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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8 铁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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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9 铁剪(24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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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0 铁农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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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1 铁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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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2 铁马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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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铁质随葬品不可能与现实生活中铁器的功用完全对应,但它们或许反映了当时现实生活中铁器的种类[96]。总之,尽管这个时代的最大特征是动荡不安,以及接踵而至的经济衰退,但早期的制铁工艺与技术仍得以保持,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得到了提高[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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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文明 四 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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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辟邪用的器物,镜子是一项重要的随葬品,近20%的墓葬报告中都提到了镜子。镜子由“白铜”制成。白铜是一种类似于制镜金属的青铜合金,有着明亮的光泽。通过对一面镜子的成分分析可知,其中含有72.1%的铜,26.2%的锡和1.4%的铅。从汉代开始,铅的含量日趋增多。镜子以多种方式浇铸成型后,再在反射面上进行一些抛光处理[98]。小型镜子的直径一般只有8厘米~15厘米不等,但通过凸起的镜面能够获得较大的成像(图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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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3 镜子的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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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镜子具有高反射性。关于镜子的使用情况,可从名画《女史箴图》中看到,该画作原件被认为是东晋画工顾恺之(公元344~406年)所作。画面右侧的一个女子正在手持镜子描眉,镜背上有一个系绳子的纽,镜里的景物非常清晰。画面左侧有一面镜子立在镜座上。类似的镜座曾在南京东晋墓中被发现,有三条鎏金的竹节状青铜足,用铰链固定在盘子里。腿与腿之间有相连的链子,以防止三个足分得太开。镜盘上有一个孔,可能是挂钩子的,可以将镜子挂到镜纽上。这种镜子支起后可以达到60厘米~70厘米高,正好是席地而坐时脸部的高度[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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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子一般为时人所重,甚至是皇家馈赠的礼品,很多镜子就是这样传入日本的[100]。此外,镜子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功能:以古鉴今。除了实用功能和隐喻含义,镜子还与广泛的信仰有关(当然并不限于中国),这关乎镜子的特殊属性。例如,一个人如果在镜子中看不到自己的映像,这就是他将死的征兆[101]。此外,镜子还是道教信仰的法物,用于存想、内观和观星等[102]。更明确地说,人们也许认为通过镜子可以看到另外的世界。镜子的这些神秘属性使得它非常适合放在墓中,一般陈放在棺内遗体旁,在死者灵魂升天途中起到保护的作用[103]。正因为如此,镜子背面的装饰就显得非常有意义[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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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镜背中央有一个钮座,可以穿绳与镜座相连。低矮的纽座一般位于镜背的方格里,但也有例外。镜背其他部位的装饰由几圈主题纹饰带组成,有的还有吉祥语或铭文。有些镜子的边缘(或宽或窄)是素面无纹的,也有的最外边缘也布满了纹饰。根据主题纹饰的名称可以将镜子分成很多类别。镜子的主题纹饰因时间和地域而异,但在细节方面可以说是变化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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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汉镜表现出的高水平创造和技术进步相比,六朝镜子显得较为落后,不过也取得了一些创新,有些东汉出现的镜类到六朝时达到了发展的顶峰。与早期镜子相比,六朝镜子更具可塑性,并且逐渐摆脱了同心圆式的几何形装饰图案[105]。另一个显著的变化是佛像开始作为装饰纹样出现在镜子上,就像以前的西王母和东王公形象一样,在他们周围还装饰有其他的诸神形象。此外,当时南北政治上的分裂也导致了镜子发展上的地域差异。铁镜终于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不过我们对它所蕴涵的意义还了解得不够[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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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镜子的纹饰演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又可细分为南北两个发展序列[107]。第一阶段,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公元196~317年),墓葬中出土镜子的数量表明镜子是一种重要的随葬品;根据考古报告,北方一半以上的墓葬都随葬了镜子,而南方也有近1/3的墓中出土了镜子。这些镜子的纹饰与东汉镜的装饰一脉相承。北方最常见的纹饰类型即所谓的TLV型[108](规矩纹)(图7.24)、连弧纹(图7.25)、四叶纹(图7.26)[109],以及蟠龙纹、夔纹、凤鸟纹的各种不同组合。另一种类型即“位至三公”铭文镜,由东汉的双夔纹演变而来,在洛阳地区十分流行(图7.27)[110]。上述这些纹饰类型中,很多都见于当时的南方地区,不过装饰更为精细(图7.28)。这个阶段最有特色的主题纹饰是画像和神兽,前者表现多种多样的主题,如神祇、动物、历史人物、车马和鞍马人物等,与汉画像石风格非常相似(图7.29);神兽镜则以高浮雕形式描绘西王母和东王公、龙虎等主题(图7.30、图7.31)[111]。纹饰的排列方式也非常多样化,包括环列式、重列式、单向式、对置式。佛像作为镜子上的纹饰也出现在东吴时期的南方地区,佛像以全跏趺坐或半跏趺坐的姿势,刻在纽座区的四叶纹叶片上,佛像旁立有侍者(图7.32)。还有一面较为特殊的镜子出自浙江金华,在四叶纹区域刻画了孔子及三个弟子的形象(图7.33)[112]。这个时期的镜子除了南北方风格上的差异,还存在生产条件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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