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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5 山东沂南画像石上的灯（公元2～3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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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6 敦煌220窟药师净土世界中的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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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艺术作品中灯的图像来看，沂南画像石上就出现了灯的图像，由单个灯碗、灯柄和灯座组成，并有火舌从灯碗里漂出（图12.5）。司马金龙墓的漆屏风画中有一件更为精致的枝形灯，有三个灯壶，也有火苗从灯壶里冒出，下有长长的上宽下细的柱子[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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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6世纪末7世纪初，当药师信仰盛行之时，灯才开始出现在敦煌壁画中。药师佛的第一个誓愿就是用他的灯照亮众生，让灯的光芒驱除人们心中的愚妄和其他疾病[109]。张元以孝闻名，曾努力为祖父治疗眼疾，受《药师经》所感，请来七位僧人各执一灯，七日七夜转颂《药师经》，求祖父复明，经颂中有“今以灯光普施法界”之语，这说明灯在药师信仰中是非常重要的[110]。敦煌220窟描绘的药师净土世界中，菩萨将带有火苗的灯碗放入巨大的三层灯树（或枝形灯）的灯臂里（图12.6）[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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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照明方式的地区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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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种种迹象来看，我们应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六朝时期，蜡烛在南方的使用可能比北方更加普遍。在刘宋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的一次南北礼品交换中，南方拿出的是蜡烛，这或许可以证实上述的假设[112]。南方发现了很多动物造型的烛台，如卧羊形的烛台，在羊的头顶上有孔，也有卧狮形的烛台，狮背上有插孔，有的狮背上除了插孔，甚至还骑着一个人，支着一个放蜡烛的碗或可以压蜡烛的烛扦。北方发现的唯一一件此类造型的烛台出自安阳隋开皇十四年（公元594年）的张盛墓[113]。相比之下，灯则在南北方都有发现，在平均9.3%的墓葬随葬品中都有灯（此处仅指在报告中称“灯”者）。不过，从灯的地区分布来看，北方16.2%的墓葬中有灯，而南方只有7.4%的墓葬中有灯，这就再次证明了南方使用蜡烛较多。造成这种地区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蜡的原料大部分都产自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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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点灯方式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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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灯在西方考古发现中已经成百上千，但中国的考古发现却无法与之相比，部分原因在于中国的考古以墓葬为主，而且由于做灯用的敞口碗很难与普通的碗相区分。奇怪的是，带有漂浮灯芯的敞口碗一直是中国灯的标准装置，但并不是一种经济性的灯，因为这种灯的灯油更易耗尽，而且被火焰加热后，灯油更易蒸发，燃烧也不太充分。李约瑟（Needham）对解决灯油挥发的问题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他在灯壶下加上一个储水罐，以便让灯油冷却，就像我们看到的蒸馏过程中起冷却作用的绝热水罩一样。另一种更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将灯壶做成圆球形，并桥接出一个在希腊罗马时期广为应用的喷管。我们不禁奇怪，为何这么简单的装置没有经由丝绸之路传到中国[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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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关于这个问题要说的是点灯或点蜡烛的取火方式，是用火石与铁相撞，或与火钻摩擦生热产生火花来点燃引火索，也可以用镜子将太阳光聚焦产生的热量来点亮。当时还没有发明火柴[115]。在燃灯或燃蜡所需的火源出现之前是如何点灯或点蜡烛的，并不见于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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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文明 [:1706968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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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文明 五 交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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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时期的交通方式包括骑马、轮式车舆、肩舆以及船只（尤其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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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骑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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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能够提供一种最快速的旅行方式，不过，骑马自然也需要一定的乘骑技巧和驭马的能力。