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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虎御床，壁方三丈。冬月施熟锦流苏斗帐，四角安纯金龙，头衔五色流苏。或用青绨光锦，或用绯绨登高文锦，或紫绨大小锦。丝以房子绵，百二十斤白缣里，名曰复帐。帐门角安纯金银鉴镂香炉，以石墨烧集和名香。帐顶上安金莲花，花中悬金箔，织成囊。囊受三升，以盛香。帐之四面上十二香囊，采色亦同。春秋但锦帐，里以五色缣，为夹帐。夏用纱罗，或綦文丹罗，或紫文谷，为单帐。[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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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致的帷帐也发现于南方地区。东晋桓玄所用的帷帐，据说用鲜红的锦缎金丝织成，四角各饰一条金龙，上有五色流苏[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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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墓葬壁画中常发现墓主人的肖像画：死者如生前在家一样，安坐于帷帐之下的榻上，面向墓门。墓主妻子与其同坐一榻，或独坐一榻，侍仆分列两侧。尽管大多数墓葬壁画保存状况不佳，有些支离破碎，但在冬寿墓中，冬寿及其夫人各据一帐的情形还是非常清晰，还能看到上述桓玄帷帐内的那种流苏和羽葆。冬寿夫人似乎坐在榻上，但冬寿本人坐在一个带矮栏杆的坐具上，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床”（图8.1）[13]。目前保存下来的最为精美的卧榻当属司马金龙墓出土的石棺床了，它可能是以这类榻为范本的[14]。从偶尔发现的一些铁质和铜管装置上，也能看出榻上帷帐的搭建方式，帐顶形态或为尖顶，或为覆斗顶，或为截尖锥形顶[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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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壁画中的帷帐与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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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些榻是不设帷帐，而以屏风代替[16]。屏风或置于后部作为背景，或折叠起来围绕在榻的左右及后方。本书第七章中，已对司马金龙墓中出土的精美漆木屏风做过详细描述。事实上，墓葬壁画中也有一些类似的例子，其中一例描绘的是墓主人坐于屏风之前，屏风上绘有山水（图8.2）[17]。另一座墓葬里的壁画屏风更为精美，描绘的是“竹林七贤”形象，这扇屏风是作为榻的背屏存在的，榻下绘有屈腿和精细的挡板（图8.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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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 某墓室壁画屏风人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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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3 某墓室壁画中的帐下榻后屏风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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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榻都较为宽大，可以容纳多人，而且一般不可移动。而较小的榻（或可称作凳子）则是单人坐具[19]。这些榻都有较为坚固的腿和框架以承受人的重量，与“案”（矮桌子）唯一不同的是，榻没有凸起的边缘[20]。榻的实物无一得以保存下来，不过发现了几件陶榻，上面还附着一些漆皮残片。这些陶榻模仿了实际家居生活中的漆木家具，用为随葬品。在一座未被盗扰过的墓葬中曾发现了一件这样的陶榻，经过复原，发现榻上有并不常见的凭几，还置有盘、耳杯、砚台、香炉以及唾盂[21]。在通常情况下，榻的大小只能容纳人，盘子等物是置于案上的，或置于榻前面、侧面的地板上。榻的长度一般在75厘米～130厘米之间，宽度在60厘米～100厘米之间，高度在12厘米～28厘米之间。这种家具在六朝时期曾广泛使用，在壁画和绘画作品中常见其形象（图4.98）[22]。在有些图像中，两人各自跪坐一榻，但共用一顶帷帐（图8.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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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跪坐的缘故，所以就得有相应的支撑身体的方式，于是，凭几、枕头和垫子等用具应运而生了。关于这些用具，在颜之推对梁朝贵族子弟生活的描述中有所提及，他写道，“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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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4 某墓室壁画中帐下人物各坐一榻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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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条腿的凭几模型曾发现于墓葬的随葬物中，原本可能是放在跪坐者面前的，以便坐者欠身倚靠，膝盖正好伸入凭几的两腿之间。因此，凭几可能主要用作身体的前部支撑，而不是作为靠背，尽管有时也作靠背之用[25]。例如，在“竹林七贤”画像中，王戎就背靠着凭几，不过，这里作为靠背的凭几是方盒状[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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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一般采取跪坐姿势，当时人们对跪坐之外的欧式坐姿也并非一无所知。有证据表明，至迟从东周开始，中国人已经开始使用凳子了[27]。而到东汉时期，折叠椅开始从西方传入中国[28]。起初，这种马扎（折叠椅）似乎大都与战场上军队的指挥官有关，它常常出现在一些逸闻中，最典型的是有关曹操的故事[29]。由于这种折叠椅方便、实用，很快就得到广泛的应用，无论室内还是户外，甚至皇宫内都开始使用。这种折叠椅的例子可以追溯到唐代，但实物只有武定五年（公元547年）纪年墓中一件陶俑的手持之物（图8.5）[30]。此外，在文学作品等描述中，常常提及人们所坐的沙漏状的凳子（筌蹄），如作为禅定菩萨的座椅有时也作为西域商人的坐具（图7.6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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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5 持折叠椅的陶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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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尤其在唐代，西方式的椅子被广泛地使用。柯嘉豪（John Kieschnick）认为，椅子传入中国可能早到公元4世纪，最早是用绳索编成的，在佛教寺院里作习禅之用[32]。椅子的广泛使用导致了桌子的出现，其他的一些物品也随着活动面的升高而应运而生。尽管桌子早已开始使用[33]，但室内家具风格的彻底变化是较晚发生的，因此以后的语汇中常常将桌子与椅子并称，而出现了“桌椅”一词[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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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榻类似于宽大的床，顾恺之《女史箴图》中有一张榻，大小如房间，皇帝坐在榻前的长椅上，榻内有一名女眷。榻的四周有围栏，围栏前部外折，形成一扇门，四周有帘子，拉上后能遮挡整个榻。尽管有人认为这幅画是后代所作的顾恺之画作摹本，但其中榻的结构还是很好地反映了六朝时期的风格[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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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室内可能也使用了各式箱子、柜子、筐子等家具。在有关顾恺之的轶事中就出现过一种橱柜，顾恺之将自己的画作封存于柜子，一道送给同僚。可是同僚从后部撬开柜子，取走了画作，而丝毫没有破坏柜子的封印。发现柜子空空如也之后，天真的顾恺之把画作的失踪归因于自己的画作太过写实，画作因通灵而变化而去了[36]。汉、唐时期的这类器物有些得以保存，但六朝遗物则很少遗留下来[37]。在一座东晋皇室墓葬里，发现过几件陶盒的残片，矩形、带盖。其中一件复原后的陶盒，长50.6厘米，宽32.8厘米，通高42.2厘米（包括盖高12.5厘米），两端各有一个活动的把手，里面没有发现任何盛放物[38]。在辽宁发现的一座也属东晋的墓葬中，也发现了两个木盒残件，其中一件长46厘米，宽32厘米，残高仅为5厘米，另一件长57厘米，宽33厘米，残高10厘米。两个盒子都用钉子固定，较大的那个还用金属片加固[39]。此外，还发现有大量陶瓷和漆木的浅盒子，内部往往分成多个格子，用来盛放不同种类的物品，包括食物、化妆品以及镜子等。较大的盒子多是用易腐朽的材料制成的，因此保存下来的十分稀少[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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