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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大多数这类题记，这篇题记更为详尽，不过也仅仅反映了一种造像的虔敬之心。杨标曾经据守在西魏、北周函谷关外的边境，但由于轻敌和疏于防范，战死于保定四年（公元564年），也就是发愿造此像之后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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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附近的古代艺术馆（即古关林庙）收藏了大量发现于这个地区的造像。临近的龙门石窟是宗教和艺术活动的中心，但在洛阳作为都城的时期，洛阳城内寺院众多，其中有单体石像、造像碑、石经幢以及石塔。古代艺术馆收藏的造像中，有一尊发现于偃师的交脚弥勒像，高35厘米，有两个胁侍菩萨，以及半神半人像和供养人像，有舟形背光，风格与龙门古阳洞造像风格非常相似[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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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发现了八件雕像，都是公元6世纪前半叶的作品。其中七件是佛坛式雕像，上面的佛像或坐或立，在由舟形背光、龛或方框组成的背屏上贴有胁侍菩萨。背光上饰各种火焰纹或化佛。虽然这些雕像在风格上有相似之处，但也有明显的差异，没有两件完全相同。另一件是一尊菩萨的躯干，有“永熙二年”（公元533年）的纪年[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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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作为另一个佛教中心，也发现了大量北魏时期的佛教雕像，后来都被陕西省博物馆收藏[110]。有一件纪年于北魏永平二年（公元509年）的坐佛，坐在阶梯式的基座上，后有一个大型的雕刻华丽的背光，旁有两个很小的胁侍菩萨。背面是精心雕刻的平面浅浮雕佛像和弟子像。另一件类似的雕像有皇兴五年（公元471年）的纪年，奥黛莉·史拜罗（Audrey Spiro）对此做过详细的描述；背面浮雕燃灯佛的本生故事[111]。另一件北魏时期的雕像是一通造像碑，四面均刻有大小佛像，数量近百，还刻有三个上下排列的佛龛，这通造像碑高1.73米，重900公斤左右。在位于隋都长安城南门外的正觉寺遗址里，出土了11件雕像作品，但在质量上有很大的差异。这些雕像作品同样能看出在隋末战乱中受损，然后被掩埋的迹象。其中一尊带有两位胁侍、一位比丘和一位弟子的佛像由砂岩制成，制作非常粗糙。但在另一方面，一件具有秣菟罗风格的螺发佛头，一件观音头，一个躯干以及一个供养人像均为大理石制成，制作要精细得多。很明显，造像的材质和工艺会随着供养的规模而变化，并且能够进行适时的调整。也就是说，风格并不仅仅只是年代变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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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地区的发现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已经发现了数百件雕像作品，最早发现于1882年，最晚发现于1995年。雕像出自一座寺庙遗址以及成都和附近的其他遗址，这座寺庙历经南朝到明代的几个世纪，寺名也各不相同。这批雕像中有些带有南齐和南梁的纪年，可以为探讨南朝的造像传统提供佐证，所以显得尤为重要[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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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的发现包括造像碑、单体造像，以及带有舟形背光的高浮雕造像。最后一种雕像中，最早的纪年是南齐永明八年（公元490年），是一尊带有两个胁侍菩萨的坐佛，后有大型背光，背光已局部损毁，上面刻有化佛和飞天。佛像有一个明显由莲瓣组成的项光，身穿系带的内衣，外穿所谓“褒衣博带”式的宽松袈裟。袈裟衣褶层层覆盖于佛座之上，整个佛像呈现出当时典型的“秀骨清像”风格。1955年在西安路遗址发现的造像均为红色砂岩制成，上有红白色或紫色的彩绘，局部鎏金。主要造像是单体造像，其余为浅浮雕背景的高浮雕[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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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尊无纪年的单体造像非常引人注目。佛像立于覆莲座上，莲座下有一座香炉、一行戴鲜卑头饰的伎乐和狮子，背面有一尊被弟子和供养人环绕的小型坐佛。制作精致的项光上有一圈由莲瓣、联珠、小坐佛、飞天组成的纹饰以及一圈花卉图案。整像高82厘米。这座布局严谨、刻画细腻的造像是成都发现的众多造像的代表，表明这一地区的工艺达到了很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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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魏恭帝元年（公元554年），四川被纳入西魏—北周的版图，但此后的纪年造像（公元562～565年和公元567年）在风格上仍与此前相同。总的来说，成都造像的基础基本上源自南朝都城建康溯江而上的艺术传统[114]。不过这一观点仍然只是一种推测，还有待更多来自南朝的造像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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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佛教石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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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教入华之路上留下了石窟寺的发展足迹，经新疆，越河西走廊，再进入中国内地各处。这样的石窟寺遗址和摩崖石刻有数百处，其中很多直到近年才开始得到研究[115]。石窟寺常坐落于人迹罕至的偏远地区。除了雕像，石窟寺里还包含有佛教意义上的壁画或浮雕图像。克林凯特（Hans-Joachim Klimkeit）曾解释说，代表“佛土”的石窟寺意味着要远离俗世，个别供养人之外的大多数信众在进入这个宇宙和精神上的圣地时，都在沿着菩萨之路前行，它是一条通往解脱之路[116]。石窟之所以选址于偏远之地，可能也与一些习禅僧人（如敦煌的乐僔和云冈的昙曜）有关，他们在石窟的开凿上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17]。因此，石窟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崇佛的现象，这可能也是不惜巨资建造石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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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石窟寺的发展足迹从库车附近的克孜尔石窟[118]开始，到甘肃凉州附近的各石窟寺[119]、麦积山[120]，再到北魏早期都城平城（今大同）附近的云冈[121]。云冈石窟由53个洞窟组成，开凿于大同以西不远的武州河北岸、武州山南面的石灰岩层上。