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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0 宁夏固原出土北魏具装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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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1 宁夏固原出土北周陶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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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时期的南朝，即使都城南京地区，也只是零星发现墓俑。一座墓中可能只有男女侍俑各一件，少见奴仆和马夫俑。在一些大型墓葬（很可能是皇室成员墓）中发现了石俑，但数量很少，而且一般风化严重。不过，南朝地区也有5座墓出土了相当数量的陶俑：1座在河南南部，2座在湖北（襄阳和武昌），2座在广西（此前没有发现过俑）。河南和湖北的3座墓中发现了对南朝来说数量巨大的陶俑（分别有55、44和22件），这表明它们深受北方的影响，不过，其中军事类墓俑的数量相对很少[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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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徐州是南、北方必争之地，在一座可能属东晋的墓里发现了相对较多的南方风格陶俑，这可以作为南北文化交流的证据。该墓位于徐州以北约7.5公里处，出土了11件陶俑，其中9件男俑，2件女俑，无一武士俑。有的陶俑上穿紧袖短上衣，下穿裤子，考古报告认为这是由北方游牧民传入中原的服装样式。在出土的8件动物俑中，最特殊的一件是骑象俑，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件六朝象俑[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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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的情况要复杂一些，在16座南朝墓中，有6座出土了人物俑，但其中4座墓的俑是造型简单的滑石俑[108]，另两座墓都出土了军队行列俑（其中一座出了一件乘舆抬人俑，乘舆形似方鼎），将军和掌旗者都头戴中分式的头盔，普通士兵则戴着尖顶盔。两座墓里分别随葬了20件和24件俑，墓主人可能是当地行政首领[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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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地区制作陶俑以及以俑随葬之风延续到了隋代，在俑群组合方面几乎没什么变化。唯一的造型变化就是外国马夫的形象改变了以往陶俑严格的正面姿势，将头侧向一边。也能看到一些墓俑的地域性差异，不过总的来说，各墓陶俑的风格相似，这就促使我们思考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它们是由专门的工匠批量生产出来，再出售给死者家人的。也可以推测，陶俑的广泛出现可能表明了社会结构的转变。我们可以看到，正如当时社会的其他方面一样，对于陶俑的使用也是有一些限制的，否则即使再穷的人的墓葬里，也似乎应该随葬哪怕几件陶俑，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110]。在安阳发现的一组29座简单的竖穴土坑墓中，据说有10座（实际上只有9座）发现了陶俑，数量12～53件不等。该考古报告中说，以往用俑随葬的都是官员墓，即使官职很低的县令或中郎墓也要以俑随葬，平民是不允许用俑随葬的，而现在在如此普通的墓葬中也出现了俑，所以作者认为，这标志着门阀大族势力的衰落和平民地主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的提升，因此他们也可以用俑随葬[111]。这个分析并没有考虑到上层社会与平民（指无官职的人）阶层之间的相互渗透。这个地区的平民墓之所以用俑随葬，可能反映了中央集权的削弱，以及地方人士对以往因无官职而不可企及的社会地位的追慕。入唐之后，政府得以重新控制这个地区，俑的使用又重新开始遵循旧俗[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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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前述北周武帝墓出土的小型佛像，墓俑中并没有任何明确的肖像俑，也没有发现其他的佛像。在一座东魏墓葬——嫁入皇室的茹茹公主（卒于武定八年，公元550年）墓中，发现了一件威风凛凛的头戴浑脱帽的萨满巫师俑（图6.42）[113]。同样的萨满形象还见于河南邓县墓葬的模印砖上，据此可知，北方的萨满形象不太可能是随茹茹公主进入中原的草原文化因素[114]。此外，在一座隋墓中还发现了两件佛教僧人俑[115]。既然墓俑代表的是死者的扈从，那么墓中出现神灵形象是不合时宜的，死者将在另一个世界面对神灵，而不是在自己的坟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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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2 东魏萨满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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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隋的统一，以大量墓俑随葬的做法也传到了南方。在安徽、湖北、湖南和江苏等地的墓葬中，都出现了数量不等的墓俑，从8件到43件不等。其中非武装类俑占绝大多数，但也有一些武装俑。这些墓葬的主人到底是就职于南方的北方人还是南方本地人，还并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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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方墓中随葬的人物俑存在巨大的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正是因为当时南北双方的统治者不同，北方被一系列征服者的朝廷统治，而南方政权主要由与本地人合作的侨民统治。也就是说，北方墓俑中由军乐队引导的侍从与武装护卫行列并不仅仅是墓主社会地位的标志，也是武力的展示，旨在宣示统治的合法化。而在南方，这样的武力展示是不合时宜的，南方人士的社会地位体现在一些更加传统的方面，如对优美文采和精致生活方式的追求。因此，南方墓葬中展示武力的情形仅仅在边境地区的墓葬中有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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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死者生前的随从也被带到了墓中，并且伴随着死者的灵魂进入另一个世界。而到达另一个世界的交通方式是通过俑或壁画中的鞍马、牛车体现出来的，它们在墓葬中表现为整装待发的状态。