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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是上层社会人士使用役畜车舆的黄金时期，但到唐代，除了在一些特别的典礼中，骑马变成常见的交通方式，这无疑是北方人的传统，他们对唐代统治阶层生活方式的影响是巨大的[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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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水上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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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盛产水稻、水源丰富，这是南北方最明显的差别。在北方干旱的黄土地区旅行得坐着车在布满车辙的道路上嘎嘎前行；而与北方不同的是，南方的主要旅行方式是坐着船在密布的河流与运河中穿梭。当然，南方的主要水路是长江，也可简称为“江”，沿途有很多大的支流注入其中，如汉江、赣江和湘江，这些大支流又有自己的小支流和湖泊，沿途汇入长江者，皆可作为重要的水道。首都建康位于河网交汇处，连接各河流的运河可以将富庶的三吴地区产品运抵建康的码头。在所需之处都会建造码头（埭）和中转站，并制定了交通管理和税收制度，不幸的是，有的地方豪强会控制税收并据为己有[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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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元和四年（公元809年），李翱经水路从洛阳前往广州花了半年时间，行程约7000里，他的行程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六朝水路交通的信息[152]。《世说新语》记载了很多官员乘船就职或返京的故事，其中一则故事发生在一只商船上[153]。像今天一样，古人远行时也会被别人央求捎带一些东西，殷羡的故事就是一例。当官员殷羡从今江西南昌的任上解职离去时，受托捎带了一百多封要投往首都的信件，但他一到建康的石头港，就将信件全部扔到了水中，说“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乔不能作致书邮”，他的这个行为被当成自负[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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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路旅行并非没有风险，河流极易藏匿水路上的罪恶。有一则故事讲到，儿子带着父亲的遗体回家安葬，结果遭仆人杀害，抛尸水中，仆人带着值钱的东西逃之夭夭。儿子托梦给母亲，母亲托别人找到并惩罚了歹人[155]。另一则故事讲道，有人带着长达千步的筏子顺江而下，为梁代某帝建造寺庙，途中遭到一位贪官诬陷而被处死，筏子也被充公，当成建造寺庙的材料送往京师，目的在于贪功。可喜的是，无辜的受害者显灵了，那位官员不久就死了[156]。不过，从类似的陆路旅行故事来看，当时的陆路旅行也不会安全很多。尽管如此，当时更大的旅行危险可能还是来自大自然，一部较晚的文献中提到，“若湖广、江西省舟，则过湖冲江，无端风浪，故锚、缆、篷、桅，必极尽制度，而后无患”[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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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造船方式与西方大不相同[158]。西方造船，要先用一根龙骨做出船体，然后加上船肋，最后装上船底，这种形状可能源自最早的水上运输形式——掏空的木头。中国的造船理念则完全不同，基本设计来自竹子。尽管也会有一些例外，但总的来说，中国古船的船体既没有龙骨，也没有船肋，而是做成平底，并且在船底上竖立一排排隔板，从而形成密不透水的船舱；前部是方形的，形成方形船首，后部的船侧板逐渐向上弧，超出方形的船尾，悬在船尾的瞭望台之上，再在上面悬挂一个平衡舵，平衡舵用舵柱分开，其在中轴线上朝向前方的方向占了1/3。舵是悬挂着的，这是便于在浅水里也能将锚升起来。有的则用长长的转向橹或单桨来代替舵，桨有时也会与舵一起配合使用。船的推力会受到船篙、船橹或船帆的影响。划橹者站立在船的两侧，面向前方划橹，或用长篙撑船前行。中国人也发明了双桨，模仿鱼尾的运动方式划船，这就叫“摇橹”，公元3世纪就已使用，现在仍能看到[159]。为了给划橹者腾出足够的空间，船室一般尽量靠近船的后部；在船的两侧还设瞭望台。如果船有帆，桅杆要插进桅座里，并对着楔进船舱，以免给拴缆绳造成不便。船帆一般装在斜挂的帆桁上，这是一种四角纵帆，由席子和板条构成：用芦苇做席，用轻型木条加固船帆，使帆能平张。如果顾恺之向上司求借布帆的典故可信，那么布帆显然是官员专用的[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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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的船只遗存没有发现，已经发现的遗存都是宋及以后的，但汉墓中的船只模型表明，汉代的航运建筑已经初具水平（图12.10）[161]。