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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文明 [:1706968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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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文明 五 交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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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时期的交通方式包括骑马、轮式车舆、肩舆以及船只（尤其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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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骑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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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能够提供一种最快速的旅行方式，不过，骑马自然也需要一定的乘骑技巧和驭马的能力。在公元4世纪马镫发明以前，已经出现了马鞍，尤其是高高的前鞍和鞍尾，还出现了马裙（即“障泥”），这些是为了让骑乘者乘坐得更安全而设，可能由一种依骑乘者双腿而做的较硬的东西演变过来[116]。《世说新语》中提到的意外跌落可能是由于没有马镫的原因[117]。骑乘在这个时期的南朝上层人士中似乎已经不再流行。王恭战败后试图骑马逃走，但由于不善骑马，引起皮肉生疮，转到一只小船上后被俘，结果被斩首[118]。按颜之推的说法，梁朝京师已经无人骑马，哪怕骑很小的果下马也会显得过于放达，如果高官骑马还会遭到弹劾。建康令王复从未骑过马，见到马在嘶叫和喷鼻就大惊，对人说，这明明是老虎，为何要称作马呢[119]？尽管如此，也有一些文献提到了骑马出行，所以我们不应过多地渲染这些典故[120]。贾思勰写于公元6世纪的《齐民要术》对饲养马匹有着非常详尽的介绍，甚至包括如何根据牙齿的数量和外形判断马匹的年龄[121]。石声汉提到，在这部著作里介绍了30种治疗马病的方法，也有牛、猴、羊病的治疗方法，并以绵羊疮痂的治疗法为例做出了解释。石声汉说，这些治疗方法“大多数是合理的，甚至可以说是娴熟的”[122]。不管怎样，上层社会人士的交通工具还可以选择车舆和肩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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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车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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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时期，汉代的马车已经被牛拉的两轮车取代，车的种类也发生了变化。辎（有屏蔽的车）最早是限制普通人使用的，一般用作运输货物和妇女乘坐，这种车至汉代地位下降了，但成为最受青睐的交通工具。同时，轺车（一种类似旧时战车的轻型无盖车）开始被社会各阶层的人使用，但从魏晋开始则由最高级的官员专享，这可能由于牛作为役畜越来越受欢迎，因此，较大也更舒适的辎车开始受到青睐，但不管如何，这两种类型的车都是用牛来牵引的。应该注意的是，四轮或更多轮子的车只出现在佛教场景里，来自佛教经典的描述[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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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舆形制的变化在汉代就已经开始了，如在著名的甘肃武威汉墓所见，在一组青铜器模型组成的仪仗行列中，与牛车同时出现的还有一辆更为精美的双轮马车形的车舆[124]。可能属公元3世纪的沂南画像石中，以马牵引的车占绝大多数，但也有三辆排成一排的牛车停在那里，旁边没有挽牛[125]。牛车上满载宴会用的食物，显然地位不如马车。牛车的车轮可能不如马车轮子大，车辕也是直的，或近乎直的，而马车的车辕是上弧的。在牛背隆起的前部架着一个轭，牛欠身向轭即可驱动车舆[126]。用各种带子将轭固定在前部，显然如沂南画像石所见，后部也是有某种器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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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车向牛车的过渡在卤簿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卤簿是组成仪仗的规则，如史书所载，上自皇帝、下至低级官吏皆有不同的卤簿。卤簿制度详细规定了车舆的数量、种类和装饰，以及随从的规模；随从人员既有骑马的，也有步行的，包括仪卫武士和伎乐。这些仪仗是身份的重要标志[127]。公元4世纪的冬寿墓中描绘了一幅这样的仪仗行列（图11.9）。如刘增贵所说，秦汉出现关于服饰、印玺和车舆的节俭规定之后，青铜器不再是身份的标志，正史中也开始出现车舆和服饰的专论[128]。六朝时期的节俭法令制定了有关车舆的等级制度，明确规定了车舆的种类和形状、乘坐的姿势、役畜的种类和数量、车盖或车帘的种类、车身、车轮和轮毂的颜色，以及车上的旌旗种类和数量。南朝颇为严格地遵循了秦汉的车舆制度，而北朝则有较多变化。例如，北周车舆制度效仿《周礼》，隋代则以驭者或马夫的数量作为身份的标志，这些都不见于汉晋和南朝文献[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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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遮风挡雨的车篷（通“幰”）有多种形式，有将役畜和车子一起遮挡的，也有只遮挡车子的，还出现了一种拱形的车篷，即将一顶弧形的帐子分别在车舆的两侧固定。即便是这样的车篷，也得遵循节俭法令，种类和颜色因车主身份的高低而不同。比如，北魏规定八品或以下官吏不得使用车篷[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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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葬中发现的陶车模型一般与艺术作品中的车舆结构相同。在宁夏北魏墓中发现的一件轺车模型（图12.7）[131]与冬寿所乘相类。然而，大多数陶车模型都是有屏蔽的车，车上有两根车辕，从车厢两侧延伸至牛的两侧。车轮相当高，比牛还要高一些，车辕与地面平行。轮辐一般为16根，从突起的轮毂伸向四周。车轴与以前的马车轴一样不能转动，而是做成固定在车底的轴承。有的车体是没有屏蔽的，但一般都是封闭的，前部有一个门或一套门窗，后部也有一个门。车篷是用布做的，以框架支撑，顶部或圆或平。很多车篷在前部略微突出，也有的后部突出，无疑是为了挡雨。驭者坐在前部的箱子似的空间里或台阶上，也有的像今天中国所见一样，走在役畜旁边[132]。