最早的洞窟第16～20窟，是在昙曜的建议下，于北魏和平初年开凿的。昙曜时任沙门统，即佛教首领[122]。云冈石窟第一期的特征是佛像都很大，分别高13.5米、15.6米、15.5米、16.8米和13.7米。据说这些大像是为北魏太祖以下五帝所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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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石窟还散见于北方多处，如山西太原附近的天龙山石窟[123]、响堂山石窟[124]和龙门石窟[125]。大多数的研究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些主要石窟寺上，不过数百件小型的石窟遗址也得到了研究[126]。六朝时期的南方地区极少开凿石窟，现存的两处分别位于南京的栖霞山（古摄山）[127]和浙江新昌的石城山，都开凿于公元5世纪末[128]。宿白认为，南北方石窟寺数量上的悬殊是由于两个地区佛教活动的本质不同所致。北方注重德业和禅观，故开凿窟龛，而南方重谈论，不重苦修，故兴建宏伟巨构的佛寺[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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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26 北凉小型石塔（公元428～42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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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小型石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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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佛教图像的讨论中，还有另一种形式的佛教雕像，即小型石塔，主要发现于河西走廊和塔里木盆地东部地区，显然这种雕像并未在东部地区流行（图13.26）[130]。通常与道教有关的六角形出现在这些石塔上，表明佛道两个信仰体系有着相互的渗透，也说明佛徒们在崇佛的同时，也充分吸收了中国旧有的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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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文明 二 道教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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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道教和道教仪式的实物证据难得一见，首先，因为有些道教徒认为很难用实实在在的图像去反映本质上无形的各种神仙，其次，道教本身也很难有一个比较准确的定义[131]。中国的民间信仰往往被笼统地称为道教，尽管其信仰活动也许与有组织的道教大不相同。正如巫鸿所说，道教的含义和内容因时代而变化，不同时代所谓的道教图像也不相同。在对早期道教艺术的研究中[132]，巫鸿着眼于公元2～3世纪初在中国西南地区至关重要的五斗米道，他很有说服力地将主要发现于四川的各种图像判读为这个教派的遗存[133]，包括崖墓中的某些雕刻，如摇钱树、某类铜镜，以及各种场景的图像和神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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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葬和石棺上浅浮雕的场景包括成对的龙、虎图案[134]，以及巫鸿所认为的死者图像，死者将要在鹿的引导下进入西王母所在的仙界[135]。巫鸿赞同那种将摇钱树称为“神树”更为恰当的说法；他详细描述了发现于成都的一件这样的摇钱树座，上面的图像描绘的是求仙之路[136]。巫鸿讨论的五斗米道艺术中，还包括一种“三段式神仙镜”图像[137]。铜镜的中段描绘的是西王母与东王公，这一点没有什么疑问；下段的连理树是一种神树，也令人信服；但对上段图像含义的解释，学者们的观点有所不同。上段描绘的是一个立于龟背上的华盖，旁立多人做向华盖礼拜状。巫鸿认为这幅图像反映了非偶像式的神化老子形象，礼拜的对象是华盖下的空座[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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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老子早在公元2世纪时就已经通过皇帝的旨意被神化了，但肖像直到公元5世纪才产生，公元6世纪才大量出现[139]。老子像是依据佛像来塑造的，并且无疑还因两种宗教的竞争而得以兴盛。有一件老子像为坐像，头戴道士冠，手持一种扇形物（有人认为它是用鹿尾制成的掸子或拂尘，即“麈尾”，据说清谈之士手持麈尾来助兴，这种习俗在公元4世纪的南京地区尤为流行）。与佛像不同的是，这种老子像有胡髭，有的还有一小撮络腮胡。这尊老子像的两侧各有一像，分别是尹喜和张道陵，尹喜是函谷关令，在老子出关时，得授《道德经》；张道陵是五斗米道的创立者[140]。一通纪年为孝昌三年（公元527年）的北魏石碑上，老子与道教神祇里非常重要的玉帝并坐，这种布局就像佛教里的释迦、多宝对坐[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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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通纪年为皇建二年（公元561年）的石碑上，老子头戴道冠，身着道袍，一手捋须，一手按膝。两位侍者站立两侧，下面是两只狮子。石碑的侧面和背面有肖像和造像铭，以及向七世祖先祈福的祈愿之词，这是对佛教发愿文的模仿[142]。这通石碑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前北京历史博物馆），但其最初来源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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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西耀县收藏的大量石碑中有一些佛道混合碑，对碑上图像的解释也各不相同[143]。阿部贤次（Stanley Abe）认为，这种混合式的雕像可能是两种宗教的信众共处一地时的创造，他们可能居住于主要城市之外的一些地区，而且造像的功德主也主要是平民，他们可能对这两种信仰分辨得不是很清楚[144]。神冢淑子同样认为，建造这种混合碑的供养人，以及自称为佛弟子而不是道教徒的供养人，可能将道教视为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佛教信仰的变种，他们并不在乎教义的不同，只求两种宗教的神祇都能实现他们的祈求[145]。另一方面，柏夷（Stephen Bokenkamp）主要针对北魏太和二十年（公元496年）造像碑所见道教灵宝经的影响，认为这些混合碑反映了道教对佛教的看法，道教认为佛教这种外来宗教是对他们的“道”的曲解。他提出，这些造像碑是在道教新教义迅速发展时期制作的，这些新的道教教义允许道教徒将佛教神祇当成“道”的化身来礼拜[146]。道教对佛教的敌视到六朝末年才开始出现[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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