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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2 东魏萨满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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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隋的统一，以大量墓俑随葬的做法也传到了南方。在安徽、湖北、湖南和江苏等地的墓葬中，都出现了数量不等的墓俑，从8件到43件不等。其中非武装类俑占绝大多数，但也有一些武装俑。这些墓葬的主人到底是就职于南方的北方人还是南方本地人，还并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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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方墓中随葬的人物俑存在巨大的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正是因为当时南北双方的统治者不同，北方被一系列征服者的朝廷统治，而南方政权主要由与本地人合作的侨民统治。也就是说，北方墓俑中由军乐队引导的侍从与武装护卫行列并不仅仅是墓主社会地位的标志，也是武力的展示，旨在宣示统治的合法化。而在南方，这样的武力展示是不合时宜的，南方人士的社会地位体现在一些更加传统的方面，如对优美文采和精致生活方式的追求。因此，南方墓葬中展示武力的情形仅仅在边境地区的墓葬中有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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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死者生前的随从也被带到了墓中，并且伴随着死者的灵魂进入另一个世界。而到达另一个世界的交通方式是通过俑或壁画中的鞍马、牛车体现出来的，它们在墓葬中表现为整装待发的状态。因此，墓葬中的随从形象不仅表明死者较高的社会地位，而且代表了伴随死者进入来世的扈从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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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动物和工具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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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墓中都随葬了家用和农业工具、建筑物、动物的模型，这是为死者的来世生活提供的生活必需品。贺循所列的随葬器物中有灶（显然只是用模型来代替），不过考古出土的器物种类要比贺循所列的丰富得多，包括碾、磨、碓、舂、臼等农业工具，以及井、桶、筛和畚箕等工具，还有马、骆驼、驴、牛与牛车。建筑物的种类繁多，从戒备森严的庭院到简单的房屋、粮仓，甚至厕所、鸡舍、猪圈的模型都应有尽有，家禽与家畜模型包括猪、绵羊、山羊、鸡、鸭、鹅、鸽和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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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哪些模型和非人物俑可以放置在墓里，似乎并没有一定之规。最常见的器物——灶的模型在10.2%的墓葬里都有发现，而最常见的动物——猪和鸡的模型却只在6.1%的墓葬里出土。尽管有些动物俑可能在某个地区受到重视，而在别的地方不受欢迎（如骆驼俑几乎全部出自北方墓葬），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某种动物俑是否出现于某地来推断饲养动物的地域偏好，因为其他很多因素也可能在随葬品的选择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中一个因素就是，随葬品的组合习惯因时代和地区不同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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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以上述器物组合随葬的习俗在黄河以北地区较为流行，而越往南越不流行。含有此类随葬品组合的墓葬所占全部墓葬的比例，在河北、山西、陕西和甘肃等地46%～61%不等，在中部的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湖北等省，比例是12%～32%，而南方包括四川在内的其他地区，比例是0～11%。尽管从博物馆的展品和有关中国考古的精装书籍来看，似乎以这样的器物组合随葬是一个普遍现象，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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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突出的现象是，这类随葬品组合在南北方的流行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了逆转。在南方，26%的西晋墓都发现了这个组合，而从东晋开始，只有7%的墓葬发现；北方的趋势正好相反，墓葬比例从15%变为28%。至于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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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葬随葬品的种类是非常广泛的，除了陶器，还包括温酒器、砚台、熨斗、剪刀、顶针、扳指、尺子、梳子、挖耳勺、磨刀石、武器、珠宝、乐器、筷子、烛台、灯、镊子、带饰与带扣等。这些物品都以耐用材料做成，所以能够保存下来。总体来说，制作随葬品的材料包括各种陶瓷、青铜、铁、漆、木、玉、石、金、银、玛瑙、绿松石、琥珀、水晶、玻璃和琉璃、贝壳、骨、象牙、角、铅、云母、竹、纸、碳、珊瑚、龟甲、锡、滑石等。至于随葬品应该包括哪些东西，任何时代或地区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当然，有些随葬品是有性别差异的，但很明显在任何一座特定的墓葬里，随葬品的组成主要因死者的遗愿和生者的孝心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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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仅存的几件随葬衣物疏中，列出来的物品主要是衣物。长沙东晋升平五年（公元361年）墓中就发现了一件这样的衣物疏[116]。这件衣物疏中除了衣物，还包括盥洗用品、饰物和缝纫工具，这些可能都是死者生前所用之物，因此，衣物疏中除了钱币，每一项物品之前都有一个“故”字。列在衣物疏中的衣物，从围裙和衫，到裙和上衣，应有尽有，其中大部分是用丝绸等上好织物做成的。相比之下，马王堆1号墓（同在长沙，但要早五百多年）女性墓主的衣物疏中，外套只列出了长袍、披肩和裙子，没有列出内衣。另一件发现于江西南昌的衣物疏是书写在木头上的，属西晋时期。这个衣物疏同样主要罗列的是衣物，不过有意思的是，还另外列出了一个文具盒、一百张纸、毛笔、墨和砚台，还有发刷和梳子、香料和化妆品[117]。