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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59 鎏金铜高脚杯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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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大同发现的一件小银杯只有5厘米高，口径只有8.5厘米（图7.60）。口部外侈，颈部略内束，器腹曲线呈弧形，下有圆底，底部有一个双棱圆圈，有的有高足，有的没有。器身的纹饰特征是：叶状纹将器身空间分成四部分，每部分各有一个圆圈，圈内有一个人物胸像。人头是侧面像，身体竖直，头戴帽子而不是王冠，该图像颇具自然主义色彩，这点不同于已发现的萨珊波斯肖像。研究者认为，它也来自波斯以东地区，可能反映了后期帕提亚的影响。不过，孙机认为它是哒（Hephthalites）的器物，公元5世纪时哒从萨珊手中夺得河中地区（Transoxiana）后，占领了一个世纪左右。中国文献中对哒使团的最早记载是太安二年（公元456年）[185]。在大同附近的墓葬中也发现了一件类似的鎏金银杯，高4.6厘米，直径10.2厘米，它可能与前述4件杯子出自同一作坊[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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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石家庄的一座东魏墓葬中也发现了一件极具外来工艺风格的银杯，与另外1件鎏金青铜温酒器、1件鎏金青铜壶和5件瓷碗同属一批，都放在一个盘子里，这几件器物明显是中国生产的器物。银杯的口沿内侧饰有一圈联珠纹，内底上饰有六瓣凸起的莲花，外围以一圈双股绳纹环绕，器物内外壁上饰以波浪纹，当碗里盛装东西时，可能会形成一种波涛起伏的效果（图7.61）[187]。在乌拉尔地区也发现过一件几乎完全相同的杯，不过，石家庄东魏墓银杯上的莲花装饰似乎表明它应是中国生产的[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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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60 鎏金银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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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61 银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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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这些器物都出自北方地区的遗址，多位于丝绸之路沿线，这些器物明显没有或者极少到达南方。南方的外来品很可能经由海路而来，如在中国南疆的广东沿海发现的萨珊金银器窖藏。在一只陶罐里发现了约7磅重的银器，既有完整器，也有残片，还有20枚萨珊钱币，这些钱币都是公元383～484年萨珊王朝时期铸造的。窖藏银器中有一件银碗经过复原，呈十二叶形，在口沿外侧有铭文，不过可惜的是，报告中没有对铭文内容进行释读。窖藏中还有1件银盒、2件鎏金杯（图7.62）、73件银手镯、2件金箍，以及6件制造粗糙、素面无纹的金戒指。该窖藏可能是公元6世纪初（南朝末期）掩埋形成的，主人可能是当地的一位商人或部落首领，它的发现表明中国在这个时期通过海路输入了外来品；尽管除了上述器物，南方地区至今并无其他发现，但它表明南方与北方一样，也接受了这些来自西方的珍宝[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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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62 鎏金银杯纹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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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63 印章式金戒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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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珠宝在六朝时期也很受青睐，在西北地区发现的北周将军李贤墓中，除了前述银壶，还出土了一枚特殊的印章式金戒指，当为李贤夫人之物。戒指上镶嵌一颗蓝灰色的青金石，上面雕刻着一个人物，双手举起一个弧形杆，杆的两端悬挂着重物（图7.63）。通过对比，此形象被认为与西伯利亚发现的持巾舞蹈妇女形象相似，不过该母题最先还是源自波斯地区[190]。还有一件类似的戒指也是妇女所戴，镶嵌有同样颜色的青金石，不过上面雕刻的是被一小圈联珠纹环绕的鹿。这枚戒指发现于上述东魏墓中，属于另一对夫妻（李希宗夫妇），不过他们不是鲜卑人，而是汉人。李希宗夫妇将女儿嫁为北齐的皇妃，与当朝的鲜卑统治者联姻。所以，该墓中发现的这件金戒指、一件萨珊银币、上述内侧有波浪纹的银碗，以及其他珍贵物品都极可能是来自皇室的赠物[191]。类似的戒指在内蒙古呼和浩特附近也有发现，一件镶嵌紫宝石，另一件镶嵌黑宝石，都有凹雕人物，同时伴出的还有拜占庭和萨珊钱币，该墓似乎是一座仓促下葬的简易墓葬，可能属于某位旅途中的商人[192]。上述这些镶嵌有凹雕人物宝石的戒指与当时中国的戒指大不相同，所以可能来源于风格截然不同的域外[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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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64 金项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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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件同样令人瞩目的器物出自李静训墓，她是李贤的重孙女，九岁去世[194]，家世显赫，母亲是隋炀帝的外甥女，父亲是李贤之孙，由于其父在对突厥的战争中战死沙场，自幼成为孤儿，养于宫中。李静训的母亲曾亲自选婿，坐于屏风之后从众多唱歌弹琴的贵族子弟中挑选自己的夫婿[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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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位年幼公主保存完好的石棺中发现了一条精美绝伦的项链，在扣环上嵌有一颗雕刻的宝石，上刻驯鹿[196]。项链由28颗珠子串联而成，每颗直径仅有1厘米，由12个小金环焊接而成，每个金环被一圈金粒环绕，金粒之间则填以10颗珍珠。其他地方也发现过这样的多面珠，但这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的唯一一件完整的带有多面珠的项链。项链前面的主要构件是一颗红宝石，左右两侧各有一个弧边方形金饰，上面各嵌一颗蓝宝石，以一圈珍珠环绕。项链中间悬挂着一个卵形的青金石垂珠（图7.64）。此墓还出有一件结构相当复杂的金手镯，也嵌有珍珠和彩色玻璃（图7.65）。这些首饰的来源不是很清楚，最先曾被认为是从印度或邻近国家输入的，但现在看来，几乎可以确定项链至少源自拜占庭风格[197]。这些首饰确实很配作为皇帝外甥女的随葬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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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65 金手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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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朝贵重材料制作的首饰和器皿中，无论在使用范围，还是在外观上，输入品与中国本土品都有着巨大的差异。就考古学证据来看，在我所掌握的这个时期1800座墓葬资料中，只有两件这种器物是中国制作的，一件金器，一件银器，是公元3世纪的唾盂，两件都很小，一件高6厘米，另一件高7.5厘米。还有一件发现于河北定县塔基地宫（太和五年，公元481年）的带盖银罐，盖子以链子相连，可能是用于盛放佛教舍利的，这件器物可能是中国制作的，也可能是输入品。如上所述，中国本土的金银器主要是素面的戒指、珠子、小环、手镯、发钗和其他小件饰物。六朝墓葬中从未发现过像李静训墓项链那样复杂的首饰。同样，前面提到的四枚戒指与当时的普通戒指和手镯相比，在工艺上显得非常突出，后者只不过是用青铜或金银简单加工而成的小圆圈，除了偶尔见到一些条纹，没有其他装饰。从考古资料来看，这个时期无疑几乎没有中国制作的珠宝首饰能与那些输入品相媲美。直到唐代金银器才开始大放异彩，也正如此，唐代才如此出名；显然，唐代金银器的生产受到了这些外来品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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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外来品在六朝和隋代墓葬中罕见，但并不意味着当时数量很少。成书于北魏末期（公元6世纪30年代）的《洛阳伽蓝记》是一部记录洛阳的专书，其中谈及亲王元琛之财富，“金瓶银瓮百余口，瓯檠盘盒称是。其余酒器有水晶钵、玛瑙杯、琉璃碗、赤玉卮数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无，皆从西域而来”[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