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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任日新：《山东诸城汉墓画像石》，《文物》1981年第10期，第14页，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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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郊区两座南朝墓》，《考古》1983年第4期，第330页。北魏时期注《汉书》的张辑对司马相如《上林赋》中出现的“穷奇”有此描述，参见《汉书》卷57上；亦见《文选》卷8。上述解释中的“穷奇”与“穷期”近音，“穷期”即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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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博物馆、中日原州联合考古队编《原州古墓集成》，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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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Junxi Li and Li Li，“The Recent Discovery of a Group of Northern Wei Tombs in Datong，” Orientations 34.5（2002）：46 and fig.9。这件镇墓兽出自太和元年（公元477年）的宋绍祖墓，但镇墓兽本身的年代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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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文物》1972年第3期，第31页，图14.4；详图见《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1972，第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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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河北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处：《河北曲阳发现北魏墓》，《考古》1972年第5期，图版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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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洛阳博物馆：《河南洛阳北魏元乂墓调查》，《文物》1974年第12期，图版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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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河北省文管处：《河北景县北魏高氏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3期，第27页，图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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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张季：《河北景县封氏墓群调查记》，《考古》1957年第3期，图版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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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山东省博物馆文物组：《山东高唐东魏房悦墓清理纪要》，《文物资料丛刊》第2辑，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图版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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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4期，第5页，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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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陈村东魏墓》，《考古》1977年第6期，第397页，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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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陈村北齐尧峻墓》，《文物》1984年第4期，第18页，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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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北齐高润墓》，《考古》1979年第3期，第240页，图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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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市北齐娄叡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10期，第8页，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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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汉中市博物馆：《汉中市崔家营西魏墓清理记》，《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2期，图版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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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后汉书》卷90；另参见Albert E.Dien，“A New Look at the Xianbei and their Impact on Chinese Culture，” pp.43，47。大同市博物馆展出的一件雕塑也非常重要，刻有一座祭坛和数位身着鲜卑装的人物，两侧是一对蹲伏状的镇墓兽，参见王银田、曹臣民《北魏石雕三品》，《文物》2004年第6期，第90～92页。此雕塑照片承蒙Shing Mueller博士惠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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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也有用“肫”代“豚”的情况。关于随葬猪的数量以及制作日益粗糙化的讨论，参见湖南省博物馆《长沙两晋南朝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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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当然陶猪不在此列，陶猪与随葬的其他动物、房屋和圈栏模型等是一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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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刘淑芬：《三至六世纪浙东地区经济的发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8本第3分，1987，第485～524页。该文同样认为北人南迁之前南方的发展水平已经很高，不同意中国文化发展的一元论。北方墓葬中发现的石猪表明，当时无论南方人还是北方人都有以石猪随葬的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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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汉代《释名·释丧制》：“握，以物在尸手中，使之握也。”即死者所“握”之物。最早对“握”这类器物进行解释的是关野贞，参见关野貞は か『樂浪郡時代の遺蹟』，京都，朝鮮総督府，1927，112-113頁，396-397頁；丁爱博有更详细的讨论，参见Albert E.Dien，“Instructions for the Grave：The Case of Yan Zhitui，” Cahiers d’Extrême-Asie 8（1995）：11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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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左传·襄公十二年》；James Legge，The Ch’un Ts’ew with the Tso Chuen. Hongkong，preface dated 1872，p.458。通过杜预的注和孔颖达的疏，其用途更加清晰。此外，《后汉书》卷57有“死者悲于窀穸”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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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夏鼐：《敦煌考古漫记》，《考古通讯》1955年第1期，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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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相关文献参见Albert E.Dien，“Instructions for the Grave：The Case of Yan Zhitui，” Cahiers d’Extrême-Asie 8（1995）：109，n.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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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关于这种说法的一个佐证是，在一件衣物疏上发现了以“吉”代“机”的情况，可能是书写上的错误，当然也可能反映了书写者心目中“吉”与“机”的关系。见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2册，第3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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