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973431
[24] 商春芳：《洛阳北魏墓女俑服饰浅论》，《华夏考古》2000年第3期，第71～76页。
1706973432
1706973433
[25] 这件衣物疏将在第六章详述。
1706973434
1706973435
[26] 原田淑人：『增補漢六朝の服飾』，189頁，认为这两件衣物之所以放在最末，是因为其材质低劣，但又排在棺与棺钉之后，所以它们很可能是裹尸布。第二件被称为“襟裙”，但裙子是不太可能有衣襟的，也许它只是某种围裙。原田认为“襟”与“禁”有关，而《颜氏家训》称“禁”是一种方言词，是紫色之意。这种解释不太有说服力。
1706973436
1706973437
[27] 江西省博物馆：《江西南昌晋墓》，《考古》1974年第6期，第375页。
1706973438
1706973439
[28] 如两具棺里各有一面镜子，但衣物疏仅列出了一面。但在另一方面，衣物疏列有两把梳子、两件石猪（玉豚），实际上在两棺内各发现其中一件。此外，女棺内的金属器如首饰、钱币、针等都不见于衣物疏，而衣物疏里的墨、砚台却发现于男棺内。
1706973440
1706973441
[29] 这件衣物疏的抄本收入端方《陶斋藏石记》，石刻史料丛书，台北，艺文印书馆，13.6b-7a。对该衣物疏序言的研究，参见浅見直一郎「中国南北朝時代の葬送文書——北斉武平四年『王江妃随葬衣物疏』を中心に」，『古代文化』42.4（1990），1-19頁。其中一张木牍照片发表在《文物》1965年第10期，第8页，图8。并非所有衣物疏都有内容如此丰富的清单，安徽出土的两件东吴衣物疏不如上述几件清晰易读，并没有明确列出衣物的品类，罗列的似乎主要是衣物的匹头，参见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安徽南陵县麻桥东吴墓》，《考古》1984年第11期，第978页。
1706973442
1706973443
[30]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全10册。这些文书的照片及抄本也以同名著作出版，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全4册。此外，大英博物馆收藏有三件衣物疏（Henri Maspéro，Les documents chinois de la troisime expdition de Sir Aurel Stein en Asie centrale. London：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1953：155-156；熊谷宣夫「橘師将來吐魯番出土紀年文書」，『美術研究』213（1960），169-173頁），日本收藏有四件〔小笠原宣秀「西域出土の厭勝祈願文につぃ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5.2（1957），186-187頁；小笠原宣秀「吐魯番出土の宗教生活文書」，『西域文化研究』3（1960），254-256頁〕。另有一件参见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第33页。不过，阿斯塔那墓葬衣物疏所列的许多物品明显是虚构的，参见浅見直一郎「中国南北朝時代の葬送文書——北斉武平四年『王江妃随葬衣物疏』を中心に」，『古代文化』42.4（1990），2頁。此处分析的衣物疏如下（根据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括号里是墓葬纪年和墓主性别）：1.9（384，女）；1.10（384，女）；1.14（418，女）；1.31（399-423，女）；1.59（425，女）；1.61（428，女）；1.98（436，？）；1.111（437，？）；1.176（437，？）；1.184（？，女）；1.185（？，？）；2.2（482+，女）；2.31（551，女）；2.35（535，女）；2.37（557，？）；2.60（543，女）；2.62（548，女）；2.64（562，男）；2.181（567，女）；2.215（558，男）；2.217（576，女）；2.310（592，男）；2.314（592，？）；2.347（548，？）；3.9（605，女）；3.12（605，？）；3.21（607，？）；3.59（613，男）；3.61（617，女）；3.66（596，女）；3.68（604，男）；3.69（617，女）；4.2（591，女）；4.4（597，男）。最后两份在第四册后部。
1706973444
1706973445
[31] 性别的判断是由衣物疏中具有性别意义的物品来决定的，如武器被当成男性的随葬品，而化妆品和剪刀则当成女性随葬品。
1706973446
1706973447
[32] 新疆博物馆考古队：《吐鲁番哈喇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6期，第8页。