因此，墓葬中的随从形象不仅表明死者较高的社会地位，而且代表了伴随死者进入来世的扈从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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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动物和工具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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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墓中都随葬了家用和农业工具、建筑物、动物的模型，这是为死者的来世生活提供的生活必需品。贺循所列的随葬器物中有灶（显然只是用模型来代替），不过考古出土的器物种类要比贺循所列的丰富得多，包括碾、磨、碓、舂、臼等农业工具，以及井、桶、筛和畚箕等工具，还有马、骆驼、驴、牛与牛车。建筑物的种类繁多，从戒备森严的庭院到简单的房屋、粮仓，甚至厕所、鸡舍、猪圈的模型都应有尽有，家禽与家畜模型包括猪、绵羊、山羊、鸡、鸭、鹅、鸽和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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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哪些模型和非人物俑可以放置在墓里，似乎并没有一定之规。最常见的器物——灶的模型在10.2%的墓葬里都有发现，而最常见的动物——猪和鸡的模型却只在6.1%的墓葬里出土。尽管有些动物俑可能在某个地区受到重视，而在别的地方不受欢迎（如骆驼俑几乎全部出自北方墓葬），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某种动物俑是否出现于某地来推断饲养动物的地域偏好，因为其他很多因素也可能在随葬品的选择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中一个因素就是，随葬品的组合习惯因时代和地区不同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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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以上述器物组合随葬的习俗在黄河以北地区较为流行，而越往南越不流行。含有此类随葬品组合的墓葬所占全部墓葬的比例，在河北、山西、陕西和甘肃等地46%～61%不等，在中部的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湖北等省，比例是12%～32%，而南方包括四川在内的其他地区，比例是0～11%。尽管从博物馆的展品和有关中国考古的精装书籍来看，似乎以这样的器物组合随葬是一个普遍现象，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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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突出的现象是，这类随葬品组合在南北方的流行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了逆转。在南方，26%的西晋墓都发现了这个组合，而从东晋开始，只有7%的墓葬发现；北方的趋势正好相反，墓葬比例从15%变为28%。至于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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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葬随葬品的种类是非常广泛的，除了陶器，还包括温酒器、砚台、熨斗、剪刀、顶针、扳指、尺子、梳子、挖耳勺、磨刀石、武器、珠宝、乐器、筷子、烛台、灯、镊子、带饰与带扣等。这些物品都以耐用材料做成，所以能够保存下来。总体来说，制作随葬品的材料包括各种陶瓷、青铜、铁、漆、木、玉、石、金、银、玛瑙、绿松石、琥珀、水晶、玻璃和琉璃、贝壳、骨、象牙、角、铅、云母、竹、纸、碳、珊瑚、龟甲、锡、滑石等。至于随葬品应该包括哪些东西，任何时代或地区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当然，有些随葬品是有性别差异的，但很明显在任何一座特定的墓葬里，随葬品的组成主要因死者的遗愿和生者的孝心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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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仅存的几件随葬衣物疏中，列出来的物品主要是衣物。长沙东晋升平五年（公元361年）墓中就发现了一件这样的衣物疏[116]。这件衣物疏中除了衣物，还包括盥洗用品、饰物和缝纫工具，这些可能都是死者生前所用之物，因此，衣物疏中除了钱币，每一项物品之前都有一个“故”字。列在衣物疏中的衣物，从围裙和衫，到裙和上衣，应有尽有，其中大部分是用丝绸等上好织物做成的。相比之下，马王堆1号墓（同在长沙，但要早五百多年）女性墓主的衣物疏中，外套只列出了长袍、披肩和裙子，没有列出内衣。另一件发现于江西南昌的衣物疏是书写在木头上的，属西晋时期。这个衣物疏同样主要罗列的是衣物，不过有意思的是，还另外列出了一个文具盒、一百张纸、毛笔、墨和砚台，还有发刷和梳子、香料和化妆品[117]。衣物疏所列大量随葬品证明了死者生前曾经拥有的财富，同时也表明当时的织物品种之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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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这些随葬衣物疏中都没有列出陶瓷器物，尽管陶瓷器是最常见的随葬品。实际上，在大约3/4的墓葬中都有各种各样的陶瓷制品，包括为死者盛贮食物的壶、罐、瓶和缸，用于炊煮食物的甑和釜，以及用于饮食的陶瓷器皿，如碟、盘、杯、各式碗、勺和盛点心的多子盒。除上述与饮食相关的器物，还包括唾盂、虎子、火盆、熏炉、香炉、灯、烛台、洗涤用的盘和匜、研墨用的水注，以及陶砚台。随葬物的种类因时代而异，这点无疑是现实世界变化趋势的反映。有些器物流行于整个六朝时期，如灶、井和动物模型，以及陶碗、盘，典型的汉代器物（如鼎）不再流行，而一些新的器物开始出现，如四系罐、兽座灯开始流行于三国时期，盘口壶和高足盘则在晋代开始出现[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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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时期人们对“孝”的重视，部分体现在为死者的来世提供大量的生活必需品，一般都非常奢华，这点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那个时代的物质文化生活状况。尽管因年代和埋葬方式的缘故，墓内的有机物（包括尸体本身）会大部分朽烂，以至湮没无闻，但墓葬留下的遗存仍相当可观，对我们的研究还是相当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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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书资料库中的墓葬，仅有8.6%的墓葬在发掘前保存完好，盗墓的问题由来已久。据记载，有一座墓在下葬仅27天后便被盗掘，还称死者复活了。参见《晋书》卷113。据说后赵统治者石勒（公元274～333年）及其侄石虎（卒于公元349年）曾大规模盗墓，甚至盗掘了秦始皇陵，参见《晋书》卷107。葛洪在《西京杂记》卷六中讲述了类似的故事，不过被盗的是晋幽公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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