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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22 背光形态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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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背景最有意思的一件佛像发现于陕西宝鸡，纪年为宣政元年（公元578年），属北周末年。它是杨坚建隋前三年所作，当时杨坚任大司马和南兖州（今安徽）总管之职，这件佛像为何发现在宝鸡就成了一个问题。佛像刻铭为：“宣政元年□月九日，大司马弟子杨坚及大小属眷等，为皇祚隆胜、愿民居善地、永就脱离苦渊、□□生佛国，敬造佛法像一堪，永供记。”[74]这件佛像高19.5厘米，造型与其他佛像都不同，是一尊带有两个胁侍的立像，背部没有背光，但有一个矮粗的舟形项光，两个胁侍形如翅膀，外观呈三联状。基座呈梯形。在佛像的后面，顶部刻有一座带有菩提树的佛塔，塔的一侧有两位女子像，另一侧有两位男子像；中间刻有一座寺院；最下栏是一座小型楼阁，楼阁内有一坐佛，众弟子站立于阁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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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像在镀金之前要经过铸、挫、磨、凿、刻等工序，要使用复合沙模，还要焊接构件、镌刻细部、添加饰物。这种小型铜像的制作工艺是逐渐复杂化的，比如在有些佛像的背光两侧凿孔，用来安置飞天，使飞天看似在空中飞翔。东魏时期开始使用双层的基座[75]。这些佛像应该是按照多种规格批量生产的，以适应不同信众的需求。由于佛像并不葬在墓中，而且材质本身具有价值，可以熔化用作他途，所以现存佛像应该只是原有的一小部分。现存的佛像来自个人收藏、零星发现以及一些窖藏之中，这些窖藏可能与建德四年（公元575年）的北周灭佛或隋末动乱有关[76]。最大的一次发现是在山东博兴的一处窖藏中，出土了一百多件造像，内有96件佛像，其中44件有铭文、39件有纪年，其中还有一件有开皇十一年（公元591年）纪年的老子像。通过这次发现，我们可以就佛像的风格和信仰的变化问题进行一些讨论，可以分为三个阶段[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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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公元487～497年）的佛像既有坐姿的观音像、释迦像，也有立姿的弥勒像。佛像有较小的球形肉髻，通肩袈裟，衣褶闭合，这种样式在兴和四年（公元542年）以后不见。观音像头戴三山冠，上身袒露，身戴璎珞和披肩，手持长枝莲花蕾，衣褶呈对称状扇形外撇，这种衣褶此后变为竖线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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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公元497～550年），坐像少见，立像增多，有的是单像，有的带有两个胁侍菩萨像。佛的肉髻变得肥大，袈裟外张，下缘外张成对称的波浪纹。观音像作施无畏印，而且两个胁侍菩萨像开始出现与愿印。观音面相变得瘦削，冠帽两侧有流苏，呈锯齿形。这个阶段的袈裟从胸前穿过，然后在身侧两臂上卷；长裙变为宽边锯齿式。到六朝末期，锯齿式渐不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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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公元550～603年），单独的立佛成为最常见的形式，但一佛两个胁侍菩萨的组合也同样常见。肉髻变得更加肥大，以前通常缺失的白毫也变大了。这个时期的佛像身穿通肩袈裟，内衣可见。袈裟的下缘收缩，衣褶减少；到六朝末期，衣褶几乎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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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菩萨像的数量，在这几个阶段里呈增长之势，有单独的立姿菩萨、立姿观音，以及带有两个胁侍菩萨的观音。从永安三年（公元530年）开始，后一种菩萨像更为常见。冠帽除了三山冠，还有花形冠、三珠冠。肉髻两侧垂有流苏。这些造像身着袈裟和大量的珠宝装饰，衣裙起褶。菩萨的手印有施无畏印、与愿印，或手持莲蕾、摩尼宝珠或小净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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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三个阶段里，背光也经历了明显的变化，从相当粗矮变为长宽相当，从钝头变为窄长的尖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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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鎏金的供养铜器相当复杂，在西安南部发现了一件非常精致的佛坛，上有“开皇四年”（公元584年）的纪年。由莲花座上的阿弥陀佛，以及两个胁侍菩萨（观音和大势至）和两个金刚力士组成，众像之间有一座博山炉。众像所在的榻上有一低矮的栏杆，前后开口，榻下有双狮，蹲坐于前足旁边。这组造像只有41厘米高，但细部刻画和制作工艺都非常精致[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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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小型造像尽管尺寸不大，但被赋予了巨大的法力，因此不可等闲视之。