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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63 印章式金戒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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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珠宝在六朝时期也很受青睐，在西北地区发现的北周将军李贤墓中，除了前述银壶，还出土了一枚特殊的印章式金戒指，当为李贤夫人之物。戒指上镶嵌一颗蓝灰色的青金石，上面雕刻着一个人物，双手举起一个弧形杆，杆的两端悬挂着重物（图7.63）。通过对比，此形象被认为与西伯利亚发现的持巾舞蹈妇女形象相似，不过该母题最先还是源自波斯地区[190]。还有一件类似的戒指也是妇女所戴，镶嵌有同样颜色的青金石，不过上面雕刻的是被一小圈联珠纹环绕的鹿。这枚戒指发现于上述东魏墓中，属于另一对夫妻（李希宗夫妇），不过他们不是鲜卑人，而是汉人。李希宗夫妇将女儿嫁为北齐的皇妃，与当朝的鲜卑统治者联姻。所以，该墓中发现的这件金戒指、一件萨珊银币、上述内侧有波浪纹的银碗，以及其他珍贵物品都极可能是来自皇室的赠物[191]。类似的戒指在内蒙古呼和浩特附近也有发现，一件镶嵌紫宝石，另一件镶嵌黑宝石，都有凹雕人物，同时伴出的还有拜占庭和萨珊钱币，该墓似乎是一座仓促下葬的简易墓葬，可能属于某位旅途中的商人[192]。上述这些镶嵌有凹雕人物宝石的戒指与当时中国的戒指大不相同，所以可能来源于风格截然不同的域外[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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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64 金项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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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件同样令人瞩目的器物出自李静训墓，她是李贤的重孙女，九岁去世[194]，家世显赫，母亲是隋炀帝的外甥女，父亲是李贤之孙，由于其父在对突厥的战争中战死沙场，自幼成为孤儿，养于宫中。李静训的母亲曾亲自选婿，坐于屏风之后从众多唱歌弹琴的贵族子弟中挑选自己的夫婿[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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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位年幼公主保存完好的石棺中发现了一条精美绝伦的项链，在扣环上嵌有一颗雕刻的宝石，上刻驯鹿[196]。项链由28颗珠子串联而成，每颗直径仅有1厘米，由12个小金环焊接而成，每个金环被一圈金粒环绕，金粒之间则填以10颗珍珠。其他地方也发现过这样的多面珠，但这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的唯一一件完整的带有多面珠的项链。项链前面的主要构件是一颗红宝石，左右两侧各有一个弧边方形金饰，上面各嵌一颗蓝宝石，以一圈珍珠环绕。项链中间悬挂着一个卵形的青金石垂珠（图7.64）。此墓还出有一件结构相当复杂的金手镯，也嵌有珍珠和彩色玻璃（图7.65）。这些首饰的来源不是很清楚，最先曾被认为是从印度或邻近国家输入的，但现在看来，几乎可以确定项链至少源自拜占庭风格[197]。这些首饰确实很配作为皇帝外甥女的随葬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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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65 金手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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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朝贵重材料制作的首饰和器皿中，无论在使用范围，还是在外观上，输入品与中国本土品都有着巨大的差异。就考古学证据来看，在我所掌握的这个时期1800座墓葬资料中，只有两件这种器物是中国制作的，一件金器，一件银器，是公元3世纪的唾盂，两件都很小，一件高6厘米，另一件高7.5厘米。还有一件发现于河北定县塔基地宫（太和五年，公元481年）的带盖银罐，盖子以链子相连，可能是用于盛放佛教舍利的，这件器物可能是中国制作的，也可能是输入品。如上所述，中国本土的金银器主要是素面的戒指、珠子、小环、手镯、发钗和其他小件饰物。六朝墓葬中从未发现过像李静训墓项链那样复杂的首饰。同样，前面提到的四枚戒指与当时的普通戒指和手镯相比，在工艺上显得非常突出，后者只不过是用青铜或金银简单加工而成的小圆圈，除了偶尔见到一些条纹，没有其他装饰。从考古资料来看，这个时期无疑几乎没有中国制作的珠宝首饰能与那些输入品相媲美。直到唐代金银器才开始大放异彩，也正如此，唐代才如此出名；显然，唐代金银器的生产受到了这些外来品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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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外来品在六朝和隋代墓葬中罕见，但并不意味着当时数量很少。成书于北魏末期（公元6世纪30年代）的《洛阳伽蓝记》是一部记录洛阳的专书，其中谈及亲王元琛之财富，“金瓶银瓮百余口，瓯檠盘盒称是。其余酒器有水晶钵、玛瑙杯、琉璃碗、赤玉卮数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无，皆从西域而来”[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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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六朝对这些异域物品产生兴趣的原因，并不是由于丝绸之路沟通了东西两个世界。