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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瓷是六朝墓葬中最常见的随葬品,即使最贫穷的人的墓里也会随葬一两件青瓷器。青瓷器由于具有便宜、耐用、防水的优点,东汉时期开始作为青铜器和漆器的替代品出现,最早的青瓷器形就是对它所替代的青铜器和漆器器形的模仿。青瓷器特有的新器形从东晋开始出现,标志着中国陶瓷史上新时代的到来[30]。根据近几十年来发现的大量有明确纪年的墓葬,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青瓷器的发展历程(表7.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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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 南朝陶瓷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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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公元220~280年),青瓷形制为腹径靠上的球形腹,在整个六朝时期的总体变化趋势是向瘦高发展。盘口壶呈较矮胖的球形,小口、短颈、高肩,器底较小内凹,这种形制的器物很不稳固。其他器物都有着类似的外形,如唾盂和罐。矮胖的器物造型也表现在碗和洗上。极具六朝特色的器物——鸡首壶也出现在这个时期,是在壶或罐上加上简化的鸡首或鸟首,有的还在器物两侧加上翅膀造型。在下一个阶段,鸡首壶成了最具特色的造型[32]。其他的动物形象有的是作为装饰,有的则是作为器物的造型,后者如蛙形水注、狮形或羊形的烛台、熊形灯。这个阶段的器类还包括扁壶、谷仓罐、耳杯、砚台和熏炉。虎子是一种虎形的尿壶,汉代以前就已出现,并一直在生产。赤乌十四年(公元251年)纪年的虎子是一件非常著名的实例,上面的铭文记录了它的产地和陶工的姓名。这些虎子的臀部呈扁平造型,因此可以竖立在窑室内,从而节省了空间。此外,独特而生动的魂瓶也出现在这个时期[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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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公元280~317年),在西晋时期的南方,青瓷器向愈加修长的方向发展,但器壁增厚了。为了减弱器形的厚重感,碗碟类器皿的口沿做得相对较薄,洗的口沿内卷,盘口壶的口沿上做成了一道凸棱,从而形成一种轻薄的效果。瓷器生产规模的扩大,也引起了器物造型上的一些变化。为了增加产量的需要,窑室里的器物码放得更高了,这就要求器物的平底更加厚重,以便承受更多的重量,但更加美观的圈足却也因此被舍弃了[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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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时期(公元317~420年)是第三阶段,是青瓷制造的成熟期和鼎盛期。瓷窑的数量和瓷器的生产规模都扩大了,这点可以从当时墓葬里发现的大量青瓷器得到反映,即使最小的墓葬中也会出土几件,表明当时青瓷器的产量已经很大。此外,制作工艺和产品质量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由于釉料选择上有着明显的地域差异,所以釉色也是丰富多彩。胎釉之间的结合力得到了提高,釉面剥落的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由于釉的半透明性和光滑性达到了新的高度,青瓷的自然之美越来越明显,同时也为发展新的造型和装饰创造了有利条件[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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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的另一个特征是产品种类较少,日用器皿占绝大多数,而各种模型器和随葬专用的魂瓶消失了。鸡首壶出现了把柄,但总的来说动物造型减少了。器物的发展趋势是在现有器型的基础上朝向规范化方向发展,由矮胖向修长变化的趋势依旧延续,口沿和底足变宽,更加重视器物外观的美观。在装饰方面,素面的占多数,装饰更加简化,早期盛行的浮雕、模印和刻画花纹逐渐衰退。器物肩部和器身上的纹饰带也演变为简单的交叉线条,越来越多的器物仅在器身上装饰凹弦纹[36]。西晋出现的深褐色点彩装饰,东晋时期成为瓷器装饰的重要特征。此外,由于施釉技术大大提高,釉面上的开片也成为一种有意而为的装饰。制瓷工艺的进步,使得陶工终于摆脱了早期青铜器和漆器的束缚,而有了自己的发展方向。“瓷”作为青釉器的称谓,在晋代开始出现,用来特指陶瓷器里的一个独立门类——瓷器[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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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以后的南朝(公元420~589年)青瓷仍然沿着原来的轨迹发展:以日常器皿为主,已有器形更加规范化,外形更加修长,器表极少装饰。斜方格纹饰带和其他印花装饰消失,蕉叶纹器上的耳亦不再流行,而莲瓣纹开始大行其道,随着时间的推移,莲瓣装饰愈趋繁缛,往往是刻画的高浮雕图案。到六朝末期,壶罐类造型变为更加修长的优美曲线。以壶为例,三国时期壶的高度和口径之比为1∶1,而到六朝末期比例变为2∶1。由于某种原因,唾盂的演变趋势正好相反,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越来越矮胖。鸡首壶的把手变为龙首形,紧紧衔住器物的口沿。这个时期的器物继续朝着简化和优雅的方向发展,有些器物的装饰十分华美,表明经过六朝的发展,南方地区已经很娴熟地掌握了瓷器的生产工艺[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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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以“南青北白”来概括南方的青瓷和北方的白瓷,但是,六朝时期的北方陶瓷史要复杂得多。当北方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得到恢复后,陶瓷生产取得了重要的发展,并且直接对唐代的陶瓷业产生了影响。而且,与南方几乎只有青瓷相比,北方瓷器的种类更加丰富,表明北方在陶瓷生产上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勇于探索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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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最容易获得的黏土来自黄土沉积层,易于熔化,在高温状态下会发生变形,所以常用于制作低温陶器。这些陶器大多数情况下不施釉,但陶俑的表面一般会涂一层化妆土,细部施以彩绘。南方青瓷的输入促使北方陶工对这种始于公元5世纪后期、盛于公元6世纪的陶器制作传统进行了复兴。