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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7 宁夏固原北魏墓葬出土轺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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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8 洛阳北魏棺床拓片上的牛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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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发现的一具北魏石棺床上有一幅栩栩如生的牛车图像（图12.8）[135]。牛头上似有一个笼头，一道箍与牛轭的两端相连，然后从牛颈下绕过去，无疑是为了防止轭从牛背隆起上脱落；后面的车门上似乎垂着一个帘子，可能是为了防尘，也可能是为了保持私密性。还有一个实例，在一件车舆明器的车厢里发现了一件小型扶手，不过，坐在这种车里的不适感可能并不会因为使用了这种扶手而有多大缓解。由于这种车一直使用到近代，所以很多第一手的资料都记录了坐这种车是何等不舒服。帝王的交通工具必定要讲究得多，在当时人的描述中，有由12头牛、12只大象、6匹马或15匹马拉的车[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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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所说的“牛”，包括家牛（Bos taurus）和瘤牛（Bos indicus），以及二者的杂交种（有时指Bos chinensis）[137]。中国中部的黄牛以颈胸部有健壮的隆起为特征，这个隆起一直延伸至颈部，是胸部隆起的瘤牛与始见于中国的无隆起的家牛的杂交种[138]。将轭架在这个隆起的前部可以让牛有效地负重。纯种的瘤牛也发现于中国南方，它与东南亚的瘤牛关系密切，无疑是从那里传入的。郭璞（公元276～324年）注《尔雅》时也提到了瘤牛，叫犎牛，他认为犎牛产于中国最南的今两广地区[139]。假如到公元4世纪时才在如此靠南的地区饲养瘤牛，那么它又是何时开始与家牛杂交，并产出如此适合牵引牛车的役畜的呢？牛拉的车舆通常被称为牛车，这里的牛指被阉割的小公牛，雄性的杂交牛都有较大的隆起，而且比母牛强壮，所以更适合于挽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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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畜由马向牛转变的原因有多种解释。在六朝以前，牛是普通人使用的，但显然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牛车开始用于皇室仪仗，并且作为上层社会人士的交通工具。南方不宜养马而马匹稀缺，可能是牛车出现的一个原因，但是，事实上北方也出现了由马向牛的转变，北方的马匹是不应该比以前更稀缺的。刘增贵敏锐地指出，可能由于马匹稀缺而地位提高了，但是这时的上层人士也开始使用牛车。还有一种解释认为，马车向牛车的转变可能是在汉晋时期的频繁战乱中马匹大量损失的结果[140]。此外，刘增贵还提出了其他几种可能的原因：牛车的重心较低，易于驾驭；牛车的承载空间较大，更宽敞和舒适。他还提出，牛车的使用可能也受到了道教和佛教的影响（道家的老子曾乘牛车出关，在佛教中牛是佛的象征），不过他对这个问题并没有详述。刘增贵更倾向于认为这种转变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观念和态度的转变，当时出现了以纯洁与美德作为标准的选官原则，这意味着对财富与地位的炫耀要遭到摒弃，节俭成为纯洁的标志，在这种新观念的影响下，上层人士开始选用牛车出行，并因此引起了社会各阶层对牛车的普遍采用[141]。劳榦在刘增贵著作的跋中指出，他并不认同刘的观点，坚持认为是动乱时期马匹短缺所致[142]。至少到六朝初年，马车已经差不多消失了[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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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车舆都是两轮的，不过在洛阳的一座太和十三年（公元489年）石室以及公元6世纪的一具石棺线刻画中（图8.12），明显出现了一种三轮的交通工具。在一幅孝子故事图中，年迈的父亲坐在车舆内，这种车是要人来推的[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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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肩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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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适合一部分人的交通方式是肩舆。《宋书》将其称为“辇车”，后来又出现了“步辇”。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一种轮子可以拆卸的有轮车，不过这种车是何时出现的尚不得而知[145]。史载汉成帝（公元前33～前7年在位）邀宠妃同乘一舆出游，但遭拒绝，宠妃说他应该邀大臣同乘，而不是妇人。这里提到了汉成帝所乘的交通工具。这个典故见于顾恺之画作《女史箴图》中，但其中细节很不清楚。司马金龙墓的屏风上则较为清晰，是一个后部较高并带有顶篷的精致箱体，上面有一个可能是身份标志的伞盖，四人用两根抬杠肩扛[146]。邓县（今邓州市）画像砖上也出现了略微简单的肩舆，也是一个带有顶篷的座子，由于没有乘坐者，四个人可以轻松地抬起（图12.9）。广西的一座墓里也出土了一件没有顶篷的肩舆模型，两个人抬着一个简单的带有四条腿的箱子，不过抬杠的情况不很清楚[147]。《世说新语》中多次出现肩舆杠的记载，都是发生在公元4世纪中叶的事件，不过都没有说明它的结构和抬杠的人数[148]。陶渊明探访一位刺史后回家时，刺史让侍者和两个儿子用肩舆抬着他回家，据说陶渊明很高兴，似乎并不在意这种不够威风的交通工具。或许陶渊明所乘的是“版舆”，这也是在中国有着悠久历史的一种肩舆[149]。