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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宁夏固原博物馆：《彭阳新集北魏墓》，《文物》1988年第9期，第26～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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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宁夏固原博物馆：《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11期，第1～20页；『敦煌西夏王国展』，東京，日本経済新聞社，1988，45-51頁，図版25.1-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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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咸阳市文管会、咸阳博物馆：《咸阳市胡家沟西魏侯义墓清理简报》，《文物》1987年第12期，第57～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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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贠安志：《中国北周珍贵文物：北周墓葬发掘报告》，表1～9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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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Annette Juliano，“Teng-hsien：An Important Six Dynasties Tomb，” Artibus Asiae，Ascona，1980：10-11，13-14，and 61-65；亦参见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邓县彩色画像砖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58；襄樊市文物管理处：《襄阳贾家冲画像砖墓》，《江汉考古》1986年第1期，第16～33页。襄阳墓中发现的北方风格镇墓兽进一步说明了北方文化的影响。武昌梁朝时期的墓葬，参见武汉市革委会文化局文物工作组《武昌吴家湾发掘一座古墓》，《文物》1975年第6期，第93～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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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徐州博物馆：《徐州内华发现南北朝陶俑》，《文物》1999年第3期，第19～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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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这一时期的广西墓葬中广泛使用滑石，今广西北部就是滑石的主要产地，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壮族自治区融安县南朝墓》，《考古》1983年第9期，第7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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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永福县寿城南朝墓》，《考古》1983年第7期，第612～613、623页；广西梧州市博物馆：《广西苍梧倒水南朝墓》，《文物》1981年第12期，第30～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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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另一种可能是，不同社会地位的人都受到节葬的约束，过于奢华或张扬会受到责难。不过用这个来解释没有陶俑的墓葬还是有些牵强，Caroselli说墓中的陶俑是贵族私人武装的代表，不过没有证据，参见Caroselli，ed.，The Quest for Eternity，p.118。我更倾向于认为，陶俑不过是那些在中央政府里拥有某些特权之人的又一项福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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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第3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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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在隋和唐初，对华北平原的统治还是比较艰难的。参见Robert Somers，“Time，Space and Structure in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T’ang Dynasty（A.D.617-700），” in Dien，ed.，State and Society in Early Medieval China，pp.369-399，尤其第380～3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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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4期，第1～9页；Han Zhongmin and Hubert Delahaye，A Journey through Ancient China. New York：Gallery Books，1985，p.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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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Annette Juliano，“Teng-hsien：An Important Six Dynasties Tomb，” Artibus Asiae，Ascona，1980，fig.52。在纳尔逊艺术馆（Nelson Gallery of Art）里有一件类似的陶俑，参见Jan Fontein，and Tung Wu，Han and T’ang Murals Discovered in Tomb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Copied by Contemporary Chinese Painters，pp.146-147。在新疆新源附近的天山山脉发现的一件青铜俑也戴着同样风格的帽子，年代大致相当于战国时期，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疆古代民族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图90。西藏喇嘛在特定场合下所戴的帽子也与此非常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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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安阳隋张盛墓发掘记》，《考古》1959年第10期，第544页及图版10.9-10；『黃河文明展』，135頁，図版109。这种僧人俑可能代表当时死者家庭中供养的僧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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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衣物疏刻在一块浅灰色的滑石板上，石板长24厘米、上宽12.7厘米、下宽12.1厘米。这个资料首次发表于《文物》1955年第11期，第134～136页，但详细的论述和文字的考订，参见史树青《晋周芳命妻潘氏衣物券考释》，《考古》1956年第2期，第95～99页。史树青的文字考订后来又刊登于湖南省博物馆《长沙两晋南朝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第87～88页。原田淑人进行了进一步的考释，参见原田淑人『增補漢六朝の服飾』，『東洋文庫論叢』（49），1937，185-189頁及図版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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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江西省博物馆：《江西南昌晋墓》，《考古》1974年第6期，第375页，图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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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曹魏正始八年墓发掘报告》，《考古》1989年第4期，第318、3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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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文明 第七章 物质文化与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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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陶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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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方陶工所能使用的陶瓷原料是大不相同的，这种差异大大地影响到两个地区的制陶工艺和产品[1]。北方可以从黄土沉积层取土，经过陈腐之后能够获得真正的黏土，而南方陶工所能用的，只有从风化的火成岩获得的瓷石[2]。这种瓷石的优点是，当它与高岭土（其中只有极少量的物质可作助溶剂）混合，经过高温加热（1200℃～1300℃）后，其中的绢云母就成了助溶剂，长石和高岭土融化后，形成一种分布均匀的玻璃质[3]。瓷石是通过水力杵锤从火成岩获得的，可以变为一种富含石英和云母的物质，它像黏土一样具有可塑性，在其中加入少量黏土便可经受高温烧烤，而这是制造独具特色的六朝早期粗瓷器所必需的[4]。这种粗瓷器一般被称作“青瓷”[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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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青瓷（常指“原始青瓷”）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6]，不过狭义的青瓷是从东汉时期的浙江地区起源的[7]。青瓷在六朝时期获得了高水平的发展，这要归功于黏土处理技术、釉料成分、窑炉结构以及火候控制方面的改进。这些方面的进步使得瓷器的颜色更加均匀、釉层厚度更加一致、胎体的吸水率和气孔率更小、胎釉结合得更好，这就减少了釉面的开裂和剥落现象[8]。六朝青瓷所达到的成就可以与宋元明瓷器媲美，在黏土的烧结度、玻璃质感和器物的整体品质上已接近现代瓷器的标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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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青瓷的特征是黏土致密，受热时具有很强的收缩性。胎体呈青灰色，很可能是因为黏土中含铁，在还原焰气氛下产生这种颜色[10]，而独具特色的器表颜色则是钙质釉或石灰釉在还原过程中产生的。这种釉有时也被称为草木灰釉，是瓷石、石灰和草木灰的混合物。草木灰来自木材和蕨类植物，后者富含铁元素，在长江流域非常丰富[11]。釉的颜色主要来源于铁的氧化物，尤其是氧化亚铁（FeO），而石灰或氧化钙则是主要的助溶剂。这种釉在品质上要优于以前的任何釉料，颜色介于泛蓝的橄榄绿和浅绿之间。釉料中的氧化钙含量各不相同，平均为18%，铁的含量从1.54%到6%～8%不等，铁的含量较低时，釉色为浅青绿，铁的含量较高时，釉色漆黑[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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