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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1 公元6世纪后期的骑兵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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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2 敦煌壁画中的战斗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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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世纪时，马镫的发明使得披着厚重铠甲的战士能够安坐在马背上，同时也引起了对马甲或马具的重视，毋庸置疑，这些都是为了保护全身都在重装铠甲下的骑兵。在邺城以及冯素弗墓中出土的一些大型甲片可能就是这种马甲的构件，不过最好的证据还是出自随葬俑（图10.11）和墓葬壁画（图10.12）。重骑兵在中国出现于新的军事技术席卷亚洲之时，这种技术革新之风最后还传到了欧洲。六朝时期，当重装的士兵成为军队的支柱时，中国的战争技术也在此时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也许还导致了游牧民族在中国北方的崛起，因为他们善于骑射。以往依赖大量步兵的旧式军事组织形式开始变得不那么重要了[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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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的墓葬中发现了各种各样的武器。剑（特指双刃的）几乎全是铁制的，见诸报道的这一时期25把剑中，有23把是铁质的，1把青铜的，还有一把木质的[14]！遗憾的是，由于铁不能像青铜一样长期保存，所以大部分铁剑已残。那些保存相对完整的剑，长度一般在58厘米～90厘米之间，其中较长的一把剑出土于北齐库狄迴洛墓（卒于太宁二年，公元562年），剑锋尺寸是70厘米×2.7厘米、剑柄为70厘米×3厘米。与出土的其他剑一样，这把剑上还保留着剑鞘的痕迹，由有着黑红纹饰的漆木以及与剑身等长的青铜箍组成，在剑鞘末梢以及剑柄处都有装饰（图10.13）[15]，可能与墓葬武士俑手持的剑类似[16]。这把剑放在死者身旁，而在其他墓葬中，剑一般都发现在主墓室内，这一点与放在墓主人身旁的情况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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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3 剑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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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的特征是单面刃，断面呈楔形。“刀”常被翻译成“knife”，不过它与英语中的“knife”含义不同，长度并非确定是否为“刀”的决定因素，考古中曾经发现长达126厘米的刀。根据格拉夫（David A.Graff）的研究，汉代时刀取代了剑，因为对骑兵而言，刀的用途比剑要大，因而更受青睐[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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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发现的短刀似乎并不是为战争而设计的，但也很难界定战争武器所需的最短限度，若大致以50厘米作为界线的话[18]，那么，见诸报道并收录在本书数据库中的230把刀中，只有46把的长度够得上攻击武器的标准。大多数刀都有环形的刀柄（图10.14）[19]，铁制[20]，末端不是平的，而是呈一定角度。随葬时，一般插在刀鞘中，放在棺内死者的身旁。至少有一例比较特殊，刀放在女性死者的棺内[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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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4 单刃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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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地区、长江下游以及广东墓葬中，出土了数量相对较多的刀和剑，其中四川地区1/3的墓葬中都有发现。可能有人会认为四川和广东地区刀剑较多是由于戍边的需要，长江下游刀剑较多是因为政局不稳[22]。不过，从不同时期出土刀剑的墓葬比例来看，以上推断值得推敲：20%出自三国时期，9.6%出自晋代，而晋以后的南北朝时期，北方和南方分别只有2.8%和3.9%。难道武器的减少意味着战争和暴力冲突的缓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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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期的墓葬中也发现了其他带刃的武器，如匕首和削。都是青铜或铁质的。所见的匕首实物长度一般在23.5厘米～26厘米之间。削一般是双锋弧刃，不过这个时期发现的一些直刃者也被称为削，长度（如果报告中有的话）在11厘米～21厘米之间不等。这个时期只有4把匕首和13把削见诸报告，由于都已支离破碎，加上报告描述不清，我们并不清楚为何要将二者进行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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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壁画中所见，这个时期的骑兵往往手持长枪或长矛，以适应作为快速反应部队的骑兵需要。墓葬中发现了少量的（9件）铁质矛，一般长19厘米～49.5厘米，矛头呈三角形，中腰较窄，有一圆形的銎，是用来装把柄的。还发现了4件戈，其中一件青铜戈可能属于前代遗物[23]。此外，还发现了各种形状的铁镞，包括平头镞，还有鸣镝。一般来说，这些武器都朽蚀严重，而且本质上主要是一种实用工具，所以，它们在工艺上并无特别之处[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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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葬中的武器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它们是作为日用品放置在墓中，像墓中的各种瓶瓶罐罐和其他私人物品一样，用来陪伴死者在另一个世界的生活吗？抑或它们有什么其他特别的用途？如保护墓葬的安全，使之不受来自地下世界的侵扰？换言之，它们是否具有辟邪的功能？如果是后者的话，那么它们与本书此前讨论过的弩机属于同一类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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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呼和浩特美岱村北魏墓》，《考古》1962年第2期，第91页，其中三大块锈铁可能就是铁甲；包头市文物管理处：《包头固阳县发现北魏墓群》，《考古》1987年第1期，第39页，三块铁甲（5厘米×2.4厘米）的背面有布匹的痕迹，上缘有小铁钩，下缘有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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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黎瑶渤：《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文物》1973年第3期，第8、24、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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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博物馆：《朝阳十二台乡砖厂88M1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11期，第21～22页；田立坤、张克举：《前燕的甲骑具装》，《文物》1997年第11期，第72～75页。除了马首甲，其他马具也得以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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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邺城考古工作队：《河北临漳县南城朱明门遗址的发掘》，《考古》1996年第1期，第8页。这件铠甲很可能曾在隋军与尉迟迥之间的战争中使用，当时尉迟迥的反隋战争导致了邺城的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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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实验研究中心：《邺南城出土的北朝铁甲胄》，《考古》1996年第1期，第2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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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lbert E.Dien “A Study of Early Chinese Armor，” Artibus Asiae 43：1-2（1981-198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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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关于中国早期铠甲的历史，参见Albert E.Dien，“A Study of Early Chinese Armor，” Artibus Asiae 43：1-2（1981-1982）：5-56；杨泓《中国古兵器论丛》，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第36～50页；Albert E.Dien，“Armor in China before the Tang Dynasty，” Journal of East Asian Archaeology 2.3-4（2000）：23-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