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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17 贴塑佛像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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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佛像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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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像在铜镜上的出现与西汉以来铜镜上常见的西王母、东王公形象密切相关。随着时间的推移，佛教造像渐自成体系，但在佛像产生的过渡时期借鉴了一些外来的图像元素[35]。这些铜镜可以分为三型：A.三角缘神兽镜；B.平缘神兽镜；C.夔凤镜。在日本也出土过许多这样的铜镜，它们的时代和产地使得对铜镜问题的讨论更加复杂。巫鸿指出，日本的A型铜镜上，东王公、西王母的形象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如头戴三山冠、肩生羽翼状波浪纹（火焰？）、禅定印式的手势、印度式的外衣、头有项光等，不过根据这些特征就认定为佛像还要存疑。但随着肉髻的出现，就可以较为明确地认定为佛像了。在奈良发现的一件此类铜镜上，由六个乳突将铜镜分为六段，其中三段装饰神兽纹，三段装饰西王母、东王公和佛像[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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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在日本的B型铜镜也被认为产自中国，但图像并没有表现出类似的不确定性。这种铜镜有四个乳突，乳突周围盘绕着蛇形神兽，镜面分为四段，其中两段各有一尊带肉髻和项光的佛像，坐于莲花座上，其旁侧立一像；另两段则为一尊立佛，两旁各有一个坐像，三像都有肉髻和项光，这两段与前面的两段交替排列[37]。这种类型的镜子除了鄂城所见[38]略有不同，都是多种神像的混合，但其中只有一种可以认定为佛[39]。巫鸿将这种镜子断为东汉晚期至公元3世纪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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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型铜镜（夔凤镜）在外形上与前两种大不相同，用浅平浮雕方式制成，缺乏其他镜子的那种可塑性。镜子的纹饰以四叶状纽衬组成的内区为特征，每一个叶片上都有一尊佛像，有的是单尊像，有的则有一个胁侍像。叶状纽衬之间是成对的凤凰图案，即“夔凤镜”之“凤”；镜的外区靠近平缘处是附加的半圆形组成的装饰带，半圆内含有神祇和动物图案，即“夔凤镜”之“夔”（图7.32）。这类铜镜被认为是公元3世纪的东吴产品[40]。巫鸿总结说，佛像与东王公、西王母等其他神像混合，甚至共用了某些图像元素，这表明当时它们在祈求长生与幸福的含义上并无二致；那时对异域题材的采用很可能因为它们与其他神祇具有同等的神力，而不是出于对佛教的信仰[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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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早期的南方地区，从吴、东晋到南朝时期，佛教主题作为一种装饰元素变得越来越重要。在魂瓶（也叫谷仓罐）和其他器皿上也出现了贴塑的佛像，尤其在盂，甚至唾壶上[42]。也有些塑像的双眼之间有白毫，这是佛的体征之一。根据杨泓的观点，西晋以后随着佛教信仰的深化，崇佛较以往更甚，莲花纹也开始作为装饰图案取代佛像[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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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世纪时南方地区以佛像作为装饰的做法到公元4世纪中期渐不流行，而到公元5世纪便消失了。与此明显不同的是，北方地区早在公元4世纪时，佛像就已经作为肖像出现，而不只是装饰元素。南北方的差异可能也反映了南北佛教的功能有所不同，不过这个问题尚需全面探讨[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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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佛像的文献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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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方不同的是，传统的中国雕塑很少具有庆祝或纪念的功能，我们从未发现帝王或战功卓著的将军的塑像就是一个明证。中国古代的雕塑（往往由无名工匠制作）都具有一定的宗教性，如以墓俑形式出现的雕塑，旨在陪伴死者进入另外的世界，就像帝王陵墓的“神道”雕塑一样；或者更重要的是，以佛教信仰（也有道教信仰）的礼拜对象形式出现。佛像在宗教仪轨上的作用非常重要，它的发展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紧密相关[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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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早期佛像的文献记载并不明晰，如汉桓帝（公元147～167年在位）时期以金银造佛像的记载就并不可靠，因为它的出处年代相对较晚[46]。