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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六朝对这些异域物品产生兴趣的原因，并不是由于丝绸之路沟通了东西两个世界。当时的华北地区被鲜卑和相关的部落统治，他们很可能与中亚河中地区（Transoxiana）的居民有着一些共同的文化因素，他们必定有大量的机会去直接了解这些西方人。在首都洛阳的一些专供外国人居住的区域，如《洛阳伽蓝记》记载“商胡贩客，日奔塞下”[199]，他们带来了自己的文化与风俗，其中一部分得以在中国保持下来。一具北齐石棺床上刻有一幅全景场面，尽管我们还不能完全理解这幅图像的意义，但其中人物身着独特的中亚服装，在葡萄架下饮酒。有人认为，这幅图像代表了来自中亚河中地区（Transoxiana）（可能是撒马尔罕）的一种仪式，这具石棺床属于死于中国的某位中亚人的墓葬[200]。在离这具石棺床可能的发现地点不远的地方，还发现了另外的几块线刻画像石，也属于北齐的葬具，上面刻画的是一位中国人形象，但随从中有外国人，穿着与前述中亚人服装类似的长袍，推测死者是一位从事东西贸易的商人（图7.66）[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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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66 北齐石刻画像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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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中地区（多被称为粟特）的波斯人在中文里被称为“胡”，这个字从字源上可能与“胡须”有关。在中国有很多胡人聚居区，与其他的居民区一样，若胡人聚居区达到200户家庭以上，即可自治，其官员集团为同胞的行为对中央政府负责，属于治外法权的早期形态。胡商聚居区的首领为“萨宝”（或“萨保”），是梵文sarthavaha的音译，意为“商人首领”，僚属则包括各种祆教，可能还有摩尼教的祭司[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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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鲜卑统治者也有自己独特的服装，并且在其他方面也保持了自己的特性。当时很可能存在有意避免与人数占优势的中原人同化的趋势，因为他们自己位处统治阶层，这是他们应得的特权。在公元5世纪90年代，孝文帝为了强迫自己的部落汉化，曾试图禁穿鲜卑服、禁说鲜卑语，不过这个禁令不久之后就无疾而终。只有当隋唐时期有着自我认同感的中原王朝出现之后，鲜卑旧俗才消失。这种转变的过程，在前述北魏漆棺上有所体现。这具漆棺的发现地点与李贤墓位于同一地区。在棺盖画像上，死者穿着鲜卑式服装，坐姿，手持一只高脚杯和一把扇子，其他人物形象反映了有关孝悌内容的中国传统题材，如上古舜帝的故事，但这些人物均着鲜卑服装。手持高脚杯的坐姿人物形象也见于前述北齐葬具画像、撒马尔罕附近的片治肯特（Panjikent）粟特壁画，以及巴拉雷克城堡遗址（Balalyk Tepe）（图7.67）。中国学者孙机认为这具漆棺上的画像反映了中国所受西方文化的强烈影响[203]。我认为，还不如说它是一种常见的中亚样式。孙机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他强调画像中的孝悌故事并不表明死者已经服膺儒学，而只是说明《孝经》之类已经获得了某种宗教的力量；他还指出这里的鲜卑服装表明了一种反汉化的倾向[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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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67 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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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固原漆棺前挡所绘墓主像；②③巴拉雷克哒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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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鲜卑人与被统治的中原臣民之间无疑有着诸多的不和谐。鲜卑人尚武，在朝廷担任要职，总要急切地捍卫自己的地位；而中原人士则要维护自己的文化优越感。颜之推是在北齐朝廷担任高官的中原人士，极力维护儒家学说与文化。有一次，另一位中原士大夫对他说：“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颜之推对此十分不屑，告诫自己的儿子们“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205]。在这种情形下，似乎有一些蛛丝马迹可以解释为何前述金银器仅仅出现在鲜卑及其中原盟友的墓葬里了。统治阶层拥有获得这些珍宝的经济势力，有些也可能是来自皇室的馈赠，拥有这些真材实料的珍宝是彰显他们地位的标志。而与此同时，一般来说中原人士都在极力地维护自己的文化，他们可能也对这些外来品没什么兴趣，而且由于没有市场，当时的工匠也没有仿制这些外来品的动机。直到隋唐时期，当国家的统一带来了新的繁荣，军队也所向无敌之时，这些外来的珍宝才变得魅力无穷，本土的工匠们也开始仿照外来品制造出品质精良的器物[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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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文明 十一 玻璃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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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商代已经了解了釉，并掌握了釉的炼制技术，所以现在发现了一些商代的玻璃状物质。