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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北方各地发现的青瓷显示出一定的地域差异，但还是具有共同的北方瓷器特征，相对来说比较简单、质朴、实用（当然不包括莲花尊）。在河北和河南新发现的瓷窑表明北方青瓷的生产中心应该就在这两个省份。虽然北方陶瓷的工艺水平不能与南方媲美，但也不容忽视，因为它是隋唐青瓷赖以发展的基础[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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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低温铅釉陶在六朝时期还有小规模的生产，但质量是在公元4世纪后期北魏建立后才得到提高的。铅釉陶的颜色有所增多，包括绿色、黄色和褐色，有时一器多色。公元6世纪后半期的北齐时期，铅釉陶器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可以以当时生产的几件器物为例。有一件扁壶，是高约20厘米的梨形器，有短直颈，颈、肩交接处有一圈凸起的联珠纹，肩部有两个小系，可以穿带。在其正面和背面模印有浮雕式的中亚人乐舞形象。这种扁壶发现有黄色和绿色的实物（图7.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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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6 安阳出土扁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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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7 瓷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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缸也是一种代表性器物，形制是球形腹、直颈、圈足，耳的形制多样，如桥形或方形，也有单系或双系，都安在器物的肩部（图7.7）。在系的下面刻有卷叶纹带，再往下是模印于器身上的覆莲纹，布满了器身的上部，莲瓣上刻细条纹，以代表莲瓣的自然形态。这类器物仅在器身的上半部分施釉，不过釉汁常会流到下半部。釉色呈浅黄或浅绿，夹有颜色较深的深绿色斑。同样的双色釉也见于武平六年（公元575年）墓中的一件瓶上[52]。这种双色釉开启了唐代多色釉的先河[53]。通过对这种铅釉的分析，可知釉中的氧化铅成分相当高，如寨里窑窑址出土瓷片中的氧化铅含量高达5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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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北朝末期，铅釉陶器的发展已经达到一个非常成熟的水平，种类也非常丰富。器物表面一般素面无纹，器物之美主要靠釉色和造型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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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后期还出现了另外两种瓷釉：黑釉和白釉。二者的差别在于釉中铁化合物的含量，黑釉中的氧化铁含量较多，白釉较少。早在东汉后期，南方的德清窑就已经生产黑釉瓷，到东晋时期，德清窑因其黑瓷闻名于世。北方在一个世纪后开始烧制黑瓷，这一点可以从东魏和北齐墓中的出土器物得到证实，这些出土器物制作精良，釉色漆黑，胎质细腻而坚硬[54]，表明北方的制陶技术已经接近南方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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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青瓷和黑瓷不同，白瓷是北方独立取得的陶瓷成就。白瓷的生产成功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个重要标志，它是后来各种彩绘陶瓷的基础。生产白瓷需要将陶瓷原料中的铁化合物去除，还要在烧窑过程中防止水渍或硫黄的污染[55]。要达到这些要求，需要长期的摸索。最早的白瓷曾经被认为出现在隋朝，但河南安阳范粹墓（武平六年，公元575年）出土的白瓷器将白瓷出现的时间提前了。通过对这些器物的检测可知，由于对原料进行了一道捣炼的工序，所以瓷胎才相对洁白而细腻。釉面略微泛绿，尤其在釉层较厚的部位更为明显，这说明当时去除铁元素的技术还有待完善。隋代的白瓷技术要成熟一些，但范粹墓出土的白瓷无疑代表了白瓷发展的初级阶段[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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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统一了全国，虽然统治时间不长，但瓷器的质量却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工艺的进步可能反映了六朝以来陶瓷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也可能是国家的统一带来的繁荣，因为随着国家的统一，南北方陶工可以更方便进行信息与技术的交流。无论何种原因，隋代都堪称中国陶瓷史上的一个里程碑[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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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北方陶瓷的产地以东北方向的安阳周围、西北方向的西安以及黄河下游的济南地区为中心，这三个地区发现了多处窑址。而南方的陶瓷遗址则发现于湖南、湖北、江西、江苏、安徽、四川、广西和福建，可见南方的陶瓷生产更为活跃。