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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24 安徽亳县造像碑（公元56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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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静芬（Dorothy Wong）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佛教对这种造像碑形式的采用是比较缓慢的，但它标志着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这种石板在中国文化中是一种象征性的形式，最初意味着一个团体。在东汉时期，经过加工的平坦石头以正统儒家传统的纪念碑形式出现，有的不做装饰，有的饰有龙纹，上刻一些重要的敕令与事件，用于纪念德行高尚的官员，或用作丧葬纪念碑。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官方版本的儒家经典被刊刻于石。由于与精英学者和官僚阶层相关，这种石碑又具有新的重要性和社会地位。佛教思想与传统文化的成功融合，以及官僚阶层对佛教的接受，是石碑得以在佛教里流行的关键因素。随着佛教在中国获得认同，并在国家统一上发挥重要作用，佛教造像碑便开始大量出现，在某种意义上，它已经接受了正统的儒家传统。直到公元7世纪的唐代，石碑才恢复到它最初的用途，只有刻铭，而无图像[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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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佛教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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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体石佛像源自有着大型背光的高浮雕造像，所以存在从石碑向单体像的转变。实心的背光后部偶尔有线刻的佛传故事或其他的佛教内容。这种形式的造像在公元5世纪初北凉统治下的西北地区开始出现，到公元5世纪末的北魏统治下，对这种造像的礼拜扩展到了整个北方。凉州工匠被强行迁徙到北魏都城和其他地区，可能是这种造像工艺传播的原因[90]。石碑既可以立在寺外，也可以立在寺内，而圆雕像很可能只是为寺庙而造的。正因为如此，这些佛像往往发现在古代的寺庙遗址里，一般的遗址报告都会追溯几个世纪以来的寺庙历史[91]。在很多情况下，这些造像似乎是被有意掩埋的，其中的一些损毁可能在被掩埋之前就已经有了。此外，许多报告都认为窖藏佛像的原因是北魏太武帝灭佛（太平真君年间）、北周武帝灭佛（公元6世纪70年代），或唐会昌五年（公元845年）的灭佛，佛像上的纪年为埋藏发生的时间提供了年代上限；也有人认为，朝代更替时期的动乱也是导致寺庙被毁、法器被埋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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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青铜造像一样，这些窖藏佛像的一个重要价值（特别是当有足够的纪年物时）就是，让我们有可能对佛教信仰以及佛像的风格发展历程做一些讨论。例如，1954年在曲阳发掘的古修德寺遗址出土了2200件物品，其中429件纪年在北魏正光元年（公元520年）至唐天宝九年（公元750年）之间[92]。纪年佛像一般都是小型作品，高20厘米～30厘米，制作不及大型佛像精良，因此这些纪年佛像还是无法让我们对大型佛像的特质了解更多；不过，还是有助于我们探讨某些方面的发展变化。在表现风格上，佛和其他造像都是从修长向矮胖发展，袈裟从厚重向贴体薄衣发展，衣褶也逐渐简化，面相从悲悯庄严向亲切慈祥发展。北魏注重袈裟的衣褶与形体的统一，而北齐造像强调形体的丰壮，简化了服饰。这种向自然人体美发展的趋势到唐代达到了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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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修德寺的造像来看，释迦牟尼和弥勒是北魏时期的主尊，但逐渐被阿弥陀佛所取代，同时菩萨的数量逐渐增加。在这组造像中，阿弥陀佛最早出现于北齐，到隋代时，数量超过了弥勒。北魏时期的菩萨占了所有造像的35%，东魏时期占75%，北齐时期占82%，到隋代则占了93%。这座寺庙对菩萨的重视或许表明信徒主要是平民，这一点与龙门、云冈、响堂山有所不同。阿弥陀佛渐趋重要的现象则与当时净土信仰的逐渐流行相关[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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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在山东青州古龙兴寺遗址发现的窖藏是一次引起轰动的佛教艺术品的重大发现[94]。窖藏坑长8.7米，宽6.8米，深3.45米，位于寺庙中轴线上主殿的后面，发现了从北魏至宋代的400多件残损的造像和石碑。