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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1 四川忠县陶俑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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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2 四川忠县陶俑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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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传播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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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西汉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张骞在大夏（Bactria）见到来自四川的物品时，显然就已经存在一条从印度东北，经缅甸和云南到达四川的道路[23]。在阮荣春199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讨论了中国早期佛像的起源问题，这些佛像既包括四川地区的佛像，也包括长江中下游以及山东南部出土的佛像，提出了他所称的“南传之路”，认为佛教最早传入中国是经由缅滇路，而不是更著名的丝绸之路。他主张迄今所见的三国至西晋时期的佛像都源于印度的秣菟罗传统，而不是阿富汗的犍陀罗传统。他指出，中国最早的佛像特征与秣菟罗风格一样，如螺状肉髻、较浅的衣褶、没有说法印、基座上有狮首和龙首等。当然他也同意其他学者的一些观点，如这个时期人们对佛教了解甚少、佛只是与其他中国神仙并列的一个神祇等。但由于他坚信只有到了公元三四世纪时佛像才传入中国，所以他无法解释东汉晚期出现的各种佛像，他声称这些佛像的年代并不可靠，甚至竟然有一次说这些佛像是后代混入汉墓中的[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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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的文章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因此还在中国和日本召开了好几次会议，引起其他学者纷纷撰文从多个方面讨论他的这一假说。首发阮文的杂志《东南文化》甚至一度在每期都设有一个有关这个主题的专版。吴焯不同意阮荣春的看法，提出了一条更靠北一些的佛教传入之路。他通过梳理不同的文献材料，提出了一条从塔克拉玛干入青海，再达四川西北的路线，当时四川正是三国蜀汉政权的统治区域，于是确立了岷江沿岸发现的最早佛教遗存的重要意义；他还注意到当时四川地区居住着大量胡人，可能是中亚人。他为了使这些材料与他所提出的路线在年代上吻合，还主张这些最早的佛像都是汉代以后的遗存。这条线路即唐长孺所称的“河南道”，它是历史上每当河西走廊被战争阻隔时所使用的一条道，有时可能比河西走廊更为便捷。在青海西宁附近平安县发现的被断为早期遗存的佛像有力地支持了关于这条线路的论断[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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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南传说”所遭遇的质疑，何志国就吴焯的每个论点都一一予以辩驳。他承认通往印度的滇缅道的存在，但认为这条道实际上从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存在了[26]。他同时否认那些早期材料（如麻浩崖墓）可以晚到蜀汉时期，因为这些墓葬的规模较大，与蜀汉较为窘迫的经济状况不相应。他进一步认为，这些早期佛像材料出自岷江流域不足为奇，因为这个地区是当时的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此外，就胡人俑源自中亚胡人的说法，他坚持认为这些胡人俑也完全有可能源自印度胡人[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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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13 山东沂南出土疑似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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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南传说”观点者也难以解释发现在北方的早期佛教遗存，如山东沂南画像石柱上所见的带有项光的雕像。这个雕像与通常所见的佛像不是很相似，但它的正下方有一个跪姿像，右手似作施无畏印，尽管不见项光，但似有光芒从双肩发出，而这正是后代佛像的一个明显特征（图13.13）[28]。至于其他的相关图像，还包括藤县发现的石刻六牙白象图（可能与佛传内容有关），以及和林格尔墓葬壁画中发现的舍利盘[29]。关于佛教传播路线的争议热度不减，但还没有见到哪一方占绝对上风。不管怎样，这个问题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兴趣，出现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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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长江而下到今天的鄂城（即六朝时的武昌），这里一度是吴国的首都（公元222～229年），也是长江中游地区重要的军事据点。据说早在曹魏黄初元年（公元220年），这里就建立了一座佛寺，内塑两尊佛像，这是吴晋时期所建六座寺庙中最早的一座[30]。有证据显示，当时也有外国僧人在此传佛和译经[31]。这些寺庙早已不存，但当时的一些佛教遗存得以保存下来。在鄂城发现的一座永安五年（公元262年）的墓葬里，出土了一件弧边杏形的鎏金铜牌，上面有一尊镂雕的佛像（图13.14）[32]。铜牌长3.05厘米、宽3.1厘米、厚0.1厘米，佛像立于鼓形座上，身侧饰有两朵莲花，并有肉髻、项光和飘带。铜牌的用途不明[33]。在同一座墓里还出土了四件跪姿的侍者俑，前额有白毫相（图13.15）。在当时的日用器物上也发现了一些佛像材料，如一座东吴后期的墓葬里出土了一件陶瓷熏炉，炉缘上的像被认为是佛像（图13.16）[34]；西晋瓷器上也能见到贴塑的佛像（图13.17）。鄂城是铜镜的产地之一，有些铜镜上也有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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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4 镂雕佛像铜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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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5 鄂城出土白毫相跪姿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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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16 佛像熏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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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17 贴塑佛像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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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佛像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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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像在铜镜上的出现与西汉以来铜镜上常见的西王母、东王公形象密切相关。随着时间的推移，佛教造像渐自成体系，但在佛像产生的过渡时期借鉴了一些外来的图像元素[35]。这些铜镜可以分为三型：A.三角缘神兽镜；B.平缘神兽镜；C.夔凤镜。在日本也出土过许多这样的铜镜，它们的时代和产地使得对铜镜问题的讨论更加复杂。巫鸿指出，日本的A型铜镜上，东王公、西王母的形象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如头戴三山冠、肩生羽翼状波浪纹（火焰？）、禅定印式的手势、印度式的外衣、头有项光等，不过根据这些特征就认定为佛像还要存疑。但随着肉髻的出现，就可以较为明确地认定为佛像了。在奈良发现的一件此类铜镜上，由六个乳突将铜镜分为六段，其中三段装饰神兽纹，三段装饰西王母、东王公和佛像[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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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在日本的B型铜镜也被认为产自中国，但图像并没有表现出类似的不确定性。这种铜镜有四个乳突，乳突周围盘绕着蛇形神兽，镜面分为四段，其中两段各有一尊带肉髻和项光的佛像，坐于莲花座上，其旁侧立一像；另两段则为一尊立佛，两旁各有一个坐像，三像都有肉髻和项光，这两段与前面的两段交替排列[37]。这种类型的镜子除了鄂城所见[38]略有不同，都是多种神像的混合，但其中只有一种可以认定为佛[39]。巫鸿将这种镜子断为东汉晚期至公元3世纪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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