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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弩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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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弓弩是汉代及以前墓葬中常见的随葬武器，但进入六朝之后，功能发生了改变。与以前弓弩不同的是，六朝的青铜弩机出土时不再有附着的木片，表明并不是与武器一起埋藏。而且，这个时期还出现了石质的，甚至银质的弩机，它们并没有与其他武器放在一起，也不是放在棺侧，而是放置在棺内[69]。在河北、河南、甘肃、湖北、湖南、江西等地的西晋墓中，发现了约20件弩机，东晋墓中也发现了约20件，东晋以后墓葬中一件也没有发现。显然弩机是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的，很可能具有辟邪的功能，不过其准确含义还有待进一步厘清。与“玉豚”的情况一样，弩机也可能与谐音有关，弩机的“机”可能代表了发音相近的“吉”，即“吉祥”，这是常见于墓砖上的铭文[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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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堆塑罐（魂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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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塑罐”（也称作“魂瓶”）是一种造型独特、形象生动的器皿，不过其功用还是一个谜。这种罐具有六朝时期最独特的造型，盖子上塑造了非常精细的建筑、人物和动物模型（图6.24）。最早的原型可以追溯到汉代，主要发现于今广州地区，由五个大小相同的罐子组成，一个在中央，其他四个环绕周围。也有些是二联罐、三联罐或四联罐。最早的这种罐子通常下面有足，有席纹或细槽作为装饰。到汉代中期，器足逐渐消失，变为平底，器表已没有了装饰，只保留了五个相连的罐子。这时的罐都是陶制的，出土时里面还遗留有桃核、树叶和其他植物。因此，可以推测这种器皿可能是用于盛放水果或其他食物的，而不是盛粮的。“联罐”只发现于南方地区，主要在广东、福建、江苏和浙江地区。至于这种罐子的起源，似乎与本地的百越有关，百越的统治范围正好就在这一区域，但到汉代以后，这种罐开始成为汉文化的一部分[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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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4 “魂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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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东汉和三国吴早期，位于中央的罐子开始变大，而周围的四个罐子变小，只是简单地附在罐肩上。也是在这个时期，其分布范围扩展到了长江下游的江浙地区，并且出现了褐釉陶和无釉灰陶，还出现了一批最早的原始青瓷器[72]。在浙江奉化发现的一件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纪年的东汉罐子上，已经出现了浮雕人物、动物和飞鸟的形象，此后不久这些形象变得更加精细。五联罐（一个在中央，四个围绕在周围）仍然刻画得很清楚，上下各有一组飞鸟形象，还有一些面朝外的蹲姿动物，形似袋鼠，可能代表着老鼠[73]。吴后期和西晋时期，这种造型的堆塑罐发展到了极致，中央大罐变得更大了，通常采取多层楼阁的形式，同时周围小罐变得更小了，有些甚至隐于密集的角楼、人物和动物之中。每一件堆塑罐的造型都不相同，正是它的富于变化让人回味无穷。此后，堆塑罐上的外围小罐全部变成了建筑物，其早期形制已经不见踪影。最初罐身都是素面无纹的，但后来塑像的种类愈趋繁复，在这些塑像中还出现了坐佛[74]。到东晋初，这种堆塑罐消失了，不过类似的器皿（明显源自堆塑罐的造型）又出现在唐代，在宋代尤其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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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古文献中，这种罐常被称为“谷仓罐”，因为它被当成了粮仓。若果如此，那就可以解释为何大量飞鸟栖息其上了，那些房前屋后的狗也可以认为是捕鼠的。不过，也偶尔在堆塑罐上发现刻有吉祥文字的碑铭，此外，在一件堆塑罐上发现了房屋里的棺木和跪拜在屋前的悼念者形象。这种现象除了对这种耐人寻味的器皿增加几种解释，还是无法解开它的含义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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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观点认为，这种堆塑罐反映的是道家的仙界和不朽世界，但这种推测并没有什么理由[75]。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它与亡灵的安息之所有关，所以被称作“魂瓶”。何惠鉴（Wai-kam Ho）认为它是当死者的肉体不宜埋葬时的灵魂安息之所[76]。巫鸿显然同意这种看法，他相信这种罐子与当时流行的佛教信仰有关。陈定荣则认为它的用途是多方面的，既是下葬时的礼器，也是一种纪念物、阴间的粮仓和佛教法器，所有的一切都是为死者服务的[77]。我同意这种罐子具有多方面的功用，想补充的是，这种罐子的意义可能与它所处时代的名称有关，在一件堆塑罐的刻铭上，它被称为“”，而《说文》对“”的定义就是陶器[78]，此“”与“靈”（灵魂）同音，这就又为这种罐子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象征意义[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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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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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可能的辟邪物是镜子，一般放置在棺内死者的头部。