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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虎御床,壁方三丈。冬月施熟锦流苏斗帐,四角安纯金龙,头衔五色流苏。或用青绨光锦,或用绯绨登高文锦,或紫绨大小锦。丝以房子绵,百二十斤白缣里,名曰复帐。帐门角安纯金银鉴镂香炉,以石墨烧集和名香。帐顶上安金莲花,花中悬金箔,织成囊。囊受三升,以盛香。帐之四面上十二香囊,采色亦同。春秋但锦帐,里以五色缣,为夹帐。夏用纱罗,或綦文丹罗,或紫文谷,为单帐。[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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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致的帷帐也发现于南方地区。东晋桓玄所用的帷帐,据说用鲜红的锦缎金丝织成,四角各饰一条金龙,上有五色流苏[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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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墓葬壁画中常发现墓主人的肖像画:死者如生前在家一样,安坐于帷帐之下的榻上,面向墓门。墓主妻子与其同坐一榻,或独坐一榻,侍仆分列两侧。尽管大多数墓葬壁画保存状况不佳,有些支离破碎,但在冬寿墓中,冬寿及其夫人各据一帐的情形还是非常清晰,还能看到上述桓玄帷帐内的那种流苏和羽葆。冬寿夫人似乎坐在榻上,但冬寿本人坐在一个带矮栏杆的坐具上,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床”(图8.1)[13]。目前保存下来的最为精美的卧榻当属司马金龙墓出土的石棺床了,它可能是以这类榻为范本的[14]。从偶尔发现的一些铁质和铜管装置上,也能看出榻上帷帐的搭建方式,帐顶形态或为尖顶,或为覆斗顶,或为截尖锥形顶[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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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壁画中的帷帐与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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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些榻是不设帷帐,而以屏风代替[16]。屏风或置于后部作为背景,或折叠起来围绕在榻的左右及后方。本书第七章中,已对司马金龙墓中出土的精美漆木屏风做过详细描述。事实上,墓葬壁画中也有一些类似的例子,其中一例描绘的是墓主人坐于屏风之前,屏风上绘有山水(图8.2)[17]。另一座墓葬里的壁画屏风更为精美,描绘的是“竹林七贤”形象,这扇屏风是作为榻的背屏存在的,榻下绘有屈腿和精细的挡板(图8.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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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 某墓室壁画屏风人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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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3 某墓室壁画中的帐下榻后屏风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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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榻都较为宽大,可以容纳多人,而且一般不可移动。而较小的榻(或可称作凳子)则是单人坐具[19]。这些榻都有较为坚固的腿和框架以承受人的重量,与“案”(矮桌子)唯一不同的是,榻没有凸起的边缘[20]。榻的实物无一得以保存下来,不过发现了几件陶榻,上面还附着一些漆皮残片。这些陶榻模仿了实际家居生活中的漆木家具,用为随葬品。在一座未被盗扰过的墓葬中曾发现了一件这样的陶榻,经过复原,发现榻上有并不常见的凭几,还置有盘、耳杯、砚台、香炉以及唾盂[21]。在通常情况下,榻的大小只能容纳人,盘子等物是置于案上的,或置于榻前面、侧面的地板上。榻的长度一般在75厘米~130厘米之间,宽度在60厘米~100厘米之间,高度在12厘米~28厘米之间。这种家具在六朝时期曾广泛使用,在壁画和绘画作品中常见其形象(图4.98)[22]。在有些图像中,两人各自跪坐一榻,但共用一顶帷帐(图8.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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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跪坐的缘故,所以就得有相应的支撑身体的方式,于是,凭几、枕头和垫子等用具应运而生了。关于这些用具,在颜之推对梁朝贵族子弟生活的描述中有所提及,他写道,“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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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4 某墓室壁画中帐下人物各坐一榻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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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条腿的凭几模型曾发现于墓葬的随葬物中,原本可能是放在跪坐者面前的,以便坐者欠身倚靠,膝盖正好伸入凭几的两腿之间。因此,凭几可能主要用作身体的前部支撑,而不是作为靠背,尽管有时也作靠背之用[25]。例如,在“竹林七贤”画像中,王戎就背靠着凭几,不过,这里作为靠背的凭几是方盒状[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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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一般采取跪坐姿势,当时人们对跪坐之外的欧式坐姿也并非一无所知。有证据表明,至迟从东周开始,中国人已经开始使用凳子了[27]。而到东汉时期,折叠椅开始从西方传入中国[28]。起初,这种马扎(折叠椅)似乎大都与战场上军队的指挥官有关,它常常出现在一些逸闻中,最典型的是有关曹操的故事[29]。由于这种折叠椅方便、实用,很快就得到广泛的应用,无论室内还是户外,甚至皇宫内都开始使用。这种折叠椅的例子可以追溯到唐代,但实物只有武定五年(公元547年)纪年墓中一件陶俑的手持之物(图8.5)[30]。此外,在文学作品等描述中,常常提及人们所坐的沙漏状的凳子(筌蹄),如作为禅定菩萨的座椅有时也作为西域商人的坐具(图7.6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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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5 持折叠椅的陶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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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尤其在唐代,西方式的椅子被广泛地使用。柯嘉豪(John Kieschnick)认为,椅子传入中国可能早到公元4世纪,最早是用绳索编成的,在佛教寺院里作习禅之用[32]。椅子的广泛使用导致了桌子的出现,其他的一些物品也随着活动面的升高而应运而生。尽管桌子早已开始使用[33],但室内家具风格的彻底变化是较晚发生的,因此以后的语汇中常常将桌子与椅子并称,而出现了“桌椅”一词[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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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榻类似于宽大的床,顾恺之《女史箴图》中有一张榻,大小如房间,皇帝坐在榻前的长椅上,榻内有一名女眷。榻的四周有围栏,围栏前部外折,形成一扇门,四周有帘子,拉上后能遮挡整个榻。尽管有人认为这幅画是后代所作的顾恺之画作摹本,但其中榻的结构还是很好地反映了六朝时期的风格[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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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室内可能也使用了各式箱子、柜子、筐子等家具。在有关顾恺之的轶事中就出现过一种橱柜,顾恺之将自己的画作封存于柜子,一道送给同僚。可是同僚从后部撬开柜子,取走了画作,而丝毫没有破坏柜子的封印。发现柜子空空如也之后,天真的顾恺之把画作的失踪归因于自己的画作太过写实,画作因通灵而变化而去了[36]。汉、唐时期的这类器物有些得以保存,但六朝遗物则很少遗留下来[37]。在一座东晋皇室墓葬里,发现过几件陶盒的残片,矩形、带盖。其中一件复原后的陶盒,长50.6厘米,宽32.8厘米,通高42.2厘米(包括盖高12.5厘米),两端各有一个活动的把手,里面没有发现任何盛放物[38]。在辽宁发现的一座也属东晋的墓葬中,也发现了两个木盒残件,其中一件长46厘米,宽32厘米,残高仅为5厘米,另一件长57厘米,宽33厘米,残高10厘米。两个盒子都用钉子固定,较大的那个还用金属片加固[39]。此外,还发现有大量陶瓷和漆木的浅盒子,内部往往分成多个格子,用来盛放不同种类的物品,包括食物、化妆品以及镜子等。较大的盒子多是用易腐朽的材料制成的,因此保存下来的十分稀少[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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