在这个年代范围内的窖藏是无法用史载的灭佛事件来解释的。该窖藏可能曾长期用于储藏受损或替换的造像，不过这个问题只有当遗址的地层关系弄清之后才能有个明确答案。95%的造像是石灰岩制成的，也出土了大理石、花岗石、陶、铁、泥和木质的造像，不过只有石质造像保存完好。有意思的是，一些彩绘造像也得以保存下来，这是了解古代造像原貌的难得一见的发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件北齐佛像，在朱红色底色上，以红、蓝、绿、赭、黄、黑等色描绘了多种场景，其中一幅绘有身着中亚服装，长着络腮胡子的男子[95]。这种场景的含义还有待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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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其他重要造像还有在诸城[96]、临沂[97]、济南[98]，以及博兴的大型寺庙遗址[99]、无棣窖藏[100]的发现。在无棣窖藏发现的七件大理石造像中有四件纪年像，它们排列整齐，明显是有意埋藏的，埋藏的时间可能是在北周攻克北齐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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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不寻常的一批造像是现存于青岛博物馆的四件，最先发现于淄川的龙泉寺或幸福寺，后来迁往青岛。这批造像包括两件佛像，分别高5.28米和5.85米，以及两件僧人像，均高3米。造像由石灰岩制成，各重20吨左右[101]。从博物馆的后墙看过去，这些巨像着实相当令人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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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蔚县发现了一尊带有背光的坐佛，有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年）的纪年（图13.25）[102]。这尊佛像高60.5厘米，由灰褐色砂岩制成。佛的袈裟很明显是格里斯沃德所说的袒露式，尾端搭过左肩，双手施禅定印。背光上有两圈化佛，两尊胁侍菩萨分立左右。基座中央刻有一件香炉，两侧有男女供养人形象，穿着典型的北魏供养人服饰，表现出鲜卑文化的影响。有些供养人原本在旁边的花边上刻有名字，但字迹已经漫漶不清。象首和象鼻形成了基座的两条前足。造像背面的刻铭损毁严重，内容可能是祈愿供养人的父母与皇帝共享造此像的功德，这是一种标准的发愿文格式。与小型青铜造像的情况一样，这些造像的供养人常为个人，或者充其量是一个家庭；这种造像又与造像碑的情况不同，不属于邑社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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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25 河北蔚县石佛像（公元4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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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造像窖藏在东魏北齐的西部地区也有发现。在太原附近的两处遗址里出土了30件左右造像，其中一件坐佛有兴和二年（公元540年）的纪年。袒露式的袈裟呈曲形变形，袈裟下缘似瀑布垂下覆盖基座，衣褶呈螺旋状。基座上有两只相对的狮子，中间为一博山炉[103]。此地往东不远的昔阳也发现了13件东魏、北齐时期的造像，其中9件用深色砂岩制成，4件用大理石制成。这批造像与前述造像相比，制作较为粗糙。背光似乎未作装饰，衣褶也只是随意地处理——这些特征显然反映了一种更加乡土化的艺术[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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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西南部垣曲县的一座古寺院基址中，发现了一件有大统十四年（公元548年）纪年的西魏基座，该寺始建于西魏时期，民国早期改成一所小学[105]。基座只有42厘米高，正面凿有一龛，龛内有释迦、多宝二佛，后者施说法印，正在说法；二佛均坐于莲花座上，各有背光，还有两位胁侍菩萨、三位比丘在旁听法。基座两侧的小龛内分别置一尊单佛和胁侍菩萨。