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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 内蒙古呼和浩特出土陶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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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代以后，北方地区的墓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墓俑的数量和种类迅猛增加，工艺水平也达到了新的高度。在数百年间，入主北方的草原民族大大促进了中国服饰的发展。最早的实物出自呼和浩特附近的一座墓葬，其中15件墓俑并没有显示出特别出色的艺术成就，但有意思的是它们呈现出北方征服者的形象，表现了他们在征服中原之初的形象。除了那些形象怪异的武士俑，我们很容易注意到那种高高的、圆形的风帽，这表明墓俑代表的是鲜卑部落民（图6.3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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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北方地区墓葬中都有大量的陶俑，大部分是武士俑。包括重装的甲骑具装俑、铠甲步兵俑、弓箭手俑等。俑群还包括吹长号、击鼓的骑马伎乐俑，以及骑马或步行的持旌旗俑。例如，在北魏都城大同附近的司马金龙墓中，出土了88件铠甲骑兵俑和122件步行俑，另有81件着典型鲜卑装的俑，这些墓俑占了全部367件俑的差不多4/5（图6.37）[97]。由于军队在北方地区明显处于支配地位，因此，这些墓葬的主人都希望生前享有的与官职和地位相称的军乐仪仗，在他们死后仍能陪着长眠于地下。同类型的仪仗行列还发现于时代略早的朝鲜冬寿墓壁画中，以及遥远的西部——嘉峪关画像砖上[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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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7 山西省博物馆藏大同出土北魏女伎乐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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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墓室摆放大量陶俑的做法尤其盛行于北朝东部地区（今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即东魏和北齐的统治区。这样的墓葬以距东魏北齐都城较近的安阳周边最为众多。以河北为例，发现的11座晋墓中，只有2座出土了极少陶俑，但晋以后，26座墓葬中有17座（即65%）出土了1～150件或更多的墓俑，平均每座出土151件。山东的比例是40%，山西41.6%，河南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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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8 东魏、北齐陶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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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9 东魏女侍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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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座这样的墓里都有2件置于门口的重装武士，还有铠甲骑兵和裆俑（持剑或不持剑）、风帽或披肩俑（一般被认为带有外来特征，是鲜卑人的形象）、持盾或持弓的步兵俑、外国马夫俑、持旌旗俑、男女侍俑、伎乐俑（尤其是击鼓俑）和奴仆俑（图6.38）[99]。除了以前见过的发式，还出现了笼冠，即一种高高的、紧身的半透明帽子，可能由髹漆的织物制成（图6.39）。这种笼冠在六朝以后的很长时间里一直是宫廷服饰的组成部分[100]。这些墓俑都由合模制成，即将前后两块陶范拼合在一起，再加上单独成型的俑头。烧成之后，再在俑身上涂上一层白色的陶衣，并上彩。这些墓俑是在专门的作坊里生产的，正因如此，发现的大量墓俑都是一模一样的[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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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套俑群组合作为上层社会的墓葬随葬品的做法明显在西北地区（今陕西和宁夏）也同样盛行，俑的数量也是相当可观的。宁夏固原的一座北魏墓里发现了100多件陶俑[102]，固原北周李贤（卒于天和四年，公元569年）墓里发现了239件陶俑（图6.40、图6.41）[103]。在咸阳市的一座西魏墓中发现了一组85件陶俑，其中21件是骑马伎乐俑[104]。最近在咸阳发掘的一批14座北周墓葬中，最多的出土了206件陶俑，平均每墓40件。这些陶俑与西北地区发现的其他陶俑风格一样，造型不如北朝东部地区的陶俑那么写实[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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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0 宁夏固原出土北魏具装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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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1 宁夏固原出土北周陶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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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时期的南朝，即使都城南京地区，也只是零星发现墓俑。一座墓中可能只有男女侍俑各一件，少见奴仆和马夫俑。在一些大型墓葬（很可能是皇室成员墓）中发现了石俑，但数量很少，而且一般风化严重。不过，南朝地区也有5座墓出土了相当数量的陶俑：1座在河南南部，2座在湖北（襄阳和武昌），2座在广西（此前没有发现过俑）。河南和湖北的3座墓中发现了对南朝来说数量巨大的陶俑（分别有55、44和22件），这表明它们深受北方的影响，不过，其中军事类墓俑的数量相对很少[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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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徐州是南、北方必争之地，在一座可能属东晋的墓里发现了相对较多的南方风格陶俑，这可以作为南北文化交流的证据。该墓位于徐州以北约7.5公里处，出土了11件陶俑，其中9件男俑，2件女俑，无一武士俑。有的陶俑上穿紧袖短上衣，下穿裤子，考古报告认为这是由北方游牧民传入中原的服装样式。在出土的8件动物俑中，最特殊的一件是骑象俑，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件六朝象俑[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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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的情况要复杂一些，在16座南朝墓中，有6座出土了人物俑，但其中4座墓的俑是造型简单的滑石俑[108]，另两座墓都出土了军队行列俑（其中一座出了一件乘舆抬人俑，乘舆形似方鼎），将军和掌旗者都头戴中分式的头盔，普通士兵则戴着尖顶盔。两座墓里分别随葬了20件和24件俑，墓主人可能是当地行政首领[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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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地区制作陶俑以及以俑随葬之风延续到了隋代，在俑群组合方面几乎没什么变化。唯一的造型变化就是外国马夫的形象改变了以往陶俑严格的正面姿势，将头侧向一边。也能看到一些墓俑的地域性差异，不过总的来说，各墓陶俑的风格相似，这就促使我们思考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它们是由专门的工匠批量生产出来，再出售给死者家人的。也可以推测，陶俑的广泛出现可能表明了社会结构的转变。我们可以看到，正如当时社会的其他方面一样，对于陶俑的使用也是有一些限制的，否则即使再穷的人的墓葬里，也似乎应该随葬哪怕几件陶俑，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110]。在安阳发现的一组29座简单的竖穴土坑墓中，据说有10座（实际上只有9座）发现了陶俑，数量12～53件不等。该考古报告中说，以往用俑随葬的都是官员墓，即使官职很低的县令或中郎墓也要以俑随葬，平民是不允许用俑随葬的，而现在在如此普通的墓葬中也出现了俑，所以作者认为，这标志着门阀大族势力的衰落和平民地主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的提升，因此他们也可以用俑随葬[111]。这个分析并没有考虑到上层社会与平民（指无官职的人）阶层之间的相互渗透。这个地区的平民墓之所以用俑随葬，可能反映了中央集权的削弱，以及地方人士对以往因无官职而不可企及的社会地位的追慕。入唐之后，政府得以重新控制这个地区，俑的使用又重新开始遵循旧俗[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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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前述北周武帝墓出土的小型佛像，墓俑中并没有任何明确的肖像俑，也没有发现其他的佛像。在一座东魏墓葬——嫁入皇室的茹茹公主（卒于武定八年，公元550年）墓中，发现了一件威风凛凛的头戴浑脱帽的萨满巫师俑（图6.42）[113]。同样的萨满形象还见于河南邓县墓葬的模印砖上，据此可知，北方的萨满形象不太可能是随茹茹公主进入中原的草原文化因素[114]。此外，在一座隋墓中还发现了两件佛教僧人俑[115]。既然墓俑代表的是死者的扈从，那么墓中出现神灵形象是不合时宜的，死者将在另一个世界面对神灵，而不是在自己的坟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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