这一时期瓷器的产量猛增，如武汉的一座隋墓中就出土了60多件瓷器。此外，陶瓷的种类也更加多样化，青瓷及相关的陶瓷制品取代了金、银、青铜器和漆器。同时，各类陶瓷的品种也大为增加，这在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里是可以想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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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器形的发展仍然延续了隋以前已然出现的细长化、典雅化趋势。例如，早期罐的高宽比是1∶1，而隋代变为1.5∶1（表7.3）。此外，在这个时期还出现了一种新的器形，即双体壶，两侧各有一个龙形把手。这种双体壶到唐代变为单体壶的造型，但保留了龙形把手。最具六朝特点的鸡首壶在唐代变得更加修长，下部窄而长，早期带有管状颈的小鸡首，到北齐和隋代则变为一只雄赳赳的鸡。这种鸡首壶在唐代渐不常见了。六朝器物一般都有小平底、实足，而隋代则以圈足为特征，唐代得到进一步扩展。此外，隋朝也出现了新的装饰风格，纹饰更加精细、写实和质朴，突破了早期装饰的规范化模式，器型和装饰达到了一种新的和谐[58]。因此，尽管隋朝只经历了短短的30多年时间，但也产生了一种清晰的隋代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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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重要的是，隋代的陶瓷生产几乎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进步，其中白瓷能够更好地体现这种技术的进步，因为白瓷生产上的任何瑕疵都是非常显眼的。对黏土的捣炼更加精细，用这种精细黏土制成的瓷胎颗粒更加细腻，少见六朝瓷器里常见的那种污染物或气孔。成型技术也更加精细，通过改变胎体不同部位的厚度，以减少在烧窑过程中发生的变形。还会在瓷胎上覆盖一层白色的化妆土，以掩盖瓷胎上哪怕很小的缺陷，这样就大大提高了釉面的光泽度和玻璃质感。这种处理的效果在白瓷上表现得尤其明显，使之看起来像象牙一样。此外，隋代对烧窑过程的控制技术也得到提高，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非同窑所烧的器物也表现出相当的一致性，同时也减少了器物上的杂色。瓷器的烧结程度也得到了提高，这个时期的器物比以前更加坚硬。正是这些工艺和技术的改进，为随后唐代陶瓷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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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3 六朝、隋、唐初陶瓷器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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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文明 二 青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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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随葬品中的青铜器数量并不是很多，但是由于金属铸造器种类丰富，青铜在六朝物质文化中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目前仅有1/3或略多的墓里发现了钱币以外的青铜器物，大多数墓里只有一件青铜器，其中半数墓葬里唯一的青铜器是铜镜。举一个极端的例子，20世纪50年代在长沙发掘的27座晋墓中，共出土器物399件，其中青铜器3件、铁器11件、石器20件、金器25件，水晶、玛瑙、玉器共10件，陶瓷器330件[59]。另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四川发掘的一座三国墓葬，出土了青铜器73件，但只有38件陶器和2件青瓷器，青铜器如此之多，在这么早的三国时期是非常罕见的现象[60]。六朝时期，青铜器的地位明显不如汉代重要，个中原因并不很清楚，不过也可做一些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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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葬青铜器地位下降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青瓷已经成为日用器具的可选材料，漆器的减少可能也是基于这个因素。对青瓷器的偏好也反映在随葬品中[61]。也有人认为，国家的分裂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和经济动乱导致了金属短缺[62]。假如当时青铜确实短缺，那么青瓷器取代青铜器的原因应该主要是经济因素而非纯粹的审美因素。当时大量使用青铜铸造佛像可能也是青铜减少的一个原因[63]。此外，由于青铜铸币是产品交换的媒介，任何物以稀为贵的金属都会作为铸币的材料，因而，无论日用的，还是随葬的青铜器都因此而减少了[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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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青铜资源短缺，但铸造的器物种类还是非常丰富，仅六朝时就有大约90种不同的器型，但占主导地位的还是那些最能体现金属品质的青铜器物。它们包括直接用于加热的容器，如釜、斗（温酒器）、洗、勺和熨斗，以及一些要求精密度和伸缩性的铸造器，如刀、带扣、弩机、棺钉和镜子。此外，还有种类丰富的青铜饰物，如戒指、手镯、发钗和其他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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