肩舆一直是不太常用的交通工具，直到南宋才开始流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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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9 邓县画像砖拓片中的肩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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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是上层社会人士使用役畜车舆的黄金时期，但到唐代，除了在一些特别的典礼中，骑马变成常见的交通方式，这无疑是北方人的传统，他们对唐代统治阶层生活方式的影响是巨大的[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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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水上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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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盛产水稻、水源丰富，这是南北方最明显的差别。在北方干旱的黄土地区旅行得坐着车在布满车辙的道路上嘎嘎前行；而与北方不同的是，南方的主要旅行方式是坐着船在密布的河流与运河中穿梭。当然，南方的主要水路是长江，也可简称为“江”，沿途有很多大的支流注入其中，如汉江、赣江和湘江，这些大支流又有自己的小支流和湖泊，沿途汇入长江者，皆可作为重要的水道。首都建康位于河网交汇处，连接各河流的运河可以将富庶的三吴地区产品运抵建康的码头。在所需之处都会建造码头（埭）和中转站，并制定了交通管理和税收制度，不幸的是，有的地方豪强会控制税收并据为己有[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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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元和四年（公元809年），李翱经水路从洛阳前往广州花了半年时间，行程约7000里，他的行程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六朝水路交通的信息[152]。《世说新语》记载了很多官员乘船就职或返京的故事，其中一则故事发生在一只商船上[153]。像今天一样，古人远行时也会被别人央求捎带一些东西，殷羡的故事就是一例。当官员殷羡从今江西南昌的任上解职离去时，受托捎带了一百多封要投往首都的信件，但他一到建康的石头港，就将信件全部扔到了水中，说“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乔不能作致书邮”，他的这个行为被当成自负[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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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路旅行并非没有风险，河流极易藏匿水路上的罪恶。有一则故事讲到，儿子带着父亲的遗体回家安葬，结果遭仆人杀害，抛尸水中，仆人带着值钱的东西逃之夭夭。儿子托梦给母亲，母亲托别人找到并惩罚了歹人[155]。另一则故事讲道，有人带着长达千步的筏子顺江而下，为梁代某帝建造寺庙，途中遭到一位贪官诬陷而被处死，筏子也被充公，当成建造寺庙的材料送往京师，目的在于贪功。可喜的是，无辜的受害者显灵了，那位官员不久就死了[156]。不过，从类似的陆路旅行故事来看，当时的陆路旅行也不会安全很多。尽管如此，当时更大的旅行危险可能还是来自大自然，一部较晚的文献中提到，“若湖广、江西省舟，则过湖冲江，无端风浪，故锚、缆、篷、桅，必极尽制度，而后无患”[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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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造船方式与西方大不相同[158]。西方造船，要先用一根龙骨做出船体，然后加上船肋，最后装上船底，这种形状可能源自最早的水上运输形式——掏空的木头。中国的造船理念则完全不同，基本设计来自竹子。尽管也会有一些例外，但总的来说，中国古船的船体既没有龙骨，也没有船肋，而是做成平底，并且在船底上竖立一排排隔板，从而形成密不透水的船舱；前部是方形的，形成方形船首，后部的船侧板逐渐向上弧，超出方形的船尾，悬在船尾的瞭望台之上，再在上面悬挂一个平衡舵，平衡舵用舵柱分开，其在中轴线上朝向前方的方向占了1/3。舵是悬挂着的，这是便于在浅水里也能将锚升起来。有的则用长长的转向橹或单桨来代替舵，桨有时也会与舵一起配合使用。船的推力会受到船篙、船橹或船帆的影响。划橹者站立在船的两侧，面向前方划橹，或用长篙撑船前行。中国人也发明了双桨，模仿鱼尾的运动方式划船，这就叫“摇橹”，公元3世纪就已使用，现在仍能看到[159]。为了给划橹者腾出足够的空间，船室一般尽量靠近船的后部；在船的两侧还设瞭望台。如果船有帆，桅杆要插进桅座里，并对着楔进船舱，以免给拴缆绳造成不便。船帆一般装在斜挂的帆桁上，这是一种四角纵帆，由席子和板条构成：用芦苇做席，用轻型木条加固船帆，使帆能平张。如果顾恺之向上司求借布帆的典故可信，那么布帆显然是官员专用的[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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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的船只遗存没有发现，已经发现的遗存都是宋及以后的，但汉墓中的船只模型表明，汉代的航运建筑已经初具水平（图12.10）[161]。成都发现的佛教造像碑上也刻有船的图像，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细节（图12.11），如耙形的桅杆和上弧的船尾建筑，但李约瑟（Needham）认为，画面中被风吹鼓的帆并非那种紧绷的苇席—木条结构的帆[162]。另一幅著名图像出现在顾恺之的《洛神赋图》上（图12.12）。麻烦的是，现存的两个版本都是根据公元4世纪的顾恺之原作而画的公元11或12世纪的宋代摹本，所以无法保证顾恺之原作上的船与现存摹本上的船相同。不过从船的特征来看，摹本看起来还是可信的[163]，比如后部支起来的平衡舵以及紧挨着它的双桨，还有船体的外形等。船的大小不是什么问题，因为这个时期大得多的船都有。颜之推说，当时南方人不信有容纳千人的毡帐，而北方人不信有能装二万斛（约1400吨）的船[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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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0 广东德庆出土汉代船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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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1 四川成都造像碑上的船（公元5～6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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