1706973448
1706973449
[33] 新疆博物馆考古队：《吐鲁番哈喇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6期，第8～9页。该文引用了《梁书》卷54关于从高昌传入棉花的记载。
1706973450
1706973451
[34] 夏鼐：《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考古》1963年第1期，第66～67、75～76页。这种母题据说是受萨珊影响的结果，但实际上可能不是。
1706973452
1706973453
[35] 马承源、岳峰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丝路考古珍品》，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周金玲：《尉犁营盘墓的考古新收获》，《鉴赏家》1998年第8期，第62～67页。
1706973454
1706973455
[36] 王仁湘：《古代带钩用途考实》，《文物》1982年第10期，第77～78页。
1706973456
1706973457
[37] 当发现周处墓出土的腰带构件中有一件是铝质时，着实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铝是19世纪以前尚不为认知的一种金属，夏鼐说这件铝构件是后期混入墓中的，参见夏鼐《晋周处墓出土的金属带饰的重新鉴定》，《考古》1972年第4期，第34～39页。
1706973458
1706973459
[38] 孙机：《先秦、汉、晋腰带用金银带扣》，《文物》1994年第1期，第50～64页。这篇文章主要是对这些牌形带具所做的研究，也涉及一些中亚材料。
1706973460
1706973461
[39] 孙机：《我国古代的革带》，《文物与考古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第307页。关于这里的外来词，参见Alvin P.Cohen，comp. Selected Works of Peter A.Boodberg.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pp.136-137，以及所引文献。
1706973462
1706973463
[40] 王仁湘：《带扣略论》，《考古》1986年第1期，第65～75页，讨论了带扣在春秋时期的初始形状，将其分为六个类型，每个类型之下又分为若干亚型。
1706973464
1706973465
[41] 王仁湘：《带扣略论》，《考古》1986年第1期，第73页。
1706973466
1706973467
[42] 贠安志：《中国北周珍贵文物：北周墓葬发掘报告》，第69～70页，第157～160页，图149，图版173。贠安志对这种带具的定名及历史有一个全面的记录，但关于带扣问题，他只说腰带很小，足以穿入带扣，称这种腰带曾被实际使用过。
1706973468
1706973469
[43] 确定带扣用途的主要问题是它们在墓中的位置极少被提及，有的情况更复杂，如在朝阳袁台子东晋墓报告中，银质的牌形带具和带扣皆被称为“带扣”，因此很难弄清带扣在墓葬平面图（第29页）中指的是哪一件器物，参见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朝阳地区博物馆文物队、朝阳县文物馆《朝阳袁台子东晋壁画墓》，《文物》1984年第6期，第37页。
1706973470
1706973471
1706973472
1706973473
1706973475
六朝文明 第十章 铠甲和武器
1706973476
1706973477
六朝时期给人的总体印象是分裂、动乱以及大规模的战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能会以为这一时期的墓葬中，能够从较高层次上反映当时的武装冲突情形，但目前的考古发掘并没有发现太多的军事装备，无论攻击性武器，还是防御性武器都不多见。不过，这个时期确实在军事上取得了一些重要的发展，这些发展对战争方式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1706973478
1706973479
这一时期几乎所有的铠甲都是薄片状的，即由许多小甲片构成，每个甲片四角都有孔，可以连缀在一起。甲片有的是用涂漆的皮革做成的，也有的是铁质的；金属甲片是在汉代开始出现的。鱼鳞甲指的是仅将上缘固定在背衬上的甲片，层层垒叠起来，做成鱼鳞状。这种鱼鳞甲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使用的，而在中原，鱼鳞甲也与胡人有关，有些可能是胡人雇佣兵所用。
1706973480
[
上一页 ]
[ :1.706973431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