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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王志高、周裕兴、华国荣：《南京仙鹤观东晋墓出土文物的初步认识》，《文物》2001年第3期，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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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马鞍山市文化局：《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3期，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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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报告只是有选择地列举和描述了部分器物，没有准确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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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 杨泓：《三国考古的新发现》，《文物》1986年第3期，第19～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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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昌市博物馆：《南昌火车站东晋墓葬群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2期，第16～24页；郑岩：《南昌东晋漆盘的启示——论南北朝墓藏艺术中高士图像的含义》，《考古》2002年第2期，第77～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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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 缪启榆：《齐民要术校释》，北京，农业出版社，1982，第250～252页；石声汉：《齐民要术选读本》，北京，农业出版社，1961，第281～2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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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 这里的时间所指何意，并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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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朝阳地区博物馆文物队、朝阳县文物馆：《朝阳袁台子东晋壁画墓》，《文物》1984年第6期，第38～39页及图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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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王世襄：《中国古代漆工杂述》，《文物》1979年第3期，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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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Albert O’Hara，“The Position of Woman in Early China according to the Lieh Nu Chuan，” The Biographies of Eminent Chinese Women. Washington，D.C.：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1945，p.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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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Albert O’Hara，“The Position of Woman in Early China according to the Lieh Nu Chuan，” The Biographies of Eminent Chinese Women，pp.230-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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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漆屏风的报告参见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文物》1972年第3期，第25～26页；唯一全面发表漆屏风彩照和细部特征的是张安治主编《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1·原始社会至南北朝绘画》，第153～163页。关于屏风的讨论，参见志工《略谈北魏的屏风漆画》，《文物》1972年第8期，第55～59页；Lim对屏风有一个详细的论述，参见Lucy Lim，“The Northern Wei tomb of Ssu-ma Chin-lung and early Chinese figure painting.”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New York University，1990。关于司马金龙获得这件屏风的可能途径，以及它在南北文化交流上的地位，参见宋馨《北魏司马金龙墓葬重新评估》，《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02年第11期，第273～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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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马鞍山市文化局：《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3期，第2～3页及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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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固原县文物工作站：《宁夏固原北魏墓清理简报》，《文物》1984年第6期，第48～50页；韩孔乐、罗丰：《固原北魏墓漆棺的发现》，《美术研究》1984年第2期，第3～22页；宁夏固原博物馆编《固原北魏墓漆棺画》，图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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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 固原县文物工作站：《宁夏固原北魏墓清理简报》，《文物》1984年第6期，第49页，图9及图版7.1-7.2；宁夏固原博物馆编《固原北魏墓漆棺画》，图版2。