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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嘉峪关市文物管理所：《嘉峪关新城十二、十三号画像砖墓发掘简报》，《文物》1982年第8期，第12页。M6所出棺曾在嘉峪关魏晋墓葬博物馆展出，装饰极为华丽，尤其是棺盖板的内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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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宁夏固原博物馆编《固原北魏墓漆棺画》，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这具棺将在第七章漆器部分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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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扬州博物馆：《江苏邗江发现两座南朝画像砖墓》，《考古》1984年第3期，第2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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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洛阳博物馆：《洛阳北魏画象石棺》，《考古》1980年第3期，第229～241页。该文作者黄明兰提到，这具特殊的石棺出土时，在棺的头挡上还残存有鲜艳的红色图案（第2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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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黄明兰：《洛阳北魏世俗石刻线画集》，第3页。黄明兰提到洛阳地区出土的这种石棺不下10具，但在上述画集第229页仅列出5具。洛阳出土的石棺应该有一具就是开封博物馆所藏石棺。关于石棺的装饰，参见Hung Wu，Monumentality in Early Chinese Art and Architecture，pp.261-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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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黄明兰称，当时的墓志上也有类似的神兽图案，他根据历史文献对这些神兽的名称进行了辨析，参见洛阳博物馆《洛阳北魏画象石棺》，《考古》1980年第3期，第238～241页，后来又发表于《洛阳北魏世俗石刻线画集》（第3～4页）中。关于此问题，亦参见赵超《式、穹隆顶墓室与覆斗形墓志——兼谈古代墓葬中“象天地”的思想》，《文物》1999年第5期，第73、75～76页及对疑似祆教徒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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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其他石棺更多强调孝悌故事，与固原漆棺相似。宫大中：《试论洛阳关林陈列的几件北魏陵墓石刻艺术》，《文物》1982年第3期，第79～83页，文中提出了道教和儒教题材的融合，并对这些图像的制作技术做了一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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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崔陈：《江安县黄龙乡魏晋石室墓》，《四川文物》1989年第1期，第63～65页；亦参见丁爱博所引文献，Albert E.Dien，“Developments in Funerary Practices in the Six Dynasties Period：The Duisuguan 堆塑罐or ‘Figured Jar’ as a Case in Point，”载巫鸿编《汉唐之间文化艺术的互动与交融》，第540页及注释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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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省三原县双盛村隋李和墓清理简报》，《文物》1966年第1期，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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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郭建邦：《北魏宁懋石室和墓志》，《河南文博通讯》1980年第2期，第33～40页；Kojiro Tomita，“A Chinese Sacrificial Stone House of the Sixth Century A.D，”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ine Arts，Boston 40（1942）：98-110；黄明兰：《洛阳北魏世俗石刻线画集》，第5～7页。富田幸次郎认为是地面的祠堂。郭建邦和黄明兰则认为是一具石椁，可能原来内置木棺，也许像另一具石棺上的图像所见那样，装着棺的椁被置于地面，而非埋入墓内，参见黄明兰《洛阳北魏世俗石刻线画集》，图版6（本书图6.8）。关于该处图像内容的解释，参见Annette Juliano，Art of the Six Dynasties：Centuries of Change and Innovation. New York：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1985，p.76。还发现了一具屋形石椁，参见唐金裕《西安西郊隋李静训墓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9期，第471～4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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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杨衒之著，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第155～156页；Whalen Lai，“Society and the Sacred in the Secular City：Temple Legends in the Lo-yang Ch’ieh-lan-chi，” in Albert E.Dien，ed.，State and Society in Early Medieval China，pp.256-257。此处的“”被释作“椽”或“衬板”，这只是一种推测。一般难以判断棺木所用的材质，大概因为木材腐朽太甚。不过至少有一具木棺的材质可以判断为柏木，参见《文物》1972年第11期，第28页；另一具木棺所用木材则为油松（中国松），参见《考古》1973年第2期，第90页。至今未见桑木棺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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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杨泓：《法门寺塔基发掘与中国古代舍利瘗埋制度》，《文物》1988年第10期，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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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杨豪：《广东韶关市郊的晋墓》，《考古学集刊》第1辑，第190～196、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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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长沙市文物工作队：《长沙发现一座晋代木椁墓》，《考古学集刊》第3辑，第150～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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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市北齐娄叡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10期，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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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王克林：《北齐库狄迴洛墓》，《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第382～384页。墓内发现四件石质帷帐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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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文物》1972年第3期，第21、22页、图4。本书将在后文详述带有粟特图像的精致石棺床和石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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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阮国林：《谈南京六朝墓葬中的帷帐座》，《文物》1991年第2期，第86～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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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文物》1972年第3期，第24～25页，图版14.4。其他莲花装饰实物参张丽《大同近年发现的几件北魏石础》，《文物》1998年第4期，第75页。宋馨不同意易水关于莲花座用途的推测，认为司马金龙墓莲花座可能是帷帐座，而不是屏风座，参见宋馨《北魏司马金龙墓葬重新评估》，《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02年第11期，第288页；易水《漫话屏风》，《文物》1979年第11期，第76页及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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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朝阳地区博物馆文物队、朝阳县文物馆：《朝阳袁台子东晋壁画墓》，《文物》1984年第6期，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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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赵超：《墓志溯源》，《文史》第21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第43～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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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宋书》卷15。有曹操在建安十年（公元205年）颁布的薄葬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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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关于这一主题，亦参见Kenneth Chen（陈观胜），“Inscribed Stelae during the Wei，Chin，and Nan-ch’ao，” in Laurence G.Thompson，ed，Studia Asiatica：Essays in Asian Studies in Felicitation of the Seventy-fifth Anniversary of Professor Ch’en Shou-yi，pp.75-84. San Francisco：China Materials Center，Inc，1975；刘涛《魏晋南朝的禁碑与立碑》，《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年第3期，第4～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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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根据《北齐书》卷10，可能有人认为墓志的使用始于刘宋，但考古学的证据与此相悖；还有人认为禁碑导致了其他文字材料（尤其是墓志和买地券）的减少，但这种说法也不准确。参见长沙市文物工作队《长沙出土南朝徐副买地券》，《湖南考古集刊》1984年第1期，第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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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关于这一时期墓志的详细论述，参见刘凤君《南北朝石刻墓志形制探源》，《中原文物》1988年第2期，第74～82页，以下论述皆来自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