在考古报告中，大约20%的墓葬里发现了镜子，因此，镜子在丧葬仪式中的作用是相当重要的，它也有着重要的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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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丧葬仪式中的辟邪和象征物绝不止以上提到的这些，但可见在当时的丧葬仪式和对墓葬的保护上，它们是具有相当重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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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文明 三 日用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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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用器物指的是在现实生活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品，反映在墓葬中既有实用器皿和专为随葬而做的复制品（明器），也有旨在以多种方式服务死者的动物、机械和人物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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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钱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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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时期在墓葬中放置钱币的习俗是汉代传统的延续。盗墓活动势必影响到今天所见的墓葬钱币资料，不过似乎这种影响并不很严重。在大约20%的墓葬里都发现了一枚或多枚钱币，而在未被盗扰的墓葬中，则有36%发现了钱币。因此，尽管这些数字肯定不足以反映墓葬中随葬钱币的真实情况，但据此做一些基本的评估还是可能的，当然结论也是尝试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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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钱币随葬主要是长江以北地区的特征。随葬钱币的墓葬比例，在长江以北地区从23%（江苏和山西）至77%（甘肃）不等，而在长江以南地区，只有4%～16%。总体来说，江北平均值达到30%，而江南只有13%。发现钱币的墓葬比例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大的改变，在晋以前的墓葬（包括所谓“魏晋”墓葬）中，39.5%发现了钱币，而隋代墓葬中也有33%发现了钱币。墓葬发现的钱币既有单枚铜钱，也有成串的钱，我在这里并不想统计钱币的总数，象征性的冥币显然也是存在的，比如曾经发现过以土钱随葬的例子[80]。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的随葬衣物疏中列出了数量巨大的钱币，不过这个数量显然是虚构的，实际上只发现了极少量的钱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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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的货币体系颇为糟糕，很多地方在很长时间里，商业都是物物交换，以粮食、布匹，甚至食盐来代替货币。自很早开始，甚至在汉代灭亡以前，军阀董卓就废弃了汉代的优质五铢钱，而发行一种劣质的小钱，这是当时通货膨胀的结果。尽管曹操掌权之后废除董卓的货币体系，又恢复了五铢钱，但当时已经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南、北方政府都长期面临着铜料短缺、钱轻质劣的困境（据说有的钱币轻得可以在水上漂起来），这些问题对当时的贸易、税收和日常生活都产生了影响，对私铸钱币真伪的鉴定也是一件难事[81]。日本学者川胜义雄提出，货币问题及其在地方上的不良影响正是导致南方政权衰落并最终被北方所灭的一个重要因素[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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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窖藏[83]和墓葬的钱币是研究六朝经济史的重要资料，同时也能提供很多宗教信仰方面的信息。出土的大量六朝钱币都是剪轮的，据此可以推断很多早期钱币（如汉钱）在六朝时期仍然在流通，有学者认为这种情况表明当时的经济状况混乱不堪[84]。不过也有学者不同意这种看法，如刘建国和高岚指出，很多汉代钱币确实在汉代以后还在使用，但汉以后也铸造了很多新的钱币；尽管六朝末期墓葬中发现的钱币较少，但钱币的减少并不能简单归因于经济状况的恶化，因为富人墓中钱币的减少更加明显，这点看起来有悖常理。他们认为墓葬中钱币的减少表明丧葬习俗的改变[85]。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提醒，有助于反驳将六朝视为衰退时期的常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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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铜钱（严格地说是青铜钱），随葬衣物疏中还列有银币和金币，它们也是商业贸易中的流通货币，不过不是以硬币的形式存在。银币的度量单位是“两”，考古中发现了银锭和扁圆形的银饼[86]。布匹也曾用作通货[87]。此外，文献中还提到过铁钱，始铸于北魏正光四年（公元523年），不过并不成功，不久就废除了[88]。在墓葬中还发现了波斯和拜占庭的钱币，它们是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由于非常珍稀，钱币上可能都带有某种特别的标记。在墓葬中发现的无论何种形式的货币应该都与后来的纸质“冥币”具有相同的目的，即为了死者的灵魂在阴间能够过得比较舒适[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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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