制作这种陶器所需的黏土埋藏得很深,此外要将胎体熔化并最终形成陶器,还需要经过相对较长时间的高温加热[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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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方除了可用的黏土不同,窑的建筑样式和所用燃料也是截然不同的,二者的差异可以从两地青釉瓷的着色上反映出来。北方窑是圆形的馒头窑,所用燃料主要是木炭,而南方则以松木为燃料。松木在燃烧时火焰不太集中,但持续时间长,有助于提高还原焰气氛,从而获得较好的色泽[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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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南方瓷窑的资料已经相当丰富,但相对来说,我们对北方瓷窑的情况还是知之甚少。有几座北魏后期(即公元6世纪)的瓷窑均位于山东中部,主要有淄博附近的寨里窑、枣庄附近的中陈郝北窑和临沂的朱陈窑。这个地区的窑址都地处多山地区,或在河边,或离河流不远,河流既是瓷器生产的水源,又是瓷器运输的水道。窑址也紧邻煤矿,便于提取散布于煤层中的黏土。这种混合有石英和长石的黏土在今天的陶瓷生产中仍在使用。从遗留在窑址的瓷片来看,这一地区的瓷器质量并不高。最常见的器形有碗、罐、高足盘、盘口壶、杯和盆。胎体厚而且粗糙,呈浅黄色或灰黄色,上有气孔和黑点。瓷釉颜色多样,但施釉不均,表面色泽斑驳,有流釉的痕迹,而且光洁度较差。这些瓷窑以及邻近地区的其他瓷窑在隋唐时期仍在使用[41]。除了上述瓷窑和河北磁县贾壁村的隋代瓷窑[42],北方陶瓷器的明确产地还是无法确认,要了解北方陶瓷生产工艺的成熟过程,还得主要依赖出自墓葬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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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汉代刚结束时,北方陶器的质量已经不如汉代。在晋初的前几年,器物大多火候较低,只有质量较差的粗灰陶。器形可能受到了南方青瓷的影响,但是当南方瓷器生产大放异彩的时候,北方瓷业在整个晋代都还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到公元5世纪中期北魏统一北方时,北方的陶瓷品种还是很少,主要包括有系或无系的罐、碗、钵、盆和盘。大部分是灰陶,偶有红色的夹砂陶(图7.4),器表素面。如果是釉陶,釉色也不一致,由于火候控制得不好,呈现出深浅不一的绿色或黄绿色[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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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4 早期北方陶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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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都城洛阳地区,发现的器物种类要丰富得多,但即使在这里,绝大多数器物也都是无釉的陶器,青瓷器数量很少[44]。在一座同时期的新疆墓葬里,发现了一件奇特的器物,是很脆弱的陶器,专为随葬而做,器表涂成黑色,并饰有红、白、绿色的纹饰,其中成排的白色小圆点纹非常独特[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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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北方石灰釉青瓷的发展落后于南方,但最终还是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进步。山东寨里窑代表了北方制瓷工艺的成就。早期瓷器的釉面很薄且釉色斑驳不均,但是随着技术的改进,发明了二次上釉法,于是釉层增厚,色泽鲜亮饱满。然而,寨里窑在青瓷生产上还是存在一些问题,因还原焰技术掌握不好而釉色不均,而胎釉结合不佳也导致了脱釉现象。由于北方墓葬中出土了一些质量较好的青瓷,所以显然应该有烧瓷水平更高的其他瓷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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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5 莲花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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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青瓷的品种多样,其中有与南方相似的深腹直口碗,有的碗壁上刻有粗糙的莲瓣纹;也有盘、罐、瓶、唾盂、盘口壶和杯盏等,都是日常器皿(表7.2)。不过,还有一种器物并非日用器,但做得非常精致,即所谓莲花尊,主要是在河北省东南部的景县封氏墓地发现的几件。莲花尊器身高大,上有较深的模印装饰,主要是两排莲瓣纹,有仰莲,也有覆莲。虽然每件器物都各不相同,但器座一般都是覆莲造型,这与当时的佛教莲花座非常相似;器座往上,在器身的下部是一层单瓣的仰莲,与之相对的是一层双重的覆莲,两层莲瓣在器身的最大腹径处相接;再往上,在器物的肩部有一层较小的莲瓣,莲瓣上部有器耳,以及模印的纹饰带,包括宝相花、狮面和飞天等形象,装饰在从颈部至器物口沿之间的部位(图7.5)。类似器物也发现于武昌和南方其他一些地区,但通过对北方器物瓷釉的化学分析,可知它与南方青瓷是有差异的[46]。后来,莲花尊表面涂上了一层铅釉,装饰也就有些逊色了[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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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方青瓷的差异是多方面的。北方瓷器的胎体较厚,灰白色;釉层也较厚,有较强的玻璃质感和流动性。器表常有玻璃珠现象,釉色青中微黄。此外,器物形体一般较大,而且每一类器物里的品种都比较多样化[48]。就化学成分而言,南、北方瓷器也有区别。北方瓷胎中含有较多的氧化铝(Al2O3),一般高于26%,但氧化铁(Fe2O3)含量较少,接近2%。此外钛元素(氧化钛TiO2)的含量一般也较高,通常高于1%。北方瓷器的烧成温度也较高,要达到1200℃或以上,而相比之下,南方青瓷的烧成温度却低于12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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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2 北方陶瓷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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