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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洛阳博物馆：《河南洛阳北魏元乂墓调查》，《文物》1974年第12期，图版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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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河北省文管处：《河北景县北魏高氏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3期，第27页，图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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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张季：《河北景县封氏墓群调查记》，《考古》1957年第3期，图版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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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山东省博物馆文物组：《山东高唐东魏房悦墓清理纪要》，《文物资料丛刊》第2辑，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图版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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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4期，第5页，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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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陈村东魏墓》，《考古》1977年第6期，第397页，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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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陈村北齐尧峻墓》，《文物》1984年第4期，第18页，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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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北齐高润墓》，《考古》1979年第3期，第240页，图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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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市北齐娄叡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10期，第8页，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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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汉中市博物馆：《汉中市崔家营西魏墓清理记》，《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2期，图版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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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后汉书》卷90；另参见Albert E.Dien，“A New Look at the Xianbei and their Impact on Chinese Culture，” pp.43，47。大同市博物馆展出的一件雕塑也非常重要，刻有一座祭坛和数位身着鲜卑装的人物，两侧是一对蹲伏状的镇墓兽，参见王银田、曹臣民《北魏石雕三品》，《文物》2004年第6期，第90～92页。此雕塑照片承蒙Shing Mueller博士惠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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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也有用“肫”代“豚”的情况。关于随葬猪的数量以及制作日益粗糙化的讨论，参见湖南省博物馆《长沙两晋南朝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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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当然陶猪不在此列，陶猪与随葬的其他动物、房屋和圈栏模型等是一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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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刘淑芬：《三至六世纪浙东地区经济的发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8本第3分，1987，第485～524页。该文同样认为北人南迁之前南方的发展水平已经很高，不同意中国文化发展的一元论。北方墓葬中发现的石猪表明，当时无论南方人还是北方人都有以石猪随葬的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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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汉代《释名·释丧制》：“握，以物在尸手中，使之握也。”即死者所“握”之物。最早对“握”这类器物进行解释的是关野贞，参见关野貞は か『樂浪郡時代の遺蹟』，京都，朝鮮総督府，1927，112-113頁，396-397頁；丁爱博有更详细的讨论，参见Albert E.Dien，“Instructions for the Grave：The Case of Yan Zhitui，” Cahiers d’Extrême-Asie 8（1995）：11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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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左传·襄公十二年》；James Legge，The Ch’un Ts’ew with the Tso Chuen. Hongkong，preface dated 1872，p.458。通过杜预的注和孔颖达的疏，其用途更加清晰。此外，《后汉书》卷57有“死者悲于窀穸”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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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夏鼐：《敦煌考古漫记》，《考古通讯》1955年第1期，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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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相关文献参见Albert E.Dien，“Instructions for the Grave：The Case of Yan Zhitui，” Cahiers d’Extrême-Asie 8（1995）：109，n.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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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关于这种说法的一个佐证是，在一件衣物疏上发现了以“吉”代“机”的情况，可能是书写上的错误，当然也可能反映了书写者心目中“吉”与“机”的关系。见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2册，第3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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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镇江博物馆：《镇江东吴西晋墓》，《考古》1984年第6期，第543～544页，大部分关于这种器物发展阶段的描述都来自这篇文章；亦参见高军、蒋明明《对越窑青瓷魂瓶的思考》，《南方文物》1994年第4期，第70、107～112页，该文尝试对这种器物进行艰巨的分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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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杨泓注意到日本古坟时代的陶器里也有五联罐，认为同时期的日本发现类似于中国联罐和其他陶器的现象，表明中国文化的影响可能经由朝鲜到达了日本。参见《吴、东晋、南朝的文化及其对海东的影响》，《考古》1984年第6期，第5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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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镇江博物馆：《镇江东吴西晋墓》，《考古》1984年第6期，第544、514页注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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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Hung Wu，“Buddhist Elements in Early Chinese Art（2nd and 3rd Centuries A.D.），” Artibus Asiae 47.3-4（1986）：287-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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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William Watson，The Genius of China. London：The Royal Academy of Arts，1973，p.124；Margaret Medley，The Chinese Potter：A Practical History of Chinese Ceramics. Cornell：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2；2nd printing，1986，p.65；Annette Juliano，Art of the Six Dynasties：Centuries of Change and Innovation. New York：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1985，p.25，Juliano对其中一件堆塑罐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对堆塑罐最全面的分类，参见小南一郎「神亭壷と東吳の文化」，『東方學報』（65），1995，223-379頁。小南一郎提出，这种器物根据人物形象的不同，分别做出了代表佛教或道教极乐世界的造型。另一种看法认为，位于四角的小罐是灯，这种灯一般放在墓室以象征长明不朽，不过这种看法还没有任何证据，参见南京博物院、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出土文物选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63，图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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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Wai-kam Ho（何惠鉴），“Hun-p’ing：The Urn of the Soul.” Bulletin of 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48.2（1961）：26-34。何惠鉴和巫鸿均引用了东晋司马睿时期（公元318年）发生在建康宫廷里的“招魂葬”之争，在这场争论中提到盛放灵魂的容器如“灵座”“魂堂”，不过它们所指不一定就是此处所谈的堆塑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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