有的情况下，车篷从车顶一直前伸到牛身上，以免牛受到日晒。这种车篷的前端用一根长绳子拴在车体上。在司马金龙墓的屏风上[133]和嘉峪关的一幅晋墓壁画中[134]，可以看到一种全覆盖的车篷，这是一种遮住整个车舆的遮阳罩。在嘉峪关那种沙漠地区，这种额外的遮阳方式一定备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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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7 宁夏固原北魏墓葬出土轺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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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8 洛阳北魏棺床拓片上的牛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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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发现的一具北魏石棺床上有一幅栩栩如生的牛车图像（图12.8）[135]。牛头上似有一个笼头，一道箍与牛轭的两端相连，然后从牛颈下绕过去，无疑是为了防止轭从牛背隆起上脱落；后面的车门上似乎垂着一个帘子，可能是为了防尘，也可能是为了保持私密性。还有一个实例，在一件车舆明器的车厢里发现了一件小型扶手，不过，坐在这种车里的不适感可能并不会因为使用了这种扶手而有多大缓解。由于这种车一直使用到近代，所以很多第一手的资料都记录了坐这种车是何等不舒服。帝王的交通工具必定要讲究得多，在当时人的描述中，有由12头牛、12只大象、6匹马或15匹马拉的车[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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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所说的“牛”，包括家牛（Bos taurus）和瘤牛（Bos indicus），以及二者的杂交种（有时指Bos chinensis）[137]。中国中部的黄牛以颈胸部有健壮的隆起为特征，这个隆起一直延伸至颈部，是胸部隆起的瘤牛与始见于中国的无隆起的家牛的杂交种[138]。将轭架在这个隆起的前部可以让牛有效地负重。纯种的瘤牛也发现于中国南方，它与东南亚的瘤牛关系密切，无疑是从那里传入的。郭璞（公元276～324年）注《尔雅》时也提到了瘤牛，叫犎牛，他认为犎牛产于中国最南的今两广地区[139]。假如到公元4世纪时才在如此靠南的地区饲养瘤牛，那么它又是何时开始与家牛杂交，并产出如此适合牵引牛车的役畜的呢？牛拉的车舆通常被称为牛车，这里的牛指被阉割的小公牛，雄性的杂交牛都有较大的隆起，而且比母牛强壮，所以更适合于挽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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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畜由马向牛转变的原因有多种解释。在六朝以前，牛是普通人使用的，但显然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牛车开始用于皇室仪仗，并且作为上层社会人士的交通工具。南方不宜养马而马匹稀缺，可能是牛车出现的一个原因，但是，事实上北方也出现了由马向牛的转变，北方的马匹是不应该比以前更稀缺的。刘增贵敏锐地指出，可能由于马匹稀缺而地位提高了，但是这时的上层人士也开始使用牛车。还有一种解释认为，马车向牛车的转变可能是在汉晋时期的频繁战乱中马匹大量损失的结果[140]。此外，刘增贵还提出了其他几种可能的原因：牛车的重心较低，易于驾驭；牛车的承载空间较大，更宽敞和舒适。他还提出，牛车的使用可能也受到了道教和佛教的影响（道家的老子曾乘牛车出关，在佛教中牛是佛的象征），不过他对这个问题并没有详述。刘增贵更倾向于认为这种转变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观念和态度的转变，当时出现了以纯洁与美德作为标准的选官原则，这意味着对财富与地位的炫耀要遭到摒弃，节俭成为纯洁的标志，在这种新观念的影响下，上层人士开始选用牛车出行，并因此引起了社会各阶层对牛车的普遍采用[141]。劳榦在刘增贵著作的跋中指出，他并不认同刘的观点，坚持认为是动乱时期马匹短缺所致[142]。至少到六朝初年，马车已经差不多消失了[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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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车舆都是两轮的，不过在洛阳的一座太和十三年（公元489年）石室以及公元6世纪的一具石棺线刻画中（图8.12），明显出现了一种三轮的交通工具。在一幅孝子故事图中，年迈的父亲坐在车舆内，这种车是要人来推的[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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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肩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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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适合一部分人的交通方式是肩舆。《宋书》将其称为“辇车”，后来又出现了“步辇”。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一种轮子可以拆卸的有轮车，不过这种车是何时出现的尚不得而知[145]。史载汉成帝（公元前33～前7年在位）邀宠妃同乘一舆出游，但遭拒绝，宠妃说他应该邀大臣同乘，而不是妇人。这里提到了汉成帝所乘的交通工具。这个典故见于顾恺之画作《女史箴图》中，但其中细节很不清楚。司马金龙墓的屏风上则较为清晰，是一个后部较高并带有顶篷的精致箱体，上面有一个可能是身份标志的伞盖，四人用两根抬杠肩扛[146]。邓县（今邓州市）画像砖上也出现了略微简单的肩舆，也是一个带有顶篷的座子，由于没有乘坐者，四个人可以轻松地抬起（图12.9）。广西的一座墓里也出土了一件没有顶篷的肩舆模型，两个人抬着一个简单的带有四条腿的箱子，不过抬杠的情况不很清楚[147]。《世说新语》中多次出现肩舆杠的记载，都是发生在公元4世纪中叶的事件，不过都没有说明它的结构和抬杠的人数[148]。陶渊明探访一位刺史后回家时，刺史让侍者和两个儿子用肩舆抬着他回家，据说陶渊明很高兴，似乎并不在意这种不够威风的交通工具。或许陶渊明所乘的是“版舆”，这也是在中国有着悠久历史的一种肩舆[149]。肩舆一直是不太常用的交通工具，直到南宋才开始流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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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9 邓县画像砖拓片中的肩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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