另一点不确定的是，这些佛像是否从西方输入。晋朝僧人昙摩罗在洛阳建造的法云寺里有许多宗教遗物与法器，其中包括明确地注明来自西方的“像”[47]。不过，也有人根据东汉初平四年（公元193年）笮融造像的记载，认为中国在当时已经开始铸造佛像了[48]。另一则关于中国早期金属佛像的记载是在西晋泰始二年（公元266年），朝臣荀勖铸造了12身佛和菩萨像立于洛阳的寺院里。不过，亚历山大·苏波（Alexander Soper）非常怀疑此事的真实性[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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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波广泛收集了关于六朝佛教艺术的文献资料，发现很大一部分都与佛像的神异现象有关，如佛像发光、佛徒显现、厄运降至时佛像流汗和流泪等。据说有些佛像最早是按照阿育王的要求制作的，后来在海上或地下被人发现。还有一些佛像是由僧人按富有的长老要求，或通过一些个人的捐赠而制作的。至少有一例这样的记载，如僧人法匮“聚以造栴檀像，像成自设大会”[50]。僧人一般都是这类造像活动的主要发起者。作为上层精英人士的戴逵（卒于太元二十年，公元395年）及其子戴颙据说精于制作佛像，不过一般制作佛像的工匠都没有留下姓名。文献中提到，一些著名的佛像往往受到狂热的追捧，而当发生变故时，佛像会在城市之间迁徙。例如，公元4世纪早期在广州附近的海上发现了一尊像，当地刺史将其打捞上来，安置到了武昌的一座寺里，后来名僧慧远通过诵经，又将其移往庐山。隋代时这尊像显圣，拯救了一位遭土匪威胁的虔诚僧人的性命，据说这尊像到唐朝早期还在[51]。又如，鸠摩罗什将一尊为乌孙王造的檀木佛像从龟兹先后带到凉州、长安和建康，几番辗转之后，于隋代立于扬州的寺庙里[52]。从这些著名造像以及其他同时代佛像的来源来看，每一尊佛像都有一个著名的出处和典故，包括一些相关的神异事件，而这也是它们受到高度尊崇的原因。尽管有些这样的造像存在了数百年，甚至到唐代还能见到，但文献所载的那些早期佛像无一保存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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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中也提到，有些高达16尺（约3.9米）的鎏金铜佛像在一些地方曾经冠绝一时，尤其在南方地区。当时要获得铸造大型铜像所需的大量铜料并不容易，铜主要是铸造钱币的材料，钱币供应不足会引起一些经济问题[53]。有一次为了获取造像所需的金属，甚至毁了一座可能与蛮人有关的庙[54]。当所需青铜不够时，有时也会削减造像的尺寸[55]。铸造大型的造像往往是非常一项复杂的工程。刘宋明帝（公元465～472年在位）曾计划铸造一尊高14尺（3.39米）的像，但没有成功。梁天监八年（公元509年），又获许造一尊18尺（4.1米）的无量寿佛，预计4万斤青铜就足够了，但当全部铜液都注入后，造像尚未及胸。百姓纷纷捐铜，但铜量仍然不够，最后由朝廷另拨铜3000斤。但当官府还在筹划送铜之时，所拨之铜已被某种神力送到像前，送铜的车辆瞬间消失。新增铜量充足，铜像得以顺利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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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青铜佛像的铸造工艺没有什么资料可供参考，但应该是先用黏土制成等大的模型，再在其上涂上一层蜡，蜡层的厚度就是将要取而代之的青铜的厚度；还要做出一个蜡条或浇道系统，以便排出空气，使得金属能够均匀地分布；再在蜡面敷上黏土形成外模；加热后蜡会熔化排出，于是在内外模之间形成一个空腔，再将铜液注入。在这个过程中，一次浇注并不需要添加铜。最后是砸碎外模、除掉内核。在上述那次铸像中，当外模被打开时，佛像的袈裟边缘还能看见两枚没有熔化的铜钱。与其他佛像一样，这尊造像也显示了神迹，甚至内模也发出神光。在这尊佛像行将移往光宅寺（梁武帝以前的府邸，后来捐为寺）时，负责此次造像的名僧僧祐见像边夜有光焰，并听见礼拜之声，但进去一看，一无所见。还有人听见数百人协力抬着佛像过桥的声音，但也是一无所见。这尊佛像的背光和趺坐是后铸了再加上去的[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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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里还提到北魏高宗（公元452～465年在位）曾造五尊释迦牟尼像，每尊高16尺（4.4米），共耗费赤金1.25万公斤，这些赤金似乎有些少；北魏献文帝也赐造了一尊高43尺（11.83米）的巨像，耗费5万公斤铜和300公斤黄金。苏波猜测献文帝造像所用的工匠可能是来自南方的囚犯[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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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巨像之所以无一保存至今，无疑是因为铜与钱等价。根据记载，即使在当时，也有将铜像熔化的事件发生。比如，曾有盗贼偷走铜像，熔以铸钱[58]。又如，当梁朝的建立者萧衍军费耗尽时，兄弟将襄阳的一尊大佛熔化了铸钱。正如苏波说，这样的事件在当时可能相当常见[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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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对佛教的虔敬，当时明显存在对铜和其他材料的大量需求。