现在所知中国最早的琉璃器是发现于河南、陕西和山东的大量西周时期的琉璃珠。不过，近来的测试表明这些珠子实际上是一种釉陶，即熔化的硅酸盐颗粒，与玻璃并非同类物质[207]。随着战国时期多方面工艺技术的提高，有了生产玻璃的可能，最早的玻璃主要是一些品质较好的单色和多色珠子，也有璧形的圆盘和蝉。蝉是放在死者口中的物品，在广大地区的墓葬随葬品中都有发现。在汉代，玻璃常替代宝石嵌在耳环上[208]。玻璃也可能用为玉的廉价代替品[209]。周至汉代的玻璃都是铅钡类玻璃，一般不见于中国以外的其他地区，可见是中国本土的产品[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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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一词，常写作流璃、琉璃、璧流璃等，最早出现于汉代，可能是梵文vaidurya 或Pali vainura的音译，即“蓝色的石头”或“青金石”的意思。较早的战国时期也有一些类似的词语，如“璆琳”和“陆漓”，不过一般认为它们指的是玉类。稍晚的文献《魏书》曾将一件来自波斯的输入品称作“颇梨”[211]，但同时又将琉璃单列出来，说明二者可能是不同的，不过我们并不清楚二者的差别。今天所说的“琉璃”和“玻璃”是不太准确地根据透明程度所做的区分，“琉璃”指不透明或半透明的玻璃，用于首饰、珠子和其他器物，而“玻璃”专指透明玻璃。“料器”一词似乎一般指的是玻璃质的物质[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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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报告中自相矛盾的用词现象在珠子的表述上尤其明显，有三个词都是用来指称珠子的：料、琉璃、玻璃。比如，早期报告中似乎对“料”和“琉璃”并没有明确区分，这两个词有时指的是同一件器物[213]。有的报告中还特别提到“料”与“琉璃”同义[214]，而有的报告则将二者并列[215]。在后一种情况下，二者的区别似乎是，琉璃珠是透明或半透明的，而料珠是不透明的[216]。因此，区分二者的依据是基于透明度的，不透明的玻璃质物质被称作“料”或“烧料”[217]，而有一定程度透明度的物质则被称为琉璃。“玻璃”无疑也是透明的，所以如何将“玻璃”和“琉璃”进行区分就成了一个问题，判断二者的标准可能是按照透明度而不是半透明度，不过，对二者的区分是否果真按此标准还难以确定，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报告将玻璃器和琉璃器并提[218]。换言之，尽管料器与琉璃器的区别很明显，但琉璃和玻璃之间如何取舍，可能是比较随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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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时期，玻璃并不是一种常见的物质。外国的玻璃以贸易品的形式进入中国，可能可以早到战国时期（大约公元前3世纪）[219]。到公元3世纪，罗马玻璃制品如碗、瓶等也输入到了中国。据公元3世纪鱼豢《魏略》记载，当时有十种颜色的琉璃[220]。不过，假如《世说新语》所记故事可信的话，当时一定也有一些透明的或者至少是半透明的玻璃制品。该书讲到，满奋本来畏风，一次与晋武帝在宫中会见时，误把琉璃屏风当成了有敞口的屏风而面露难色[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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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仅有约6%的墓葬出土了不同形式的玻璃制品，其中又有70%多的墓葬都出有琉璃珠，其他类别的玻璃珠宝饰物还有戒指、耳环、挂饰等，甚至还发现了围棋子，而玻璃碗、杯、瓶等极为罕见，可能是由于玻璃稀少而备受珍惜的缘故[222]。出自这个时期考古遗址的玻璃制品可以分为两类：进口玻璃和国产玻璃。前者又可以再分为罗马玻璃和萨珊玻璃[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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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玻璃泛指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各地制作的吹制钠钙玻璃。这种玻璃的氧化铝含量较高，氧化钾和氧化镁的含量较低。在南京的大型东晋墓中发现了许多这样的玻璃器，特征是直壁，口沿微外侈，有刻划纹饰，玻璃总的来说较为清晰，有的略带一些黄色杂质（图7.68）[224]。在《世说新语》等作品中记载了很多当时有关玻璃器的故事，表明玻璃器在当时是极受重视的。其中一则故事讲到，王导（公元276～339年）曾举着琉璃碗问一位朝士：“此碗腹殊空，谓之宝器，何邪？”那位朝士回答说：“此碗英英，诚为清澈，所以为宝耳。”这则故事是以碗来隐喻王导，讽刺他的地位来自外在的因素，而不是靠其内涵[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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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68 罗马玻璃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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