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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晋书》卷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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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北堂书钞》卷129列举了文献中出现的大量“袴褶”写成带“夸”音之字的例子,其中一例引自《世说新语·汰侈》,谓武帝造访其婿王济家时,王济以婢子百余人供奉,皆“绫罗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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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Albert E.Dien,“A Study of Early Chinese Armor,” Artibus Asiae 43:1-2(1981-1982):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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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原田淑人:『增補漢六朝の服飾』,49頁;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上海,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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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商春芳:《洛阳北魏墓女俑服饰浅论》,《华夏考古》2000年第3期,第7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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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这件衣物疏将在第六章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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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原田淑人:『增補漢六朝の服飾』,189頁,认为这两件衣物之所以放在最末,是因为其材质低劣,但又排在棺与棺钉之后,所以它们很可能是裹尸布。第二件被称为“襟裙”,但裙子是不太可能有衣襟的,也许它只是某种围裙。原田认为“襟”与“禁”有关,而《颜氏家训》称“禁”是一种方言词,是紫色之意。这种解释不太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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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江西省博物馆:《江西南昌晋墓》,《考古》1974年第6期,第3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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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如两具棺里各有一面镜子,但衣物疏仅列出了一面。但在另一方面,衣物疏列有两把梳子、两件石猪(玉豚),实际上在两棺内各发现其中一件。此外,女棺内的金属器如首饰、钱币、针等都不见于衣物疏,而衣物疏里的墨、砚台却发现于男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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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这件衣物疏的抄本收入端方《陶斋藏石记》,石刻史料丛书,台北,艺文印书馆,13.6b-7a。对该衣物疏序言的研究,参见浅見直一郎「中国南北朝時代の葬送文書——北斉武平四年『王江妃随葬衣物疏』を中心に」,『古代文化』42.4(1990),1-19頁。其中一张木牍照片发表在《文物》1965年第10期,第8页,图8。并非所有衣物疏都有内容如此丰富的清单,安徽出土的两件东吴衣物疏不如上述几件清晰易读,并没有明确列出衣物的品类,罗列的似乎主要是衣物的匹头,参见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安徽南陵县麻桥东吴墓》,《考古》1984年第11期,第9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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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全10册。这些文书的照片及抄本也以同名著作出版,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全4册。此外,大英博物馆收藏有三件衣物疏(Henri Maspéro,Les documents chinois de la troisime expdition de Sir Aurel Stein en Asie centrale. London: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1953:155-156;熊谷宣夫「橘師将來吐魯番出土紀年文書」,『美術研究』213(1960),169-173頁),日本收藏有四件〔小笠原宣秀「西域出土の厭勝祈願文につぃ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5.2(1957),186-187頁;小笠原宣秀「吐魯番出土の宗教生活文書」,『西域文化研究』3(1960),254-256頁〕。另有一件参见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第33页。不过,阿斯塔那墓葬衣物疏所列的许多物品明显是虚构的,参见浅見直一郎「中国南北朝時代の葬送文書——北斉武平四年『王江妃随葬衣物疏』を中心に」,『古代文化』42.4(1990),2頁。此处分析的衣物疏如下(根据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括号里是墓葬纪年和墓主性别):1.9(384,女);1.10(384,女);1.14(418,女);1.31(399-423,女);1.59(425,女);1.61(428,女);1.98(436,?);1.111(437,?);1.176(437,?);1.184(?,女);1.185(?,?);2.2(482+,女);2.31(551,女);2.35(535,女);2.37(557,?);2.60(543,女);2.62(548,女);2.64(562,男);2.181(567,女);2.215(558,男);2.217(576,女);2.310(592,男);2.314(592,?);2.347(548,?);3.9(605,女);3.12(605,?);3.21(607,?);3.59(613,男);3.61(617,女);3.66(596,女);3.68(604,男);3.69(617,女);4.2(591,女);4.4(597,男)。最后两份在第四册后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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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性别的判断是由衣物疏中具有性别意义的物品来决定的,如武器被当成男性的随葬品,而化妆品和剪刀则当成女性随葬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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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新疆博物馆考古队:《吐鲁番哈喇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6期,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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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新疆博物馆考古队:《吐鲁番哈喇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6期,第8~9页。该文引用了《梁书》卷54关于从高昌传入棉花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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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夏鼐:《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考古》1963年第1期,第66~67、75~76页。这种母题据说是受萨珊影响的结果,但实际上可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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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马承源、岳峰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丝路考古珍品》,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周金玲:《尉犁营盘墓的考古新收获》,《鉴赏家》1998年第8期,第6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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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王仁湘:《古代带钩用途考实》,《文物》1982年第10期,第77~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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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当发现周处墓出土的腰带构件中有一件是铝质时,着实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铝是19世纪以前尚不为认知的一种金属,夏鼐说这件铝构件是后期混入墓中的,参见夏鼐《晋周处墓出土的金属带饰的重新鉴定》,《考古》1972年第4期,第34~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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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孙机:《先秦、汉、晋腰带用金银带扣》,《文物》1994年第1期,第50~64页。这篇文章主要是对这些牌形带具所做的研究,也涉及一些中亚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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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孙机:《我国古代的革带》,《文物与考古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第307页。关于这里的外来词,参见Alvin P.Cohen,comp. Selected Works of Peter A.Boodberg.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pp.136-137,以及所引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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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王仁湘:《带扣略论》,《考古》1986年第1期,第65~75页,讨论了带扣在春秋时期的初始形状,将其分为六个类型,每个类型之下又分为若干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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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王仁湘:《带扣略论》,《考古》1986年第1期,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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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贠安志:《中国北周珍贵文物:北周墓葬发掘报告》,第69~70页,第157~160页,图149,图版173。贠安志对这种带具的定名及历史有一个全面的记录,但关于带扣问题,他只说腰带很小,足以穿入带扣,称这种腰带曾被实际使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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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确定带扣用途的主要问题是它们在墓中的位置极少被提及,有的情况更复杂,如在朝阳袁台子东晋墓报告中,银质的牌形带具和带扣皆被称为“带扣”,因此很难弄清带扣在墓葬平面图(第29页)中指的是哪一件器物,参见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朝阳地区博物馆文物队、朝阳县文物馆《朝阳袁台子东晋壁画墓》,《文物》1984年第6期,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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