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974807
1706974808
图13.18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Avery Brundage藏鎏金铜佛像（公元338年，摹本）
1706974809
1706974810
1706974811
1706974812
1706974813
图13.19 甘肃泾川县铜佛像
1706974814
1706974815
甘肃坐佛在很多方面反映了小铜佛的早期形态，如背光矮粗、狮形基座，整像置于方形台子上，下面还有一个模仿榻（如第八章所述）的基座，这时的榻较为厚重，有的榻足外撇。榻足上有的刻有菩萨或供养人像，足或横梁上往往还刻有发愿文。
1706974816
1706974817
在河北和内蒙古发现了一些北魏时期的坐佛，袈裟的领子较为宽松，右手从其上缘伸出，即采取了“引号变形”的穿着方式。有两件佛像的右手作施无畏印，袈裟搭在左肩上，然后下垂至左臂，再用左手握住一角。袈裟里面的上衣在身前呈一定的角度倾斜，露出右肩和右胸[72]。这些佛像开始注重对台座、榻以及“束腰”的装饰（“束腰”即台子与榻之间的部分），轮廓略似沙漏形，这种造型一直是六朝佛像的一个特征（图13.20）。
1706974818
1706974819
1706974820
1706974821
1706974822
图13.20 内蒙古出土鎏金铜佛像（公元484年）
1706974823
1706974824
佛像的另一种基本姿势是立姿，一般用于佛陀像或观音像，后者通常右手持一支长枝的莲花蕾，否则以头上是否有冠而不是肉髻来判断是否为观音。立像的背光并非一直垂到最底部，而一般只到膝下，常立于覆莲座上，莲座再置于榻上，佛像的外观与前述坐佛一样呈沙漏形（图13.21）。久而久之，背光的形状变得更加修长，呈树叶形（也称为舟形），顶部变尖（图13.22）。项光上常有莲花纹，或各种题材的同心圆装饰。背光上开始出现火焰状纹饰，这是一种更为繁缛的装饰，火焰突出于背光边缘。榻足也变得更为修长，不再外撇，足的内缘和断面上有的有卷云纹，与当时居室内的榻非常相似。背光的背面偶尔也会有佛像，如一尊太和十三年（公元489年）的佛像背光背面有一身高浮雕的思维菩萨像[73]。
1706974825
1706974826
1706974827
1706974828
1706974829
图13.21 山东博兴出土铜佛像（太和八年，公元484年）
1706974830
1706974831
1706974832
1706974833
1706974834
图13.22 背光形态的变化
1706974835
1706974836
历史背景最有意思的一件佛像发现于陕西宝鸡，纪年为宣政元年（公元578年），属北周末年。它是杨坚建隋前三年所作，当时杨坚任大司马和南兖州（今安徽）总管之职，这件佛像为何发现在宝鸡就成了一个问题。佛像刻铭为：“宣政元年□月九日，大司马弟子杨坚及大小属眷等，为皇祚隆胜、愿民居善地、永就脱离苦渊、□□生佛国，敬造佛法像一堪，永供记。”[74]这件佛像高19.5厘米，造型与其他佛像都不同，是一尊带有两个胁侍的立像，背部没有背光，但有一个矮粗的舟形项光，两个胁侍形如翅膀，外观呈三联状。基座呈梯形。在佛像的后面，顶部刻有一座带有菩提树的佛塔，塔的一侧有两位女子像，另一侧有两位男子像；中间刻有一座寺院；最下栏是一座小型楼阁，楼阁内有一坐佛，众弟子站立于阁外。
1706974837
1706974838