成都发现的佛教造像碑上也刻有船的图像，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细节（图12.11），如耙形的桅杆和上弧的船尾建筑，但李约瑟（Needham）认为，画面中被风吹鼓的帆并非那种紧绷的苇席—木条结构的帆[162]。另一幅著名图像出现在顾恺之的《洛神赋图》上（图12.12）。麻烦的是，现存的两个版本都是根据公元4世纪的顾恺之原作而画的公元11或12世纪的宋代摹本，所以无法保证顾恺之原作上的船与现存摹本上的船相同。不过从船的特征来看，摹本看起来还是可信的[163]，比如后部支起来的平衡舵以及紧挨着它的双桨，还有船体的外形等。船的大小不是什么问题，因为这个时期大得多的船都有。颜之推说，当时南方人不信有容纳千人的毡帐，而北方人不信有能装二万斛（约1400吨）的船[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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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0 广东德庆出土汉代船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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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1 四川成都造像碑上的船（公元5～6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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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2 据传为顾恺之画作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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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大的船很可能是用于海上贸易的，既与本国的其他地区贸易，也与朝鲜、日本、安南等邻国贸易[165]。黄龙二年（公元230年），孙权遣万人入海寻找传为秦始皇军队所到之岛屿，第二年返回，但并没有与那些岛屿建立联系，结果两位将军以无功被诛[166]。嘉禾二年（公元233年），孙权又试图与辽东公孙氏政权建立友好关系，向辽东派出使团，并带着封号和一万之众以支持公孙氏抵御他们共同的敌人曹魏。结果这一计划也落空了，公孙氏将东吴使者的首级送与曹魏，以表忠心[167]。孙权并未气馁，又派人出使南海，使者返回后称南海有百余小国[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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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是这个时期的重要港口，但这里大量的贸易活动可能都是外国人经营的。东晋僧人法显在《佛国记》中讲道，义熙九年（公元413年）的那次航海本应从锡兰返回广州的，却到了今山东的青州。船在海中迷失方向，法显及其随从多次死里逃生，由此可见当时的远洋商人是多么艰难。从船靠岸后他还得充当翻译来看，他所乘的这艘船并非中国船只[169]。这艘船能载200人，而且还不是外国船队里最大的。据一部公元3世纪的著作记载，这些船的长度超过200丈（当时的一丈约合2.4米，所以此船长约48米），高出水面两三丈，远看像一座“阁道”，能载六七百人和万斛粮食[170]。这个时期中国远航船只的资料非常罕见，但关于水军的记载却很多[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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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史里一般很少关于战争细节的描述，但史家似乎对水军的遭遇抱有浓厚兴趣。例如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晋朝水军欲顺江而下攻打东吴，东吴上游边境上的晋朝巴郡太守奉命建造舟舰。其中有长达120步（约600英尺）的大型战舰，能容2000人，上有木制堡垒和弓箭手的楼阁，并开有四出城门，船上可以骑马往来。又在船首绘画鹢首怪兽以惧江神（现代的小船上也画着类似的怪兽），舟楫之盛超越了以往各代所见。在船坞造船时形成的大量木屑顺江而下，本可让东吴朝廷对此次入侵有所警觉，但属下的警告并没有引起吴主的重视。当晋朝舰队顺江而下抵达东吴时，东吴军队在长江狭窄之处拉上铁链，以拦截晋朝船只，并在河床上栽上铁锥，希望划破来犯的船舰。晋朝军队以火炬浸油，点燃之后投向铁链，结果铁锁被熔化，铁链被毁；又命善水者驾着载满伪装成士兵的草人筏子冲向铁锥，铁锥被废。江中的障碍清除之后，自然势不可当。于是这支舰队顺江而下，在攻克东吴的战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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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夫（David Graff）指出，在战场上，一般来说只有箭矢的往来，少有登船和短兵相接的战斗。