主龛的两侧均有刻铭题记，标明供养人是西魏、北周的高级军官杨标，曾在东南前线驻防[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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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侧题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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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大魏大统十四年岁次戊辰七月庚寅朔，廿一日庚戌（公元548年8月10日），使持节、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大都督、建州、邵郡、河阳、河内、汲郡、黎阳诸军事、散骑常侍、华阴县开国侯、恒农杨标，仰惟慈重欲报□极[107]，遂采石名山上，为考仪同□、妣郡君，敬造释迦牟尼像一区，高八尺，真应既崇，容仪圆备，若夫起像，相迎须发，自堕固以同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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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侧题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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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志既果，爰发洪愿，愿圣主祚昌万叶，大丞相肃清无外，考仪同妣郡君神生净土，漏尽解脱，先师七世存亡，眷属共事，智识广及一切，值佛闻法，同超彼岸。乃作颂曰：顾复之重欲报实深，采石名山，妙匠是勘，应形八尺，仪比真金，相好圆满，非浮非沉。既同起像，相迎须鬓，君王道广，黔黎祇慎，□□考妣，神生净信，爰及眷类，同归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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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大多数这类题记，这篇题记更为详尽，不过也仅仅反映了一种造像的虔敬之心。杨标曾经据守在西魏、北周函谷关外的边境，但由于轻敌和疏于防范，战死于保定四年（公元564年），也就是发愿造此像之后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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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附近的古代艺术馆（即古关林庙）收藏了大量发现于这个地区的造像。临近的龙门石窟是宗教和艺术活动的中心，但在洛阳作为都城的时期，洛阳城内寺院众多，其中有单体石像、造像碑、石经幢以及石塔。古代艺术馆收藏的造像中，有一尊发现于偃师的交脚弥勒像，高35厘米，有两个胁侍菩萨，以及半神半人像和供养人像，有舟形背光，风格与龙门古阳洞造像风格非常相似[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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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发现了八件雕像，都是公元6世纪前半叶的作品。其中七件是佛坛式雕像，上面的佛像或坐或立，在由舟形背光、龛或方框组成的背屏上贴有胁侍菩萨。背光上饰各种火焰纹或化佛。虽然这些雕像在风格上有相似之处，但也有明显的差异，没有两件完全相同。另一件是一尊菩萨的躯干，有“永熙二年”（公元533年）的纪年[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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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作为另一个佛教中心，也发现了大量北魏时期的佛教雕像，后来都被陕西省博物馆收藏[110]。有一件纪年于北魏永平二年（公元509年）的坐佛，坐在阶梯式的基座上，后有一个大型的雕刻华丽的背光，旁有两个很小的胁侍菩萨。背面是精心雕刻的平面浅浮雕佛像和弟子像。另一件类似的雕像有皇兴五年（公元471年）的纪年，奥黛莉·史拜罗（Audrey Spiro）对此做过详细的描述；背面浮雕燃灯佛的本生故事[111]。另一件北魏时期的雕像是一通造像碑，四面均刻有大小佛像，数量近百，还刻有三个上下排列的佛龛，这通造像碑高1.73米，重900公斤左右。在位于隋都长安城南门外的正觉寺遗址里，出土了11件雕像作品，但在质量上有很大的差异。这些雕像作品同样能看出在隋末战乱中受损，然后被掩埋的迹象。其中一尊带有两位胁侍、一位比丘和一位弟子的佛像由砂岩制成，制作非常粗糙。但在另一方面，一件具有秣菟罗风格的螺发佛头，一件观音头，一个躯干以及一个供养人像均为大理石制成，制作要精细得多。很明显，造像的材质和工艺会随着供养的规模而变化，并且能够进行适时的调整。也就是说，风格并不仅仅只是年代变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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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地区的发现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已经发现了数百件雕像作品，最早发现于1882年，最晚发现于1995年。雕像出自一座寺庙遗址以及成都和附近的其他遗址，这座寺庙历经南朝到明代的几个世纪，寺名也各不相同。这批雕像中有些带有南齐和南梁的纪年，可以为探讨南朝的造像传统提供佐证，所以显得尤为重要[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