铜像在镀金之前要经过铸、挫、磨、凿、刻等工序，要使用复合沙模，还要焊接构件、镌刻细部、添加饰物。这种小型铜像的制作工艺是逐渐复杂化的，比如在有些佛像的背光两侧凿孔，用来安置飞天，使飞天看似在空中飞翔。东魏时期开始使用双层的基座[75]。这些佛像应该是按照多种规格批量生产的，以适应不同信众的需求。由于佛像并不葬在墓中，而且材质本身具有价值，可以熔化用作他途，所以现存佛像应该只是原有的一小部分。现存的佛像来自个人收藏、零星发现以及一些窖藏之中，这些窖藏可能与建德四年（公元575年）的北周灭佛或隋末动乱有关[76]。最大的一次发现是在山东博兴的一处窖藏中，出土了一百多件造像，内有96件佛像，其中44件有铭文、39件有纪年，其中还有一件有开皇十一年（公元591年）纪年的老子像。通过这次发现，我们可以就佛像的风格和信仰的变化问题进行一些讨论，可以分为三个阶段[77]。
1706974839
1706974840
第一阶段（公元487～497年）的佛像既有坐姿的观音像、释迦像，也有立姿的弥勒像。佛像有较小的球形肉髻，通肩袈裟，衣褶闭合，这种样式在兴和四年（公元542年）以后不见。观音像头戴三山冠，上身袒露，身戴璎珞和披肩，手持长枝莲花蕾，衣褶呈对称状扇形外撇，这种衣褶此后变为竖线状。
1706974841
1706974842
第二阶段（公元497～550年），坐像少见，立像增多，有的是单像，有的带有两个胁侍菩萨像。佛的肉髻变得肥大，袈裟外张，下缘外张成对称的波浪纹。观音像作施无畏印，而且两个胁侍菩萨像开始出现与愿印。观音面相变得瘦削，冠帽两侧有流苏，呈锯齿形。这个阶段的袈裟从胸前穿过，然后在身侧两臂上卷；长裙变为宽边锯齿式。到六朝末期，锯齿式渐不流行。
1706974843
1706974844
第三阶段（公元550～603年），单独的立佛成为最常见的形式，但一佛两个胁侍菩萨的组合也同样常见。肉髻变得更加肥大，以前通常缺失的白毫也变大了。这个时期的佛像身穿通肩袈裟，内衣可见。袈裟的下缘收缩，衣褶减少；到六朝末期，衣褶几乎消失。
1706974845
1706974846
至于菩萨像的数量，在这几个阶段里呈增长之势，有单独的立姿菩萨、立姿观音，以及带有两个胁侍菩萨的观音。从永安三年（公元530年）开始，后一种菩萨像更为常见。冠帽除了三山冠，还有花形冠、三珠冠。肉髻两侧垂有流苏。这些造像身着袈裟和大量的珠宝装饰，衣裙起褶。菩萨的手印有施无畏印、与愿印，或手持莲蕾、摩尼宝珠或小净瓶。
1706974847
1706974848
在这三个阶段里，背光也经历了明显的变化，从相当粗矮变为长宽相当，从钝头变为窄长的尖头。
1706974849
1706974850
有些鎏金的供养铜器相当复杂，在西安南部发现了一件非常精致的佛坛，上有“开皇四年”（公元584年）的纪年。由莲花座上的阿弥陀佛，以及两个胁侍菩萨（观音和大势至）和两个金刚力士组成，众像之间有一座博山炉。众像所在的榻上有一低矮的栏杆，前后开口，榻下有双狮，蹲坐于前足旁边。这组造像只有41厘米高，但细部刻画和制作工艺都非常精致[78]。
1706974851
1706974852
这些小型造像尽管尺寸不大，但被赋予了巨大的法力，因此不可等闲视之。据说有一件铜像由于没有如约镀金而发怒，结果致死了主人的独子，然后自己镀金[79]。又有盗贼从寺院里偷窃小件造像，结果死得很惨[80]。这些造像也会因造福于人而受到褒扬，因此无疑是顶礼膜拜的对象。此类关于佛像的典故表明，人们相信这些佛像是具有个性的强有力的独立体，而不是卓越神性的被动的替代品[81]。
1706974853
1706974854
这些造像在几个世纪里经历的诸多风格变化，同样体现在当时的石雕作品之中。
1706974855
1706974856
6.石造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