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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后汉书》卷90；另参见Albert E.Dien，“A New Look at the Xianbei and their Impact on Chinese Culture，” pp.43，47。大同市博物馆展出的一件雕塑也非常重要，刻有一座祭坛和数位身着鲜卑装的人物，两侧是一对蹲伏状的镇墓兽，参见王银田、曹臣民《北魏石雕三品》，《文物》2004年第6期，第90～92页。此雕塑照片承蒙Shing Mueller博士惠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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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也有用“肫”代“豚”的情况。关于随葬猪的数量以及制作日益粗糙化的讨论，参见湖南省博物馆《长沙两晋南朝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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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当然陶猪不在此列，陶猪与随葬的其他动物、房屋和圈栏模型等是一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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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刘淑芬：《三至六世纪浙东地区经济的发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8本第3分，1987，第485～524页。该文同样认为北人南迁之前南方的发展水平已经很高，不同意中国文化发展的一元论。北方墓葬中发现的石猪表明，当时无论南方人还是北方人都有以石猪随葬的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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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汉代《释名·释丧制》：“握，以物在尸手中，使之握也。”即死者所“握”之物。最早对“握”这类器物进行解释的是关野贞，参见关野貞は か『樂浪郡時代の遺蹟』，京都，朝鮮総督府，1927，112-113頁，396-397頁；丁爱博有更详细的讨论，参见Albert E.Dien，“Instructions for the Grave：The Case of Yan Zhitui，” Cahiers d’Extrême-Asie 8（1995）：11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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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左传·襄公十二年》；James Legge，The Ch’un Ts’ew with the Tso Chuen. Hongkong，preface dated 1872，p.458。通过杜预的注和孔颖达的疏，其用途更加清晰。此外，《后汉书》卷57有“死者悲于窀穸”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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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夏鼐：《敦煌考古漫记》，《考古通讯》1955年第1期，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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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相关文献参见Albert E.Dien，“Instructions for the Grave：The Case of Yan Zhitui，” Cahiers d’Extrême-Asie 8（1995）：109，n.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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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关于这种说法的一个佐证是，在一件衣物疏上发现了以“吉”代“机”的情况，可能是书写上的错误，当然也可能反映了书写者心目中“吉”与“机”的关系。见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2册，第3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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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镇江博物馆：《镇江东吴西晋墓》，《考古》1984年第6期，第543～544页，大部分关于这种器物发展阶段的描述都来自这篇文章；亦参见高军、蒋明明《对越窑青瓷魂瓶的思考》，《南方文物》1994年第4期，第70、107～112页，该文尝试对这种器物进行艰巨的分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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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杨泓注意到日本古坟时代的陶器里也有五联罐，认为同时期的日本发现类似于中国联罐和其他陶器的现象，表明中国文化的影响可能经由朝鲜到达了日本。参见《吴、东晋、南朝的文化及其对海东的影响》，《考古》1984年第6期，第5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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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镇江博物馆：《镇江东吴西晋墓》，《考古》1984年第6期，第544、514页注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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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Hung Wu，“Buddhist Elements in Early Chinese Art（2nd and 3rd Centuries A.D.），” Artibus Asiae 47.3-4（1986）：287-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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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William Watson，The Genius of China. London：The Royal Academy of Arts，1973，p.124；Margaret Medley，The Chinese Potter：A Practical History of Chinese Ceramics. Cornell：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2；2nd printing，1986，p.65；Annette Juliano，Art of the Six Dynasties：Centuries of Change and Innovation. New York：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1985，p.25，Juliano对其中一件堆塑罐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对堆塑罐最全面的分类，参见小南一郎「神亭壷と東吳の文化」，『東方學報』（65），1995，223-379頁。小南一郎提出，这种器物根据人物形象的不同，分别做出了代表佛教或道教极乐世界的造型。另一种看法认为，位于四角的小罐是灯，这种灯一般放在墓室以象征长明不朽，不过这种看法还没有任何证据，参见南京博物院、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出土文物选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63，图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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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Wai-kam Ho（何惠鉴），“Hun-p’ing：The Urn of the Soul.” Bulletin of 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48.2（1961）：26-34。何惠鉴和巫鸿均引用了东晋司马睿时期（公元318年）发生在建康宫廷里的“招魂葬”之争，在这场争论中提到盛放灵魂的容器如“灵座”“魂堂”，不过它们所指不一定就是此处所谈的堆塑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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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陈定荣：《论堆塑瓶》，《中国古陶瓷研究》1987年第1期，第71～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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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张志新：《江苏吴县狮子山西晋墓清理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3辑，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第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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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关于这一主题更详细的讨论，参见Albert E.Dien，“Developments in Funerary Practices in the Six Dynasties Period：The Duisuguan 堆塑罐 or ’Figured Jar’ as a Case in Point，” pp.509-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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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淄博市博物馆、临淄区文管所：《临淄北朝崔氏墓地第二次清理简报》，《考古》1985年第3期，第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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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杜迺松对这个时期的各种钱币进行了研究，参见《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青铜器综论》，《故宫博物院院刊》1988年第4期。永初二年（公元421年），由于铜料短缺，刘宋朝廷禁止使用铜棺钉，参见《宋书》卷3。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参见黄淑梅《六朝太湖流域的发展》，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专刊》1979年第4期，第150～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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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Kawakatsu Yoshio（川勝義雄），“La décadence de l’aristocratie chinoise sous les Dynasties du Sud，” Acta Asiatica 21（1971）：32-38，川胜义雄讨论了货币经济的发展情况；另参见Joseph Needham and Ray Huang，“Th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A Technical Interpretation，”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12（1974）：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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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钱币的发现除了出自墓葬，还有一些窖藏钱币见诸报道：1）赵新来：《河南渑池宜阳两县发现大批古钱》，《考古》1965年第4期，第213～214页，300公斤；2）镇江市博物馆：《江苏丹徒东晋窖藏铜钱》，《考古》1978年第2期，第130～135页，140多公斤；3）长沙市文物工作队：《长沙发现隋代钱币》，《考古》1983年第1期，第79页，75公斤；4）谢世平：《安阳出土南北朝古钱窖藏》，《考古》1986年第3期，第36～41页，2885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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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江西省博物馆：《江西南昌东汉、东吴墓》，《考古》1978年第3期，第163页。关于剪轮五铢的资料，参见扬州博物馆《江苏邗江发现两座南朝画像砖墓》，《考古》1984年第3期，第263页；湖南省博物馆《湖南资兴晋南朝墓》，《考古学报》1984年第3期，第356页，后者引用《宋书》卷75关于货币问题的讨论。江苏句容发现了东吴时期的钱模，参见刘兴《江苏句容县发现东吴铸钱遗物》，《文物》1983年第1期，第41页。对北魏和东魏时期盗铸恶钱问题的讨论，参见河北省沧州地区文化馆《河北省吴桥四座北朝墓葬》，《文物》1984年第9期，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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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刘建国、高岚：《试论六朝钱帛货币的历史地位》，《江汉考古》1989年第2期，第95～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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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苏健：《洛阳隋唐宫城遗址中出土的银铤和银饼》，《文物》1981年第4期，第58～60页。这批银币可能都是唐代的，不应包括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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