在公元4世纪马镫发明以前，已经出现了马鞍，尤其是高高的前鞍和鞍尾，还出现了马裙（即“障泥”），这些是为了让骑乘者乘坐得更安全而设，可能由一种依骑乘者双腿而做的较硬的东西演变过来[116]。《世说新语》中提到的意外跌落可能是由于没有马镫的原因[117]。骑乘在这个时期的南朝上层人士中似乎已经不再流行。王恭战败后试图骑马逃走，但由于不善骑马，引起皮肉生疮，转到一只小船上后被俘，结果被斩首[118]。按颜之推的说法，梁朝京师已经无人骑马，哪怕骑很小的果下马也会显得过于放达，如果高官骑马还会遭到弹劾。建康令王复从未骑过马，见到马在嘶叫和喷鼻就大惊，对人说，这明明是老虎，为何要称作马呢[119]？尽管如此，也有一些文献提到了骑马出行，所以我们不应过多地渲染这些典故[120]。贾思勰写于公元6世纪的《齐民要术》对饲养马匹有着非常详尽的介绍，甚至包括如何根据牙齿的数量和外形判断马匹的年龄[121]。石声汉提到，在这部著作里介绍了30种治疗马病的方法，也有牛、猴、羊病的治疗方法，并以绵羊疮痂的治疗法为例做出了解释。石声汉说，这些治疗方法“大多数是合理的，甚至可以说是娴熟的”[122]。不管怎样，上层社会人士的交通工具还可以选择车舆和肩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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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车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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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时期，汉代的马车已经被牛拉的两轮车取代，车的种类也发生了变化。辎（有屏蔽的车）最早是限制普通人使用的，一般用作运输货物和妇女乘坐，这种车至汉代地位下降了，但成为最受青睐的交通工具。同时，轺车（一种类似旧时战车的轻型无盖车）开始被社会各阶层的人使用，但从魏晋开始则由最高级的官员专享，这可能由于牛作为役畜越来越受欢迎，因此，较大也更舒适的辎车开始受到青睐，但不管如何，这两种类型的车都是用牛来牵引的。应该注意的是，四轮或更多轮子的车只出现在佛教场景里，来自佛教经典的描述[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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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舆形制的变化在汉代就已经开始了，如在著名的甘肃武威汉墓所见，在一组青铜器模型组成的仪仗行列中，与牛车同时出现的还有一辆更为精美的双轮马车形的车舆[124]。可能属公元3世纪的沂南画像石中，以马牵引的车占绝大多数，但也有三辆排成一排的牛车停在那里，旁边没有挽牛[125]。牛车上满载宴会用的食物，显然地位不如马车。牛车的车轮可能不如马车轮子大，车辕也是直的，或近乎直的，而马车的车辕是上弧的。在牛背隆起的前部架着一个轭，牛欠身向轭即可驱动车舆[126]。用各种带子将轭固定在前部，显然如沂南画像石所见，后部也是有某种器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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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车向牛车的过渡在卤簿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卤簿是组成仪仗的规则，如史书所载，上自皇帝、下至低级官吏皆有不同的卤簿。卤簿制度详细规定了车舆的数量、种类和装饰，以及随从的规模；随从人员既有骑马的，也有步行的，包括仪卫武士和伎乐。这些仪仗是身份的重要标志[127]。公元4世纪的冬寿墓中描绘了一幅这样的仪仗行列（图11.9）。如刘增贵所说，秦汉出现关于服饰、印玺和车舆的节俭规定之后，青铜器不再是身份的标志，正史中也开始出现车舆和服饰的专论[128]。六朝时期的节俭法令制定了有关车舆的等级制度，明确规定了车舆的种类和形状、乘坐的姿势、役畜的种类和数量、车盖或车帘的种类、车身、车轮和轮毂的颜色，以及车上的旌旗种类和数量。南朝颇为严格地遵循了秦汉的车舆制度，而北朝则有较多变化。例如，北周车舆制度效仿《周礼》，隋代则以驭者或马夫的数量作为身份的标志，这些都不见于汉晋和南朝文献[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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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遮风挡雨的车篷（通“幰”）有多种形式，有将役畜和车子一起遮挡的，也有只遮挡车子的，还出现了一种拱形的车篷，即将一顶弧形的帐子分别在车舆的两侧固定。即便是这样的车篷，也得遵循节俭法令，种类和颜色因车主身份的高低而不同。比如，北魏规定八品或以下官吏不得使用车篷[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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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葬中发现的陶车模型一般与艺术作品中的车舆结构相同。在宁夏北魏墓中发现的一件轺车模型（图12.7）[131]与冬寿所乘相类。然而，大多数陶车模型都是有屏蔽的车，车上有两根车辕，从车厢两侧延伸至牛的两侧。车轮相当高，比牛还要高一些，车辕与地面平行。轮辐一般为16根，从突起的轮毂伸向四周。车轴与以前的马车轴一样不能转动，而是做成固定在车底的轴承。有的车体是没有屏蔽的，但一般都是封闭的，前部有一个门或一套门窗，后部也有一个门。车篷是用布做的，以框架支撑，顶部或圆或平。很多车篷在前部略微突出，也有的后部突出，无疑是为了挡雨。驭者坐在前部的箱子似的空间里或台阶上，也有的像今天中国所见一样，走在役畜旁边[132]。有的情况下，车篷从车顶一直前伸到牛身上，以免牛受到日晒。这种车篷的前端用一根长绳子拴在车体上。在司马金龙墓的屏风上[133]和嘉峪关的一幅晋墓壁画中[134]，可以看到一种全覆盖的车篷，这是一种遮住整个车舆的遮阳罩。在嘉峪关那种沙漠地区，这种额外的遮阳方式一定备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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