弓箭手会受到木制或牛皮制的城垛的保护[173]。晋之攻吴的先例，在公元588～589年隋攻陈时重现，也是一支船队顺江而下，与岸上军队一起摧毁了沿江的防御工事。这个时期的大船多达五层甲板，装配有投石装置，能够从投石机上用人力拉绳子或用平衡锤投掷抛射物。另一种手段是用大型的弹射装置，如带刺的拍竿，当向敌船开火时，可以像抓铁一样抓住敌船[174]。用火船燃烧敌船、用“蒙冲”撞击敌船都是曾经使用过的手段。随着国家的统一，六朝时期长江上规模空前的水战终于结束了。为了确保长江无战事，隋在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下令没收南方所有长度超过3丈（约25英尺）的船只[175]，于是这个水域内一度只有较小的船只穿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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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文明 六 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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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棋是一种在格子式棋盘进行的二人领土游戏，可能以“日本围棋”（Japanese Go）更为人熟知。对弈的双方各执黑、白棋子，轮流将棋子放在棋盘格的交叉点上。要想获胜，就要尽量用棋子占领较多的空间，还要保证不被对方包围。所有的点都被棋子占据之后游戏结束，占领领土较多的一方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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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棋在六朝时期非常流行，考古资料表明，六朝围棋已成为现代围棋的样式。最早提到围棋的文献是《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7年），将做事不顾后果比为“弈棋”，如果没有事先的周全考虑，可能会引起恶果[176]。孔子认为弈棋至少比白费光阴要强，孟子说即使弈棋这样的“小数”，也需要专心致志才能成功[177]。围棋在汉代以前已经非常流行，但还只是一种娱乐，没有被赋予特殊的含义。对围棋的看法在汉代发生了改变。班固盛赞弈棋有助于培养人的品行，马融（公元79～166年）在《围棋赋》里将弈棋比作战场用兵[178]。到了六朝时期，围棋之术开始成为士人的一种基本技能，以至到唐代时，弈棋已与书法、弹琴、绘画并提[179]。这个时期已经出现了关于弈棋的指南，较早的是三国魏邯郸淳著的《艺经》[180]。《棋品》可能是弈棋方面最宏大的著作，为柳恽（公元465～517年）受梁武帝萧衍之命而编撰的，该书根据弈棋的优劣将善弈的278人分为九等[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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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中常见有关弈棋影响思维的例子，以至成了一个常见的文学主题，如面临危机和突发事件时依然能够气定神闲地弈棋。例如，太元八年（公元383年）当淝水大捷的消息传来时，负责此地军事的谢安正在弈棋，他听到捷报不动声色，依然继续弈棋[182]。另一个著名的典故是关于阮籍（公元210～263年）的，他母亲去世也不为所动，坚持下完了手中的棋[183]。还有很多关于军事将领们处变不惊的故事，他们往往面对溃败依然能够平静地弈棋，以此表明自己对结果的信心，并为将士们鼓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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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围棋也显然会使人上瘾或导致一些反常举动。南朝齐明帝（公元494～498年在位）并不擅长弈棋，但受他人蛊惑，认为自己能够位居第三品。他沉溺于弈棋，甚至建立了一个“围棋州邑”，棋下得好的亲王和各类官员都可在围棋州邑获得特赐的官衔[184]。当时很多人对围棋的沉溺已经登峰造极，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东吴建立者孙权告诫臣下弈棋有碍国家事务，要求八位官员提出控制弈棋之风的方案[185]。还有一次，王子孙和征求韦曜对弈棋的看法，韦曜说现在的人沉溺于弈棋，以致荒废学业、废寝忘食、通宵达旦地下棋，他严厉谴责了弈棋，认为对国家有害无益[186]。陶侃（公元259～334年）是一位纪律严明的官员，发现佐吏博弈戏具之后给予了严斥，说围棋是尧舜用来教育愚子的[187]。也有人向南朝齐明帝进谏，“（据传）尧以此教丹朱（不太聪明），非人主所宜好也”[188]。颜之推一如既往地要求他的儿子们要注意自我节制，说围棋“颇为雅戏，但令人耽愦，废丧实多，不可常也”[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