刘宋孝武帝（公元454～464年在位）曾为瓦官寺造金像32身，这也使得该寺成为都城480寺中最著名的一座[60]。始建于东晋太元八年（公元383年）的江陵河东寺在隋代曾有名僧3500人，另有俗人数千，香火之盛即使在当时也是非常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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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殿一十三间，惟两行柱通梁长五十五尺，栾栌重叠，国中京冠。即弥天释道安，使弟子翼法师之所造也。自晋至唐曾无亏损……殿前塔，宋谯王义季所造。塔内素像忉利天工所造。佛殿中多金铜像，宝帐飞仙、真珠华佩，并是四天王天人所作。[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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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寺院装饰华丽、造像宏伟，是佛徒们的崇敬之所，但梁简文帝（公元560～565年在位）还是表达了对寺院不易接近的担忧，当时佛像只在佛诞日才会展示，随后佛像即被封存、寺门被关闭。他主张用严实的琉璃窗和细密的纱网阻挡扬尘和飞鸟即可，并不认为开放寺院会使佛像受损。从此以后，寺院开始向公众开放[62]。另一方面，为了约束这些宗教行为的过分奢华和浪费，政府也会发布一些禁令，如刘宋元嘉十二年（公元435年）和昇明二年（公元478年）就两次要求须经许可才能建寺和造像[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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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中还提到了一些石、木、漆制作的大型佛像，六朝末年还出现了巨大的织物造像。武成二年（公元560年），北周孝明帝用布做成一尊21尺高的毗卢遮那像，周武帝（公元560～563年在位）用织锦做成一尊16尺高的释迦牟尼像，四周有像220个。同样还是周武帝，在建德三年（公元574年）宣称佛在心中敬，无知百姓不必耗费太甚，并下令销毁了所有的佛像[64]。随着承光元年（公元577年）北齐的灭亡，这次灭佛也扩展到了北朝的东部地区，僧尼被迫还俗，佛像被毁。到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攻克南朝之时，隋朝解除了灭佛的禁令，因此南方地区逃过了那次劫难。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佛教艺术遗存大多数还是在北方，而不是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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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现存铜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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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目光从文献转到现存实物，我们会发现很多疑为批量制作的发愿小铜像，大多数鎏金，高度在8厘米～30厘米之间，主要供信众个人礼佛，祈愿为家人带来神佑与好运。定做这些佛像的人会获得许多功德，可以为故去的父母、亲属祈福，也可为家人甚至所有众生寻求解脱[65]。佛像的制作日期以及供养人的姓名往往刻在基座的前面，这也许意味着佛像主要是用于公共展示的，而不是在家里使用的。不过，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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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很多其他形式的佛像一样，这种小件铜佛像几乎都发现在北方地区，主要在河北和山东，其次是山西和陕西。也发现过几件传为南朝刘宋的佛像，但它们是特例，而且其中几件的真伪还值得怀疑[67]。当然，这些佛像很多都是在南方铸造的，如南齐明帝（公元494～498年在位）曾铸金铜像一千件[68]。如前所述，南方在这方面的青铜消费可能会加剧因金属短缺而致的经济困境。虽然这种状况可能是南方铜像稀少的原因，但它无法解释为何北方其他地区也没出现这些佛像。在这里我们应该看到材质选用上的地区差异，北朝东部地区偏好于用青铜而不是石头或其他材质制作这样的发愿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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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阶段，佛陀和其他佛像要么为坐姿（几乎都是佛陀像，但也包括弥勒），要么为立姿。目前所知最早的纪年佛像是后赵建武四年（公元338年）的佛像（图13.18）[69]。在河北保定也收集了一件类似的早期坐佛像，是一件高13.4厘米的鎏金铜佛，可能是公元4世纪制作的。佛以结跏趺坐的姿势坐于狮座上，大肉髻、圆肩、头略前倾、面露微笑、手作禅定印。袈裟为圆领，在前面形成U形的对称圆弧。衣褶从肩部延至肘部，断面呈阶梯状，在腕部外撇。袈裟完全覆盖双腿。基座为方形，双狮坐于两端。佛像后面有低矮的圆形背光，背光顶部有一尊化佛，坐于莲花座上，两侧有飞天。莲花座、化佛和飞天是分别铸造后焊接到背光上的，然后用两根杆子与佛像相连。有迹象表明，整尊佛像最先是安在一个平台上的，很可能原本还做出了双腿[70]。当初造像时，该佛像可能与1975年甘肃泾川出土的佛像相似，有台座、项光和背光，也有华盖（图13.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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