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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佛像极少见到不够正统的佛装，一般沿袭犍陀罗风格，很少见到秣菟罗风格的轻薄佛装。此外，中国人对身体的暴露有着天生的反感，这也促成了封闭式的袈裟穿着方式，尽管可能也会因衣服太过宽松而致部分胸部袒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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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像之外，随着佛教的发展也出现了菩萨像。菩萨是已经修炼到可以成佛并进入涅槃界的智者，但决意留在世间以帮助众生寻求解脱之道。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菩萨与天主教里的圣徒类似。菩萨很容易与佛相区分，因为它是以印度王子的形象出现，特征是头戴王冠、披金戴银。菩萨一般身穿腰裙（“都提”，dhoti），肩披飘带，身躯赤裸。有时单独出现，有时作为佛的胁侍成对出现。在描绘菩萨形象时，有着比佛像多得多的艺术自由度。有时还会出现一些其他的佛教形象，如弟子、僧人、供养人、飞天（与天使类似，能飞翔但没有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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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早期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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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初传中国时，佛陀只是人们祈求健康、好运和长生的众神之一，并且佛教知识是以道教观念和语汇为媒介而被人们所接受的。佛教的教义以自己的术语被人们理解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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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佛像发现于四川，由于佛教本身的特征和对佛教初传研究的作用而备受关注。关于这些佛像遗存的入川之路还存在争议，它们到底是经由南传之路，还是北传之路来到四川，然后顺江而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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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八件这样的早期佛像见诸报道。在涪江边的绵阳何家山东汉崖墓中出土了一件带有佛像的青铜摇钱树。摇钱树是财富与兴旺的象征，这件摇钱树由五个部分扣合而成，每部分都有一尊同样的佛像（图13.6）[9]。佛像皆有肉髻、椭圆形项光、典型的圆肩，身着覆盖双肩的通肩袈裟，在中间部位形成U形的折叠。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住袈裟的一边。在摇钱树的树叶上还有两个神祇形象。另一座紧挨着的墓里出土了一件更具中国特色的摇钱树，上有西王母的形象[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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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6 四川绵阳摇钱树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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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四川佛教遗存发现于岷江沿岸和长江边上。在一座发现于彭山的崖墓里，出土了一件陶质摇钱树座，上有一尊与上述佛像姿态相同的佛像，但明显没有项光。两旁的侍者曾被认为是大势至菩萨和观音菩萨，但把他们看成胡人更准确一些。左边是个僧侣，右边是个着典型中亚服装的信徒。基座上刻有一只老虎和一条龙，面向中央的璧形圆环，这个题材一般与西王母的宝座有关（图13.7）[11]。这又是一个在佛像单独出现之前，将佛像用于西王母世界中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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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江边的忠县崖墓里也发现了青铜摇钱树。其中一座墓中出土了两件，另两座墓中各出土一件。这些摇钱树由14个部分组成，每部分都有一尊佛像（图13.8），与绵阳佛像非常相似。这批遗存的年代被断为公元3世纪中期的三国时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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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7 四川彭山出土陶树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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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8 四川忠县摇钱树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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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9 四川乐山佛像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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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引人注目的佛像是在岷江边的乐山崖墓门楣上雕刻的佛像，其中之一发现在麻浩崖墓里，刻在通往中后室的门上。该佛像作施无畏印，左手握住袈裟一边，有项光、肉髻、圆肩和覆盖双肩的通肩袈裟，与上述佛像非常相似（图13.9）[13]。另外两尊佛像发现在附近的柿子湾崖墓里，刻在中室和左后室的门楣上[14]，它们不如麻浩崖墓的佛像保存得好。爱德华兹（E.D.Edwards）认为，将佛像放在门口意味着把佛当成守护神和进入阴间的向导[15]。在吴焯看来，将佛像置于墓室的门楣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佛像被当成了在前室举行的各类宗教仪式的焦点，而这表明佛像在当时已经成为崇拜的偶像[16]。那么，对该墓里的其他浮雕形象又做何解释呢？比如通往侧室墓门上手抓门楣的怪兽形象[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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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什邡发现的一块模印画像砖上描绘了一座塔，具有典型形制的华盖和塔刹，被断定为佛塔，这块画像砖据说出自两座被毁的汉墓。佛塔的每边都塑有一朵莲花。这种画像砖在当地曾出有数百件，被用来建造猪圈、牛舍、炉灶和墙基[18]。由于这块画像砖不是正式的考古发掘出土物，所以我们要审慎地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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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发现了一些具有佛教图像特征，但又与佛像略有不同的墓俑。乐山发现的一件俑身着典型的翻领、宽袖式短上衣和长裙，但右手作施无畏印，在冠帽中央据说还有一个莲花形的装饰[19]。另外，在忠县涂井5号墓（曾出土一件摇钱树）发现的约65件陶俑中，11件女俑的前额上似乎都有一个凸起，可能代表着白毫，这些凸起就像美人痣一样装饰在眉间（图13.10）。这些陶俑姿态各异，有舞蹈的、持镜的、击鼓的（图13.11），也有持扇、壶或铲的和弹琴的。其他陶俑的头饰上都有莲花装饰（图13.12）[20]。还有一件具有此类标记的男俑，头戴尖顶帽，正在吹笛[21]。类似的吹笛形象在两件房屋模型里也能见到。吴焯将这些男俑与胡人联系在一起，并注意到堆塑罐上的类似形象，认为房屋模型中的场景表现的是某种佛教性质的丧事[22]。这种论断似乎不太站得住脚，因为主持这类仪式的僧人是不戴这种帽子的。当然，要公允地评价他的这种论断，还得考虑他论述的语境。他是在讨论“南传”与“北传”时涉及这个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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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10 四川忠县陶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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