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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嘉峪关市文物管理所:《嘉峪关新城十二、十三号画像砖墓发掘简报》,《文物》1982年第8期,第12页。M6所出棺曾在嘉峪关魏晋墓葬博物馆展出,装饰极为华丽,尤其是棺盖板的内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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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宁夏固原博物馆编《固原北魏墓漆棺画》,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这具棺将在第七章漆器部分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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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扬州博物馆:《江苏邗江发现两座南朝画像砖墓》,《考古》1984年第3期,第2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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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洛阳博物馆:《洛阳北魏画象石棺》,《考古》1980年第3期,第229~241页。该文作者黄明兰提到,这具特殊的石棺出土时,在棺的头挡上还残存有鲜艳的红色图案(第2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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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黄明兰:《洛阳北魏世俗石刻线画集》,第3页。黄明兰提到洛阳地区出土的这种石棺不下10具,但在上述画集第229页仅列出5具。洛阳出土的石棺应该有一具就是开封博物馆所藏石棺。关于石棺的装饰,参见Hung Wu,Monumentality in Early Chinese Art and Architecture,pp.261-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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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黄明兰称,当时的墓志上也有类似的神兽图案,他根据历史文献对这些神兽的名称进行了辨析,参见洛阳博物馆《洛阳北魏画象石棺》,《考古》1980年第3期,第238~241页,后来又发表于《洛阳北魏世俗石刻线画集》(第3~4页)中。关于此问题,亦参见赵超《式、穹隆顶墓室与覆斗形墓志——兼谈古代墓葬中“象天地”的思想》,《文物》1999年第5期,第73、75~76页及对疑似祆教徒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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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其他石棺更多强调孝悌故事,与固原漆棺相似。宫大中:《试论洛阳关林陈列的几件北魏陵墓石刻艺术》,《文物》1982年第3期,第79~83页,文中提出了道教和儒教题材的融合,并对这些图像的制作技术做了一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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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崔陈:《江安县黄龙乡魏晋石室墓》,《四川文物》1989年第1期,第63~65页;亦参见丁爱博所引文献,Albert E.Dien,“Developments in Funerary Practices in the Six Dynasties Period:The Duisuguan 堆塑罐or ‘Figured Jar’ as a Case in Point,”载巫鸿编《汉唐之间文化艺术的互动与交融》,第540页及注释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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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省三原县双盛村隋李和墓清理简报》,《文物》1966年第1期,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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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郭建邦:《北魏宁懋石室和墓志》,《河南文博通讯》1980年第2期,第33~40页;Kojiro Tomita,“A Chinese Sacrificial Stone House of the Sixth Century A.D,”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ine Arts,Boston 40(1942):98-110;黄明兰:《洛阳北魏世俗石刻线画集》,第5~7页。富田幸次郎认为是地面的祠堂。郭建邦和黄明兰则认为是一具石椁,可能原来内置木棺,也许像另一具石棺上的图像所见那样,装着棺的椁被置于地面,而非埋入墓内,参见黄明兰《洛阳北魏世俗石刻线画集》,图版6(本书图6.8)。关于该处图像内容的解释,参见Annette Juliano,Art of the Six Dynasties:Centuries of Change and Innovation. New York: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1985,p.76。还发现了一具屋形石椁,参见唐金裕《西安西郊隋李静训墓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9期,第471~4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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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杨衒之著,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第155~156页;Whalen Lai,“Society and the Sacred in the Secular City:Temple Legends in the Lo-yang Ch’ieh-lan-chi,” in Albert E.Dien,ed.,State and Society in Early Medieval China,pp.256-257。此处的“”被释作“椽”或“衬板”,这只是一种推测。一般难以判断棺木所用的材质,大概因为木材腐朽太甚。不过至少有一具木棺的材质可以判断为柏木,参见《文物》1972年第11期,第28页;另一具木棺所用木材则为油松(中国松),参见《考古》1973年第2期,第90页。至今未见桑木棺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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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杨泓:《法门寺塔基发掘与中国古代舍利瘗埋制度》,《文物》1988年第10期,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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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杨豪:《广东韶关市郊的晋墓》,《考古学集刊》第1辑,第190~196、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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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长沙市文物工作队:《长沙发现一座晋代木椁墓》,《考古学集刊》第3辑,第150~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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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市北齐娄叡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10期,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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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王克林:《北齐库狄迴洛墓》,《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第382~384页。墓内发现四件石质帷帐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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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文物》1972年第3期,第21、22页、图4。本书将在后文详述带有粟特图像的精致石棺床和石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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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阮国林:《谈南京六朝墓葬中的帷帐座》,《文物》1991年第2期,第86~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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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文物》1972年第3期,第24~25页,图版14.4。其他莲花装饰实物参张丽《大同近年发现的几件北魏石础》,《文物》1998年第4期,第75页。宋馨不同意易水关于莲花座用途的推测,认为司马金龙墓莲花座可能是帷帐座,而不是屏风座,参见宋馨《北魏司马金龙墓葬重新评估》,《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02年第11期,第288页;易水《漫话屏风》,《文物》1979年第11期,第76页及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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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朝阳地区博物馆文物队、朝阳县文物馆:《朝阳袁台子东晋壁画墓》,《文物》1984年第6期,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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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赵超:《墓志溯源》,《文史》第21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第43~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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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宋书》卷15。有曹操在建安十年(公元205年)颁布的薄葬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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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关于这一主题,亦参见Kenneth Chen(陈观胜),“Inscribed Stelae during the Wei,Chin,and Nan-ch’ao,” in Laurence G.Thompson,ed,Studia Asiatica:Essays in Asian Studies in Felicitation of the Seventy-fifth Anniversary of Professor Ch’en Shou-yi,pp.75-84. San Francisco:China Materials Center,Inc,1975;刘涛《魏晋南朝的禁碑与立碑》,《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年第3期,第4~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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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根据《北齐书》卷10,可能有人认为墓志的使用始于刘宋,但考古学的证据与此相悖;还有人认为禁碑导致了其他文字材料(尤其是墓志和买地券)的减少,但这种说法也不准确。参见长沙市文物工作队《长沙出土南朝徐副买地券》,《湖南考古集刊》1984年第1期,第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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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关于这一时期墓志的详细论述,参见刘凤君《南北朝石刻墓志形制探源》,《中原文物》1988年第2期,第74~82页,以下论述皆来自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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