当时的华北地区被鲜卑和相关的部落统治，他们很可能与中亚河中地区（Transoxiana）的居民有着一些共同的文化因素，他们必定有大量的机会去直接了解这些西方人。在首都洛阳的一些专供外国人居住的区域，如《洛阳伽蓝记》记载“商胡贩客，日奔塞下”[199]，他们带来了自己的文化与风俗，其中一部分得以在中国保持下来。一具北齐石棺床上刻有一幅全景场面，尽管我们还不能完全理解这幅图像的意义，但其中人物身着独特的中亚服装，在葡萄架下饮酒。有人认为，这幅图像代表了来自中亚河中地区（Transoxiana）（可能是撒马尔罕）的一种仪式，这具石棺床属于死于中国的某位中亚人的墓葬[200]。在离这具石棺床可能的发现地点不远的地方，还发现了另外的几块线刻画像石，也属于北齐的葬具，上面刻画的是一位中国人形象，但随从中有外国人，穿着与前述中亚人服装类似的长袍，推测死者是一位从事东西贸易的商人（图7.66）[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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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66 北齐石刻画像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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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中地区（多被称为粟特）的波斯人在中文里被称为“胡”，这个字从字源上可能与“胡须”有关。在中国有很多胡人聚居区，与其他的居民区一样，若胡人聚居区达到200户家庭以上，即可自治，其官员集团为同胞的行为对中央政府负责，属于治外法权的早期形态。胡商聚居区的首领为“萨宝”（或“萨保”），是梵文sarthavaha的音译，意为“商人首领”，僚属则包括各种祆教，可能还有摩尼教的祭司[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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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鲜卑统治者也有自己独特的服装，并且在其他方面也保持了自己的特性。当时很可能存在有意避免与人数占优势的中原人同化的趋势，因为他们自己位处统治阶层，这是他们应得的特权。在公元5世纪90年代，孝文帝为了强迫自己的部落汉化，曾试图禁穿鲜卑服、禁说鲜卑语，不过这个禁令不久之后就无疾而终。只有当隋唐时期有着自我认同感的中原王朝出现之后，鲜卑旧俗才消失。这种转变的过程，在前述北魏漆棺上有所体现。这具漆棺的发现地点与李贤墓位于同一地区。在棺盖画像上，死者穿着鲜卑式服装，坐姿，手持一只高脚杯和一把扇子，其他人物形象反映了有关孝悌内容的中国传统题材，如上古舜帝的故事，但这些人物均着鲜卑服装。手持高脚杯的坐姿人物形象也见于前述北齐葬具画像、撒马尔罕附近的片治肯特（Panjikent）粟特壁画，以及巴拉雷克城堡遗址（Balalyk Tepe）（图7.67）。中国学者孙机认为这具漆棺上的画像反映了中国所受西方文化的强烈影响[203]。我认为，还不如说它是一种常见的中亚样式。孙机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他强调画像中的孝悌故事并不表明死者已经服膺儒学，而只是说明《孝经》之类已经获得了某种宗教的力量；他还指出这里的鲜卑服装表明了一种反汉化的倾向[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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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67 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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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固原漆棺前挡所绘墓主像；②③巴拉雷克哒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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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鲜卑人与被统治的中原臣民之间无疑有着诸多的不和谐。鲜卑人尚武，在朝廷担任要职，总要急切地捍卫自己的地位；而中原人士则要维护自己的文化优越感。颜之推是在北齐朝廷担任高官的中原人士，极力维护儒家学说与文化。有一次，另一位中原士大夫对他说：“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颜之推对此十分不屑，告诫自己的儿子们“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205]。在这种情形下，似乎有一些蛛丝马迹可以解释为何前述金银器仅仅出现在鲜卑及其中原盟友的墓葬里了。统治阶层拥有获得这些珍宝的经济势力，有些也可能是来自皇室的馈赠，拥有这些真材实料的珍宝是彰显他们地位的标志。而与此同时，一般来说中原人士都在极力地维护自己的文化，他们可能也对这些外来品没什么兴趣，而且由于没有市场，当时的工匠也没有仿制这些外来品的动机。直到隋唐时期，当国家的统一带来了新的繁荣，军队也所向无敌之时，这些外来的珍宝才变得魅力无穷，本土的工匠们也开始仿照外来品制造出品质精良的器物[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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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文明 [:1706968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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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文明 十一 玻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