包括神道在内的墓葬都做了预先安排[68]。咸宁四年（公元278年），晋武帝司马炎特别指斥石兽和石碑为“既私褒美、兴长虚伪”。他认为这些设施伤财害民，于是下令禁立石兽碑表，将所见一并加以捣毁[69]。这一诏令可能在武帝以后的西晋时期得以成功实施，但到了东晋，树碑立表之风再度兴起。根据《宋书》，晋室在定都南京之后的太兴元年（公元318年），由于顾荣（卒于永嘉六年，公元312年）对晋王朝立足南方有功，特许其墓前立碑。文献还提到，在以后数百年里，也有一些显赫的官员曾私下采用这些地面标记物，但后来被再度禁止[70]。天监六年（公元507年），在梁的统治下，官员墓葬可以用石柱来标记名字和官衔，但石刻（包括人和兽）和石碑仍被明文禁止[71]。至隋代，官员可以在墓前立碑，但高度、形制、基座样式皆由官方严格限定，个别具有特别嘉好品行之人在特殊情况下，即便没有官职，也会被特赐立碑[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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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帝陵的石刻和其他神道纪念物仅存于文献中[73]，不过在南京地区还是发现了30多处刘宋至陈的这类遗物。也许这些纪念物的设立原则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只有皇族成员（包括皇帝及宗亲）才能按规定享此礼遇。目前保存最完整的一组神道石刻是萧秀（天监十七年，公元518年卒）墓石刻，他是梁的建立者萧衍之弟，神道石刻包括石兽一对、凹槽纹石柱一对和石碑数座（图5.20）。由于其他地点的石刻都已残缺不全，因此并不清楚神道石刻的组合是否因时代或地位不同而改变，不过至今还没有发现超出萧秀墓石刻组合的。在丹阳陵口（“陵口”意即通往陵墓之入口）附近发现了一对石兽，可能是通往某个帝陵入口的标记，在此附近有三座帝陵。但这对石兽属于哪座帝陵还不得而知[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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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0 南朝梁萧秀墓神道复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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