据说有一件铜像由于没有如约镀金而发怒，结果致死了主人的独子，然后自己镀金[79]。又有盗贼从寺院里偷窃小件造像，结果死得很惨[80]。这些造像也会因造福于人而受到褒扬，因此无疑是顶礼膜拜的对象。此类关于佛像的典故表明，人们相信这些佛像是具有个性的强有力的独立体，而不是卓越神性的被动的替代品[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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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造像在几个世纪里经历的诸多风格变化，同样体现在当时的石雕作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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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石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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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的石质佛教造像艺术主要以造像碑、单体造像或石窟寺（石刻或泥塑）造像的形式出现。与青铜造像一样，石质佛教造像主要出现在北方，大部分发现于山东、河北、河南、陕西、山西、甘肃、宁夏，以及南至四川的地区。江苏和安徽的少数几例也发现于其偏北地区，石像上常带有北方朝代的纪年文字。四川是一个例外，有一些带有南朝朝代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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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佛教造像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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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概括什么是碑，因为样式实在太多。总的来说，造像碑是一种矩形的石头，每面都刻有小龛，龛内有浅浮雕造像，龛上部的龛楣上常有繁缛的装饰，造像碑的尺寸相对较小[82]。这种碑一般高1米～3米，上有礼拜神像、浮雕的佛传故事、西方极乐世界场景、供养人的姓名和形象，以及包括了供养人宗教见解的发愿文字，这些发愿文被认为是“热忱宗教信仰的明确表述”[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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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佛教图像和符号刻在石碑上始于公元5世纪。根据碑上的发愿文，这些石碑叫“造像碑”，此处指有图像或雕刻的石碑。出资人有贵族和富人，但大多数是被称为“邑”或“邑社”的北方乡镇宗教团体，由年长者领导，并有僧人作为精神导师；石碑成为村社的标志[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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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出资建造这样的石碑可以获得功德，但造碑的实际目的是为献祭、巡行等宗教仪式建立道场。这种道场可以替代那些乡村社会无力建造的昂贵的寺庙。而这种石碑，尤其是刻有流行经文内容者，也可以被众多往来于村落之间的行脚僧用为布道的辅助。为了这种目的，几百年间可能制作了数以千计的石碑[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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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已有两百多座佛教造像碑见诸报道，其中一百多座都在陕西耀县（今铜川市耀州区），大部分都是1949年以前由一位叫雷天乙的收藏家所藏，现藏于药王山碑林。多数石碑的出处已不可考，但很可能来自长安以北的耀县、三原地区。少数石碑表现出某些道教的特征，也许反映了当时的佛、道融合现象[86]。另一个特征是，供养人名单中有一些非汉族的人名，可能是羌族人。供养人名单是研究当时社会的极好资料[87]。这些造像碑中，最早的纪年是北魏始光元年（公元424年），最晚的是唐总章二年（公元66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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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造像碑有着明显的地域性特征。例如，陕西石碑趋于保守，具有乡土气息，制作一般较为粗糙，长安石碑一般制作复杂而精细，由石灰岩或泛红色的致密砂岩制成；而在北朝东部的河北、山东，以及江苏北部，都发现了大理石制作的造像碑[88]。在近年来发表的20座有纪年的公元6世纪造像碑中，大多数造像碑的主尊都是释迦牟尼，也有弥勒，还有一尊阿弥陀佛和一尊观音菩萨。这些造像在碑上的布局各不相同，有的是一个大龛，有的是一上一下两个龛，有的是一个大龛周围环绕多个小龛。铭文刻在正面的正下部、两侧和背面，有的四面都有铭文。供养人列出姓名，或将姓名刻在所属人像的旁边。可见，这些造像碑的样式是相当多样的（图13.23、图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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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23 河南郑州造像碑（公元56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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