衣物疏所列大量随葬品证明了死者生前曾经拥有的财富，同时也表明当时的织物品种之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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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这些随葬衣物疏中都没有列出陶瓷器物，尽管陶瓷器是最常见的随葬品。实际上，在大约3/4的墓葬中都有各种各样的陶瓷制品，包括为死者盛贮食物的壶、罐、瓶和缸，用于炊煮食物的甑和釜，以及用于饮食的陶瓷器皿，如碟、盘、杯、各式碗、勺和盛点心的多子盒。除上述与饮食相关的器物，还包括唾盂、虎子、火盆、熏炉、香炉、灯、烛台、洗涤用的盘和匜、研墨用的水注，以及陶砚台。随葬物的种类因时代而异，这点无疑是现实世界变化趋势的反映。有些器物流行于整个六朝时期，如灶、井和动物模型，以及陶碗、盘，典型的汉代器物（如鼎）不再流行，而一些新的器物开始出现，如四系罐、兽座灯开始流行于三国时期，盘口壶和高足盘则在晋代开始出现[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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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时期人们对“孝”的重视，部分体现在为死者的来世提供大量的生活必需品，一般都非常奢华，这点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那个时代的物质文化生活状况。尽管因年代和埋葬方式的缘故，墓内的有机物（包括尸体本身）会大部分朽烂，以至湮没无闻，但墓葬留下的遗存仍相当可观，对我们的研究还是相当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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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书资料库中的墓葬，仅有8.6%的墓葬在发掘前保存完好，盗墓的问题由来已久。据记载，有一座墓在下葬仅27天后便被盗掘，还称死者复活了。参见《晋书》卷113。据说后赵统治者石勒（公元274～333年）及其侄石虎（卒于公元349年）曾大规模盗墓，甚至盗掘了秦始皇陵，参见《晋书》卷107。葛洪在《西京杂记》卷六中讲述了类似的故事，不过被盗的是晋幽公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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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典》卷86。这份明器清单与汉代类似，《后汉书·礼仪三》中也有类似的清单。贺循在《晋书》中有传，参见《晋书》卷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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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颜氏家训·终制》，参见周法高编《颜氏家训汇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41号，台北，1960，132b～134a；Albert E.Dien，“Instructions for the Grave：The Case of Yan Zhitui，” Cahiers d’Extrême-Asie 8（1995）：4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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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全10册。这些衣物疏的照片也在1996年以相同的书名出版，全4册。参见Albert E.Dien，“Turfan Inventory Lists and 86TAM386，” in The Third Silk Road Conference at Yale University：Conference Proceedings，vol.2（July 10-12，1998）：181-184；182；n.10；and 184，n.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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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江西省历史博物馆：《江西南昌市东吴高荣墓的发掘》，《考古》1980年第3期，第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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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马鞍山市文化局：《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3期，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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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安徽南陵县麻桥东吴墓》，《考古》1984年第11期，第974～978、1020页；南京市博物馆、江宁县文管会：《江苏江宁县下坊村东晋墓的清理》，《考古》1998年第8期，第48～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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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和县文物组：《安徽和县西晋纪年墓》，《考古》1984年第9期，第8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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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宿白：《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鲜卑遗迹辑录之一》，《文物》1977年第5期，第48～49页；Albert E.Dien，“A New Look at the Xianbei and their Impact on Chines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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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呼和浩特美岱村北魏墓》，《考古》1962年第2期，第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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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黎瑶渤：《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文物》1973年第3期，第3～4页；陈大为、李宇峰：《辽宁朝阳后燕崔遹墓的发现》，《考古》1982年第3期，第271页及图4；田立坤：《朝阳前燕奉车都尉墓》，《文物》1994年第11期，第37页；关于棺的详尽描述，参见璞石《辽宁朝阳袁台子北燕墓》，《文物》1994年第11期，第44～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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