孙机注意到画像中的墓主形象与中亚巴拉雷克（Balalyk Tepe）所见相同，皆坐于榻上，双腿下垂，一手持高脚杯，一手持扇子，他认为这种形象可能反映了墓主反汉化的思想倾向，参见孙机《中国圣火：中国古文物与东西文化交流中的若干问题》，第122～138页。Lucy Lim，“The Northern Wei Tomb of Ssu-ma Chin-lung and Early Chinese Figure Painting，” p.169，认为从艺术风格来看，这具漆棺是鲜卑工匠的作品，但这种看法似乎忽略了工匠所处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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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尹伯奇之父听信伯奇继母的谗言而杀害了自己的儿子，后来偶见一只异鸟，栖于桑树之上对他啾啾而鸣，其声甚是凄惨，他才意识到自己被愚弄了，于是杀死了自己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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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蔡顺伏于其母棺前痛哭，虽遇大火而不避之，火势有感于他的孝行，避棺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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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晏子春秋·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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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关于这具漆棺的更多信息和对其意义的讨论，参见Luo Feng，“Lacquer Painting on a Northern Wei Coffin，” Orientations 21.7（July 1990）：18-29；王泷《固原漆棺彩画》，《美术研究》1984年第2期，第12～16页；P.E.Karetzky and Alexander Coburn Soper，“A Northern Wei Painted Coffin，” Artibus Asiae 51：1-2（1991）：5-20（此文讹误较多，引用需谨慎）；Alexander Coburn Soper，“Whose Body？” Asiatische Studien 44.2（1990）：205-216；and Elizabeth M.Owens，“Case Study in Xianbei Funerary Painting：Examination of the Guyuan Sarcophagus in Light of the Chinese Funerary Painting Tradition，” Unpublished MA thesis，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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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文明 第八章 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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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代，通常的就座方式是坐于铺在地上的席或褥上，这种习俗延续到了六朝，不过无法确知它究竟延续到了何时。比较复杂的是，尽管这种旧时的习俗在语言中留下了很多印迹，比如很多短语中都用到了“席”字，但我们并不能单从字面上把这些短语作为这种习俗存在的证据。不过，如“不能安席”“就席”“侧席”等词语经常出现，还确实表明了“席地而坐”习俗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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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席地而坐的习俗可以在《世说新语》和其他一些文献记载的逸闻中找到证据。例如，王恭从会稽回家后，就坐在一张用簟制成的席子上，簟是一种用来制作上好席子的竹子，显然是当地的一种特产。王忱以为王恭带回很多这样的竹席，于是向他索要，王恭毫不犹豫地将竹席让给了王忱，而自己坐“荐”（一种很粗糙的席子）[1]。又如顾雍得知儿子的死讯时神色不变，但痛苦得将指甲深掐入掌心，以至于鲜血浸透了他所坐的褥子[2]。再如，殷仲堪深恶浪费，吃饭时往往会将洒落到竹席上的米饭捡起来吃掉[3]。在一次宴会上，蔡系离开座位片刻，谢万就坐到了他的席上。蔡系返回时，将谢万连同席子拧起来，将其摔到地上，自己重新坐回原来的席上[4]。除此之外，席子也可能用于某些仪式中。元兴元年（公元403年），桓玄（公元369～404年）为取晋朝而代之，受封为楚王。在受封仪式上，为桓玄准备的席子已经铺好，但在桓玄落座之前，一条狗跑过来在席子上小便，弄得侍臣们惶恐不已。桓玄暴怒，不过也只能让人更换被狗弄脏的席子，继续举行仪式[5]。另一个故事发生在皇后的葬礼上，按规定，官员到了一定的级别，在仪式上就能够独坐一席（绝席），而级别较低的官员则要和别人共坐一席。傅玄（公元217～278年）就因为没有按照规定为他准备单独的席子而大发雷霆[6]。此外，那些忠实可靠、德高望重的官员在退隐时，还能够依惯例得到一些馈赠，包括一张床和若干席、垫，以及20万的俸禄[7]。“同席”指的是共享一张席子，通常表明两人关系比较亲近，比如用在君王及亲信之间。但是，诸如“同榻共席”“连席共榻”的短语最早出现于《隋书》中，可能表明当时榻已经完全取代了铺于地上的席子，而成为新的坐具[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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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期，除了席地而坐，人们还习惯坐在带腿的案上。当时上层社会的主要室内家具就是一个低矮的几案，叫作“床”，与今天的“床”同名。不过当时“床”的用途很多，不仅仅只有现在字面上的意思[9]。因此，最好将当时的“床”看成“榻”，而不是睡觉的床，是人们用来休息、会客、吃饭、写作等的地方。与之配套的还有一些其他的陈设，如扶手、痰盂、火盆以及各种餐饮器皿。在前面放置书桌和饮食器皿，而后面和两侧放置屏风，通常还以“帐”围绕，既可以阻挡蚊虫和灰尘，也可以用来保暖。还可以悬挂帷幔以保护隐私，不用时也可将其拉到两边，用带子固定。这套设施往往非常精细，但奢华程度可能还须遵循一定的等级制度[10]。《邺中记》有一段后赵统治者石虎御床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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